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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刊群体研究

作者:索南多杰 来源:《故宫学刊》2024年总第27辑 时间:2026-09-08 08:30:45 点击数:
内容提要: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是我国佛典重要文献,本文通过对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刊群体的深入研究,从校刊时间、人员、职务、分工、兼职情况等进行分析,揭示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刊群体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考察了编纂群体成员在校刊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通过对他们的传记资料、清宫档案的梳理和分析,还原史实,并澄清了部分错误说法,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较为客观的书籍史料。
关键词:康熙版 藏文《甘珠尔》 校刊 校阅 监修 翻译


  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的校刊工程是清初期一项规模宏大、分工细致的文化盛举。它作为清代官刻的第一部《大藏经》,由皇帝敕命刊刻,开启了清代官修《大藏经》之风。又作为首部皇帝作序,藏、汉、满、蒙四体文字对照目录的藏文《大藏经》,在诸多藏文《大藏经》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体现了清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程中构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宏大愿景。它的编纂汇集了皇亲国戚,朝廷各部门的藏、汉、满、蒙官员,驻京查萨克喇嘛,以及通晓藏汉满蒙语言文字的翻译者参加,阵容强大,规模空前,其校刊群体由多个部门和职务的人员构成,各部门之间既明确地分工,又紧密地协作,共同确保了这一文化巨著的顺利刊行。
  一、校刊时间
  关于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刊刻时间,学界有三种不同说法,即始刻于康熙二十二年至三十一年(1683—1692);康熙二十二年至三十九年(1683—1700);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九年(1684—1700)。经本人考察确认为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始刻于康熙二十二年至三十一年(1683—1692),康熙三十九年(1700)二次补刻重刊。
  (一)初印时间
  关于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初刻时间,依据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的《请序疏》《复请序疏》《御制番藏经序》《总理监修大藏经》《职名》等内容和题本文末落款时间,以及其他史料文献综合分析,本人认为应初刻于康熙二十二年至三十一年(1683—1692)。据和硕裕亲王福全等七名大臣具奏的《请序疏》,题本首行为“和硕裕亲王臣福全等谨题为释藏名经奉命绣梓,恭请御制序文宣示永久事”,文末落款为“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具题,本月十八日奉旨,礼部详察典例确议具奏”。这说明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十六日恭请皇帝作序之前,释藏名经已奉皇帝之命绣梓,校勘工作已启动。同年(1683)八月十八日,据《复请序疏》,礼部奉旨详察典例确议具奏,题本段首为“礼部尚书臣介山等谨题为释藏名经奉命绣梓,恭请御制序文宣示永久事”,又一次提及“释藏名经奉命绣梓,恭请御制序文宣示永久事”。该题本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十九日到礼部。经礼部尚书介山、沙澄等十五名官员议定后,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九月初一日具奏康熙帝。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初四呈阅后,御批:“依议。”第二年,康熙帝御笔撰文《御制番藏经序》,文末落款时间为“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由此可确定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初刻时间应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而非康熙二十三年(1684)。
  (二)完成时间
