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蒂斯坦曼塔尔岩刻与古藏文题记新探

　　本文系统梳理和评述了1836年以来的相关考察报告和研究论著；重新识别、补录与释读了岩石右下方的古藏文题记；重新识别并纠正了前贤录错的岩石正面下方2处已漫漶不清的古藏文题记；绘制了近200年来国际考察研究史上首幅直观且细节较为完整的岩刻示意图；还确定了岩石正面各尊像的尊格，并判定岩石上图像刻划的时间早于题记镌刻时间。岩刻正面图像约刻划于8世纪至9世纪初，3处古藏文题记约镌刻于9世纪上半叶，吐蕃赞普赤德松赞或赤祖德赞在位期间。
一、石刻现状
　　曼塔尔岩刻地理坐标为北纬35°16′6.9″，东经75°38′1.2″。石刻所在的巴尔蒂斯坦（Baltistan），当地藏语（藏语西部方言）称之为“sbal ti yul”，意为吐蕃特之域。吐蕃曾在8世纪初经略该区域。sbal ti其名普遍出现在19世纪的古典藏文文献中，我们认为sbal ti源自bod（吐蕃人的自称），和Bhutan（不丹）一词一样，是bod的音变形式。中古时期的古藏文文献称这一地区为bru sha，读如“巴律沙”，在汉文典籍里的记载有 “勃律”“布路沙”“布路州”“波路”“波伦” “钵露罗”“钵卢勒”。斯卡杜（skardu）是今巴尔蒂斯坦最大的城市，该地名来自藏文skar rdo（陨石），“斯卡杜”为当地藏语方言发音，现代藏语绝大部分方言读作“卡杜”。
　　根据岩刻所在地村名和岩刻内容，巴基斯坦文物遗产部将该岩刻命名为“曼塔尔佛岩”。它是喜马拉雅-帕米尔-兴都库什地区前伊斯兰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佛教文化遗产之一。巴尔蒂斯坦文化发展基金会（Baltista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BCDF）在岩刻旁竖立了文物保护公告牌，将此岩刻的藏文名称标识为sangs rgyas mandala brkos ma（佛陀坛城刻划）。在该基金会网站可看到该石刻的一些基本信息，但缺乏长、宽、高等数据。巴基斯坦少有专门研究吐蕃文物的专家，1947年以后也很少有学者被允许到此做深入和持续的田野调查。尽管19~20世纪西方考察者留下的考察报告和近现代部分研究中提及石刻的长、宽、高数据，然而这些数据既不统一，相差也较大。如杜兰德（Durand）记岩石高约30英尺（约合9.144米），长约15英尺（约合4.572米）；简·E·邓肯（Jane E. Duncan）则记岩石主体高、长均为18~20英尺（合5.486~6.096米）；菲利普·邓伍迪（Philip Denwood）认为岩石高约6米。 二、已有研究评述
　　（一）中国
　　曼塔尔岩刻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被到此的西方考察者记录和初步识读，中国学者直到2010年才给予关注，见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陈庆英等人《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一文。该文对岩刻图像做了简单介绍 ，对岩石右侧下方的题记进行了初步识读，并提及王尧认为石刻为吐蕃王朝时期，题记内容是佛教的祈愿文字，但其抄录的题记有多处明显讹误。稍后，恰嘎·旦正编撰《藏文碑文研究》一书也提及了该处古藏文题记。此外，夏吾卡先《西喜马拉雅地区近百年来发现古藏文题刻研究述评》一文仅对曼塔尔岩刻的文物意义做了简单的评述。他认为岩刻上的两位胁侍菩萨分别为弥勒与观音，但未给出判断尊格的依据，也未提及另外2处古藏文题记。
　　（二）欧洲 三、题记考补
　　（一）岩刻右下方题记 　　1. brtan ba
　　该词所在位置模糊不清，难以识读。瓦因在此处作留白处理，邓肯与索巴平措以bstan填补，其余各抄录版本都以brtan补充。
　　首先，从基本词义来看，brtan ba（pa）作为动词 rton ba（pa）的过去、将来时形式时，意为依赖、信任；作形容词时，意为坚固、稳固。bstan ba（pa）作为ston ba（pa）的过去、将来时形式时，有解释、证明之意；作名词为教理之意。结合上下文，本句旨在表明图像在题记刻制前已长期“坚固”存在，但外观破损较明显（rgyu vdrul mang bo）。故我们认为，该句空缺处 brtan比 bstan 更合乎实际。
　　其次，上文我们已提到，邓肯及其助手抄录的正面右下方题记的准确率较低，而且他们在此处填补的 bstan 从词义上难以连贯。 因此，我们认为该句应为“yun rIng por brtan ba dang rgyu vdrul mang bo（年久坚固，然衰败许多）”。
　　2. gtsovi mchod gnas
　　目前我们收集的几个版本的录文中，乔玛与瓦因、弗兰克、吉娜均将该处作留白处理；陈庆英团队识别为gsovi mchod pa dus；邓肯等抄录的版本为co□i ga mchong gnas。