  关于初刻完成时间,学界一直以来分歧较大,大部分学者将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的《职名》中“大清康熙三十九年四月吉日刊成”落款时间作为依据,但该时间并不可取。因为《职名》是1700年复刻版补充内容,并且在《职名》段首也明确写到“奉旨补造大藏经承造”几个字,“奉旨补造”,也是说明了该版并非为初刻,是补充修改后的印本。文末落款为“大清康熙三十九年四月吉日刊成”,此处“刊成”也就意为补刻完成。2022年西南民族大学巴多教授和张智瑜研究员对北京版《大藏经》雕版年代详细考证,并有新的史料发现。据二者摘译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第三般若经》后的藏文、蒙古文回向文,译文如下:“此众经藏《甘珠尔》,乃圣吉祥崇国寺,比丘印吧监佐等,众师徒者诚印造。祈愿圣神康熙帝,宝座永固如须弥。以此功德普回向,我及六道之父母,解脱恶趣之束缚,速速投生佛净土。教主文殊宗喀巴,隆兴政教之烈祖,福禄绵延无边际,吉祥如意用无穷,祝愿胜利。始于大清康熙第三十一年水猴年月水狗胜日,成于月土虎喜日。”在藏文回向文下有一行繁体汉文:“大清康熙三十一年仲夏朔日京都崇国寺格龙印吧监佐发心印造。”通过这份史料我们可获悉以下几点重要信息:一是康熙版藏文《甘珠尔》除了清内务府刻印外,在北京崇国寺也有藏经校勘活动,虽然无法断定崇国寺是否为初刻地点,但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崇国寺已完成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印经活动;二是文中两处提到了“印造”,即“圣吉祥崇国寺比丘印吧监佐等众师徒者诚印造”“京都崇国寺格龙印吧监佐发心印造”,“印造”二字释义为印刷制作,说明木刻版之前已造刻完备,此时已进入付梓阶段,故此推测,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刊刻完成时间应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左右。
  (三)修订或复刻时间
  康熙版藏文《甘珠尔》于康熙二十二年至三十一年(1683—1692)刊刻完成后,其后产生有1700年、1717年至1720年、1737年前后三种修订或复刻本。
  二、校刊的组织架构
  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刊的组织架构,主要分为监造、对看、校阅经文、对读经文、校阅序目录、监修六大部门。各部门的人员均是在保留原任部门和职务的基础上,根据《甘珠尔》校刊工作的需要,兼职担任此书校刊工作。
  在职务分工方面,校刊群体成员根据各自的专长和职责进行了明确的分工。监修人员负责全面监督校刊工作的进行,确保校刊质量;监造人员负责刊刻印刷和质量控制;校阅对读人员负责对文稿进行校对和审核;翻译誊录人员则负责将藏文原稿翻译成汉文并进行誊录整理。这些职务的分工使得校刊工作完整有序(表1)。
表1 校刊组织和人员结构
  三、校刊人员和分工
  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的校刊人员名单,在1700年修订版的目录中有明确记载。在《甘珠尔》目录一函中,除了《御制番藏经序》《请序疏》《复请序疏》《大藏经总目录》以外,还有《职名》《校阅经字喇嘛、对读经字喇嘛》《校阅序目录官》《总理监修大藏经》四份人员名单,较为详细记录了校刊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的人员名单。四份人员名单中除了《职名》以外,其余三份均没有落款日期。经对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编纂群体、《职名》文本落款时间以及人员衔名等综合考察发现,《校阅经字喇嘛、对读经字喇嘛》《校阅序目录官》《总理监修大藏经》三份人员名单为初刊人员名单,而《职名》为1700年参与复刻或修订人员名单。由此亦可说明,康熙版藏文《甘珠尔》1692年初刊完成以后,1700年又复刻修订完善。下面我们根据校刊人员名单和任务分工,对本次校刊部门和人员作考察分析。
  1.监造部门及人员
  监造部门是整个校刊工程的组织者和监督者,也是核心的领导团队。工作分工上由和硕裕亲王福全领衔,福全主要是担负了行政管理的职责,具体工作由唐古忒学司业阿勒卑忒胡等30人来完成。团队集合了来自内阁、礼部、刑部、都察院、工部、吏部、兵部、广善库、户部等多个部门的官员,涵盖了清廷10个部门的31人。经对监造官团队人员的衔职和生平考察发现他们是1700年复刻版校刊人员(表2)。
表2 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监造人员职名表
  总理监修及监造官为福全(1653—1703)。满洲镶白旗人,顺治帝第二子,康熙帝异母兄,母为宁悫妃董鄂氏。康熙六年(1667)正月,封为裕亲王、议政大臣。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敕令刊刻藏文《甘珠尔》,由福全来总理监修大藏经。福全作为康熙帝长兄和皇室成员,身份特殊,地位崇高,由其主持藏经校刊工作,说明了康熙帝对本次刊修藏经的高度重视。福全生于1653年,卒于1703年,他生前刊行有康熙版藏文《甘珠尔》1692年版、1700年复刻版两种版本。康熙二十二年(1683)具奏题本《请序疏》中记录有福全等七名大臣题名;1700年版《职名》又记载:“奉旨补造大藏经承造,和硕裕亲王福全。”由此可知,福全参与了两次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刊工作。在1683年兼任监修官,1700年兼任监造官。
  监造官阿勒卑忒胡,又称阿尔必特祜。康熙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1686—1697),以理藩院员外郎身份遣使往返于噶尔丹地区,负责处理达赖喇嘛和噶尔丹文书递送和翻译工作。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月,唐古忒司业兼任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监造官员。“唐古忒司业”是清理藩院下属的“唐古忒学”官职。清入关后,清朝为了加强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密切联系,顺治十四年(1657)在理藩院下设“唐古忒学”,每期各选人学习唐古忒,“唐古忒司业正六品俸”,“唐古忒学,司业、助教各一人,笔帖式蒙古四人”,负责翻译清朝皇帝颁赐给达赖喇嘛的圣旨,以及西藏地方报送清政府的一应文书。乾隆五年(1740),唐古忒助教被列为额设之官。另载康熙四十九年(1710)正月,康熙又“命教习唐古忒书之官员阿尔必特祜、乾清门侍卫拉锡等翻译,会同蒙古侍读学士、中书等修成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一部”,由此可见,阿勒卑忒胡是一位理藩院唐古忒学资深的翻译官,也是监造官员中除福全以外第二位重要人物。
  监造官舒辂,他塔喇氏,字坤亩,满洲正白旗人。历任内阁侍读学士,工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巡视台湾监察御史,西安粮道,河南按察使,广西、河南、陕西巡抚等职。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月,为内阁侍读学士,兼任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监造官。七月,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次年一月,因永定河泛水,任专理河工学士补工部右侍郎,十二月,任经筵讲官。
  监修官赫寿(?—1719),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初为笔帖式,继授内阁中书,迁内阁侍读。康熙三十九年(1700)兼任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监修官。四十三年(1704)十月,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四十五年(1706)二月,授侍郎,敕命纂修《玉牒》,任副总裁官。四十六年(1707)五月,充经筵讲官。五十六年(1717)四月,任理藩院尚书。
  监造官色德里,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月,任都察院监察御史,兼任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监造官。两年后,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四十三年(1704)三月,迁工部左侍郎。次年四月,据《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载,康熙帝赐“工部侍郎色德里等皇舆表各一部”。
  监造官温察,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月,以刑部郎中兼任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监造官。四十六年(1707)三月,为通政使司通政使,六月,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监造官六相,又称“刘相”。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月,工部郎中,兼任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监造官。五十年(1711),迁通政使司通政使。五十二年(1713)五月,朝廷遣往喀尔喀等处给赏蒙古老人。
  2.校阅经字喇嘛部门
  校阅经字喇嘛部门是校刊工程中的核心部门,由总管京都喇嘛班第查萨克大喇嘛墨尔根绰尔济、总管京都喇嘛班第查萨克大喇嘛番文总教习索诺穆绰尔济、唐古忒学番文副教习官石头等三名成员构成(表3)。
表3 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阅经字人员
  墨尔根绰尔济,他是校刊工作中最核心的人物。藏文名为印吧监佐(སྦྱིན་པ་རྒྱ་མཚོ།),但在康熙版藏文《甘珠尔》中记载有“大喇嘛墨尔根绰尔济”、“比丘印吧监佐”(དགེ་སློང་སྦྱིན་པ།)、“王舒克津巴格隆”(སྦྱིན་པ་དགེ་སློང་།)等比较散乱,极易混淆,但经考证实为“印吧监佐”不同汉文名称,可能是人名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音译差异。墨尔根绰尔济为巴周•金巴嘉措转世活佛,康熙三十七年(1698)六月初四日,赐封为“灌顶普慧弘善大国师”。顺治十四年(1657),曾任第四任蒙古锡勒图库伦查萨克大喇嘛。在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刊期间,任“总管京都查萨克大喇嘛”一职。此职务是康熙十八年(1679)为管理北京地区藏传佛教事务而设置。据《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载“凡喇嘛,有驻京喇嘛,驻京喇嘛,大者曰掌印查萨克大喇嘛,曰副掌印查萨克大喇嘛”,又据《钦定大清会典》“京师总管喇嘛班第查萨克大喇嘛一人,副查萨克大喇嘛一人”。由此可知,此处两位总管京都喇嘛查萨克大喇嘛按照名单排序,墨尔根绰尔济为掌印查萨克大喇嘛,索诺穆绰尔济为副掌印查萨克大喇嘛。此外,索诺穆绰尔济和石头还分别担任了番文总教习和副教习职务。此为理藩院唐古忒学的官职,据《钦定理藩部则例》:“凡京城掌印查萨克达喇嘛兼管宏仁寺事务暨管理唐古忒学事务。”这也更加明确说明了宏仁寺(即旃檀寺)除了藏传佛教寺院职能以外,还是京城掌印查萨克大喇嘛和唐古忒学事务管理机构。这座寺院始建于康熙四年(1665),起初名为旃檀寺,后更名为宏仁寺,总管京都喇嘛班第查萨克大喇嘛墨尔根绰尔济任职期间就在此主持京城喇嘛事务,并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负责了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的经文总校阅,其副手总管京都喇嘛班第查萨克大喇嘛(唐古忒学)番文总教习索诺穆绰尔济和唐古忒学番文副教习官石头,均在宏仁寺任职。综上分析,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的校阅经文办公地点应在理藩院下属总管京城喇嘛事务暨管理唐古忒学事务的藏传佛教寺院宏仁寺。校阅经文团队作为校刊工作的重要部门,在他们主持下对经文进行逐字逐句的审阅与校对,确保经文内容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3.对读经字喇嘛部门
  对读经字喇嘛团队是此次校刊工作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团队,以根敦达尔扎格龙为首,共由39名喇嘛组成(表4)。
表4 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对读经字人员
  对读经字喇嘛人员来源在《职名》中没有明确记载,但经本人分析和推断,很有可能是驻京的宏仁寺(旃檀寺)或崇国寺僧人。首先,对读经字喇嘛是由校阅经字喇嘛墨尔根绰尔济、索诺穆绰尔济、石头三人直接领导,他们均为宏仁寺主要负责人。其次,对读经字喇嘛名单中最后一名也是唐古忒学的番文官学生,这也可能说明了这批对读经字喇嘛由宏仁寺的格龙和唐古忒番文学生组成。最后,对读经字喇嘛也有可能是崇国寺僧人,1683年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初印本的《第三般若经》后的藏文、蒙古文回向文记载:“此众经藏《甘珠尔》,乃圣吉祥崇国寺,比丘印吧监佐等,众师徒者诚印造。”此处“崇国寺……众师徒者诚印造”可能意指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刊僧人主要源自崇国寺僧人。
  4.对看喇嘛
  对看喇嘛团队以章嘉胡图图为首,共有7名成员。经对这份名单人员衔名和文末落款的时间考察分析发现,该名单为1700年复刻版增补人员名单(表5)。
表5 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对看喇嘛职名表
  其中“章嘉胡图图”,指二世章嘉阿旺洛桑确丹(1642—1714)。在西藏学法二十二年后,二世章嘉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回到了青海的母寺郭隆寺。康熙二十五年(1686),在甘丹寺第四十四任赤巴罗追嘉措的邀请下,协同清廷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一起到蒙古处理了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与查萨克图汗纷争。在他们努力斡旋下,查萨克图汗部与土谢图汗部在库伦伯勒齐尔顺利会盟,最终达成和平协议,重归于好。康熙二十六年(1687),他首次赴京向康熙帝奏报“库伦伯勒齐尔会盟”情况,之后又有两次被康熙帝召见。其中康熙三十三年(1694)第三次召见后,被任命为驻京查萨克大喇嘛,受封“呼图克图”称号,并奉旨参与完成了康熙藏文《大藏经》的对看工作。二世章嘉阿旺洛桑确丹出生于1642年,卒于1714年,这期间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先后刊行了1692年初印本和1700年复刻本两种版本,又结合二世章嘉传记和相关史料考察发现,二世章嘉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在“库伦会盟”完成和解以后,首次抵达京城向康熙帝奏报会盟情况,之后返回青海。同年,康熙帝又第二次召其进京。次年(1688)经向康熙帝请辞后返回青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二世章嘉两次奔波于赴京和返青旅途中,显然没有时间参与校刊藏经工作。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派特使多杰喇嘛到郭隆寺下诏书,召请其进京以后,二世章嘉才真正意义上留居北京。康熙三十三年(1694)二世章嘉抵京以后,命居于北京的法渊寺。通过此次觐见成为二世章嘉活佛被任命为了查萨克大喇嘛,成为了他在清廷任职的开端。显然二世章嘉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以后留居北京,这时候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初印本已刊印完成。由此可推断二世章嘉只参与了1700年修订版的对勘工作。
  对看喇嘛中主持喇嘛王舒克津巴格龙,他与校阅经字喇嘛墨尔根绰尔济实为同一人。在康熙版藏文《甘珠尔》中有关他的记述较为散乱。在1692年初印本校阅经字喇嘛名单中为“墨尔根绰尔济”,藏文回向文中载“比丘印吧监佐”;1700年复刻版对勘喇嘛名单中为“王舒克津巴格龙”,以及北京版藏文《丹珠尔》载“前任掌印喇嘛格龙印吧监佐”。但事实上“他们”都是同一个人,藏文名“སྦྱིན་པ་རྒྱ་མཚོ།”。
  在1692年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第48函《第三般若经》(བརྒྱད་སྟོང་པ།)后的藏文回向文载“ལེགས་པར་སྨིན་པའི་མདོ་སྡེའི་བཀའ་འགྱུར་འདི།དཔལ་ལྡན་འཕགས་པའི་ལྷ་ཁང་འཁྲུངས་ཀཽ་སིའི་།དགེ་སློང་སྦྱིན་པ་རྒྱ་མཚོ་གཙོ་མཛད་པའི་།དཔོན་སློབ་ཚོགས་ཀྱི་ལྷག་བསམ་དག་པའི་མཐུས།”,汉译为“此众经藏《甘珠尔》,乃圣吉祥崇国寺,比丘印吧监佐等,众师徒者诚印造”。这段文献明确记录了主事印造者为“དགེ་སློང་སྦྱིན་པ་རྒྱ་མཚོ།”,在藏文回向文下方有一行从右至左的汉文:“大清康熙三十一年仲夏朔月日京都崇国寺格龙印吧监佐发心印造”。它与藏文回向文相对应,再次明确了主事者为“崇国寺格龙印吧监佐”。在1692年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目录函《职名》的名单中却没有出现“格龙印吧监佐”,而是记录为“墨尔根绰尔济”,但二者实为同一人。墨尔根绰尔济在蒙古文史料中有明确记载,藏文名为“晋巴扎木苏”,即为藏文“སྦྱིན་པ་རྒྱ་མཚོ།”音译名,他是巴周·金巴嘉措转世活佛,也是第四任蒙古锡勒图库伦查萨克大喇嘛。在1683年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初印本中担任主校职责,是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刊工作中的核心人物。无论是1692年版藏文回向文中的“དགེ་སློང་སྦྱིན་པ་།”(比丘印吧)和汉文“格龙印吧”,还是1700年复刻版《职名》中“津巴格隆”(སྦྱིན་པ་དགེ་སློང་།),以及北京版藏文《丹珠尔》载“格龙印吧监佐”,实际上为藏文同名不同音译。“དགེ་སློང་།”音译为“格龙”“格隆”,亦可意译为“比丘”,而在1700年复刻版中,藏文“སྦྱིན་པ།”(意译为“布施”)汉文同样可音译为“印吧”或“津巴”。印吧(津巴)监佐协同二世章嘉呼图克图第二次参与了校刊工作,本次是兼任了对看喇嘛一职。与康熙二十二年(1683)初印本时期的职衔和兼职不同,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复刻版时职衔为“主持喇嘛”,这也说明了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复刻版校刊时期,印吧(津巴)监佐已卸任了总管京都查萨克大喇嘛职务。根据此处“主持喇嘛”及上文藏文回向文记载“圣吉祥崇国寺,比丘印吧监佐等,众师徒者诚印造”来推断,很有可能是崇国寺的主持。
  旦巴赛尔济格龙,汉文史料又载“丹木巴塞尔济”“丹巴色尔济”不同名称。康熙二十二年(1683),为主持喇嘛兼任了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对看喇嘛。三十年(1691)六月,“任教习唐古特文喇嘛(即番文教习官)”,负责清廷向达赖喇嘛传递文书和翻译敕谕等工作。
  5.校阅序目录官部门
  校阅序目录官部门由内阁侍读学士丹代等17名官员组成,该团队是1683年初刻本校刊人员名单,主要工作为番字序目录和蒙古字序翻译、满文和汉文誊录以及番文誊录等(表6)。
表6 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阅序目录官
  其中校阅序目录官中丹代《清实录》记载为“丹岱”。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为内阁侍读学士,奉命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圣训》,八月,任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阅序目录官。次年十月,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二十四年(1685)五月,奉命编纂《政治典训》,任副总裁官。
  校阅序目录官拜礼,又称“拜里”。康熙时,奉命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圣训》。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为内阁侍读学士,任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阅序目录官。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校阅序目录官翁英,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为内阁侍读学士,奉命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圣训》。八月,任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阅序目录官。
  汉文誊录官曹贞吉,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以内阁办事中书,任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汉文誊录官。三十五年(1696)五月,任礼部郎中,奉命担任广西乡试副考官。
  番文誊录喇嘛罗卜藏鲁雷格龙、罗卜藏拜尔济格龙、索那木林亲格龙为1683年初刻本的校阅经字喇嘛,1700年复刻时又兼任了番文誊录喇嘛职务。
  6.监修部门
  总理监修大藏经官员团队由和硕裕亲王福全领衔,包括内阁、宗人府、工科、都察院、兵部等多个部门的官员,共计14人。该团队是1683年初刻本校刊团队(表7)。
表7 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监修人员
  其中监修官乌拉代,又称吴拉岱。康熙年间,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精通蒙、满、汉、藏等多种语言。康熙二十年(1681)十一月,为内阁侍读学士,负责翻译内阁文书《喀尔喀蒙古贵族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人的上书》(蒙古文,共七件)。二十二年(1683)二月,负责翻译内阁文书“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卫拉特达赖汗奏书”。八月,以内阁侍读学士,兼任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监修官,并同裕亲王福全一同具奏皇帝恭请御制序文。二十四年(1685)五月,为内阁侍读学士,担任《政治典训》纂修官。
  监修官觉罗舜拜(?—1700)。康熙年间历任宗人府右司掌印理事官、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经筵讲官、盛京兵部侍郎等职。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为宗人府右司掌印理事官,担任了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监修官,并同裕亲王福全一同具奏皇帝恭请御制序文。二十五年(1686)七月,迁大理寺卿。次年三月,从左副都御史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
  监修官雅齐纳,康熙二十年(1681)至二十二年(1683)八月,为工科掌印给事中,其间任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监修官,并同裕亲王福全一同具奏皇帝恭请御制序文。后升任黑龙江右翼副都统。
  监修官伊拉哈,康熙年间,历任奉政大夫内阁典籍兼光禄寺少卿,监察御史。康熙六年(1667)十月,奉政大夫内阁典籍兼光禄寺少卿,奉命担任《世祖章皇帝实录序》纂修满、汉文官员。二十二年(1683)八月,任监察御史,担任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监修官,并同裕亲王福全一同具奏皇帝恭请御制序文。
  监修官耿额,康熙年间,历任监察御史、兴京城守尉、宁古塔副都统、黑龙江副都统、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在都察御史任上,兼任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监修官,并同裕亲王福全一同具奏皇帝恭请御制序文。
  监修官华色,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为内阁撰文中书,担任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监修官。四十五年(1706)十二月,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任太仆寺卿。
  监修官常保,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任内阁侍读,奉命编辑《平定三逆方略》,任纂修官。八月,为七品笔帖式,兼任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监修官。
  综上所述,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的校刊群体是一个由多个部门和职务人员构成的复杂而有序的系统。各部门之间既有明确的分工,又有紧密的协作,共同确保了校刊工作的顺利进行。通过对部门分工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校刊工程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资料。
  四、结 语
  通过对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刊群体的深入研究,我们得以全面揭示了这一独特的学术共同体在校刊工作中的组织结构、人员特点以及文化影响。康熙版藏文《甘珠尔》作为民族融合典范之作,它不仅是我国佛教文化的瑰宝,更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杰出代表,对其校刊群体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交流和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部藏经校刊群体所体现出来的突出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形成了中华多元文化交融的学术共同体
  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刊群体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学术共同体,校刊群体既有汉族、蒙古族、满族官员、学者,也有藏族的僧人和官员,他们互相交流与合作,共同完成了藏文《甘珠尔》的校刊和编辑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相互碰撞、交融,形成了中华多元文化交融的学术共同体,营造了独特的学术氛围和文化景观。这一校刊群体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催生的多元文化荟萃、多种文化并存的历史缩影。纵观清廷刊印汉、藏、满、蒙四种文字的《大藏经》,既有宗教文化传承的现实需要,更有中华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性。表明了清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发展过程中,通过政府框架共建我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宏大愿景,而这一学术共同体也是在中华多元文化交融土壤中孕育而生。
  (二)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
  以《甘珠尔》为代表的佛典,并不是西藏独有的文献典籍,而是中华各民族共有的文化资源。纵观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历来交流融合、交相辉映,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繁荣发展。以《大藏经》为例,随着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以佛典为载体的佛教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最后逐步构建了我国藏文、汉文、蒙古文、满文、傣文、西夏文六种文字体系的《中华大藏经》系统,六种文字的《大藏经》精彩纷呈,构成了世界上最丰富的《中华大藏经》文化大观。这种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从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的校刊群体中可见一斑,其校刊群体的构建,从各民族文化交流与发展需要出发。相互协作建立的学术共同体,反映了历史上各民族文化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性的文化和学术话语体系,体现了各族人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
  (三)体现了中华文明包容性和传承性
  自公元14世纪起,西藏的藏文《大藏经》逐渐完善,伴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不同版本的藏文《大藏经》相继涌现。据不完全统计,藏文手抄本或写本多达13种,刻本有13种。元朝统一后,西藏佛教文化与内地实现了深入交流,得到了宫廷内外的传承与发展,并先后四次在中央政府的资助下刊印出版,出现了一种抄本,三种官修本,如元仁宗资助汇集编订了纳塘写本《甘珠尔》;明永乐帝下令刊刻了第一部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官刻本;清康熙年间,又历时9年刊刻完成了第二部官刻本藏文《甘珠尔》。这些版本不仅丰富了藏传佛教文献,更体现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牵头组织下,自1987年起,历时23年,最终编辑完成了《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对勘本。这一重大成果再次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承。这一系列成果的问世,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在兼容并蓄中不断发展,在赓续传承中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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