　　我们认为以上均未做出准确判断。通过高清照片仔细辨析，该处题记尽管模糊不清，仅能辨认出字母ga（即gtsovi中的g），元音 o、i，但其上下文却清晰可辨，可识别为：g□o□i mchod gnas。根据古今藏文拼写规则，可与前加字ga搭配的基字有ca/ta/tsa/nya/da/na/zha/za/ya/sha/sa，组合后符合上下文意的词语很有限，g□o□i中与元音i搭配的字母只可能为va（即gtsovi中的v），因此我们认为将空缺处补充为gtsovi mchod gnas为宜，意为“主要供祭处 ”。
　　3. brkos mar sangs rgyas
　　此处原文字已完全无法辨认，仅有sang隐约可见。在目前所知几个版本的录文中，瓦因、陈庆英等均将该处文字作留白处理；邓肯、弗兰克、吉娜抄录的版本中将其增补为vdus sang ba，并将第一行整体记录为 “sku yon gyi …… vdus sang ba di ”。
　　我们通过高清照片观察到，第一行最后的vdI 是清晰可辨的，反写的元音I尤为清楚。按照岩刻上镌刻字体的大小，我们粗略估计sang与vdI之间尚留有三个藏文字母的空间，因此，我们认为邓肯等所录文字并不合理。
　　通过题记开头部分 “sku yon gyI……vdI yang//yun rIng por brtan ba dang rgyu vdrul mang bo……（功德之……，年久坚固，然衰败许多）”的表达，我们推测镌刻者所述的正是岩体正面的图像。隐约可见的sang及其后3个藏文字母的空白位置，结合岩刻的佛陀造像可推测应为sangs rgyas（佛陀）。在考量上下文后，我们将整体空白部分增补为brkos mar sangs rgyas（佛陀像雕刻）。
　　综上，结合我们的识读、推测及补充，现将岩石右下方题记重译如下：
　　善举功德之[佛陀像雕刻]，年久[坚固]，然衰败许多。因此关键要做的是：众人应对其生起信仰、祈愿广大，自今以后，信众应时时保其色彩明丽，不使此[主要]供奉处衰败。
　　（二）其余两处题记
　　根据迪特·舒赫2008年10月拍摄的高清题记照片与他的录文，我们得以摹写、辨析岩石正面下方左、右侧2处文字。这2处题记漫漶严重，已无可识读的整句。
　　1. 岩刻正面下方左侧题记
　　从残留的刻痕来看，正面下方左侧题记应有7行（图八）。经过与高清照片对比后发现，邓肯等抄录的部分词句与实际出入很大，如邓肯录文中的rgyal ba kun tu bzang po（普贤王如来）与sku gsum thugs（身语意）等，实际在岩刻上均未出现（图九）。通过反复分析高清照片，我们将此处题记识读如下（图一○) :
　　[第一行]…… su  mchi/sems  can lon mdzad sangs……[第二行]……pavI dkhyil vkhor  vdir//ri…… [第三行]……ra  lnga lnga dbus su gci……[第四行]……thugs rjevI ngang nyi……[第五行]……rgyud……[第六行]……rtsar……[第七行]……thams cad…… 　　2. 岩刻正面下方右侧题记
　　岩刻正面下方右侧的题记只能辨识出零星几个藏文字母（图一一）。邓肯等所抄录句首的 dkon mchog gsum（佛法僧三宝）实际并不见于岩刻（图一二）。根据残存的刻痕判断 ，该处有10行文字 ，通过照片仅能看清第一行“ …… swa la phyag vtshal（向……顶礼）” （图一三）。 　　一般而言，确认造像尊格最可靠的依据应为随造像所刻题记，因为造像有时不一定会完全按照记载图像特征的文献而造。然而，并非所有造像都配有题记，因此我们不得不寻求造像的持物、手印等常见特征对造像尊格进行判断。
　　岩刻中央主尊保存较为完整清晰，不难推断出其为金刚座释迦牟尼像，左右侧胁侍菩萨的尊格则较难判断。根据胁侍菩萨的持物，推测岩体右侧持宝瓶的为弥勒菩萨，岩体左侧持花茎的为观音菩萨。贵霜王朝时期（1~4世纪），弥勒菩萨与观音菩萨的造像已形成了一定制式，且二者通常作为胁侍菩萨成对出现。在佛教艺术发展史上，此二胁侍菩萨的制式也在不断变化，但所持宝瓶及莲花这一特点相对稳定。值得一提的是，以弥勒菩萨为主体的摩崖石刻在包括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在内的西部藏语区非常普遍。 　　（一）图文早晚关系
　　曼塔尔岩刻上古藏文题记的时间晚于正面图像刻划的时间。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弗兰克，他根据邓肯等抄录的“三号石刻”（即岩刻正面下方右侧题记）中第八行文字（今已无法识读）推测图像早于文字。弗兰克的这一观点无疑值得肯定，但他的论证过程并不能令人信服。上文已提及，他所引用的第八行文字现无法得到验证， 以此作为论据明显不可靠。 我们认为，岩刻右下方题记中的“yun rIng por brtan ba dang rgyu vdrul mang bo（年久坚固，然衰败许多）”一句，倒是古藏文题记镌刻时间晚于岩体正面图像刻划时间的有力证明。另外，仔细观察岩体正面的造像，发现右侧胁侍菩萨右手拈有一串以红色颜料勾边的念珠，也与岩刻右下方刻文所述 “dus dus su tshon gsal bar gtsovi mchod gnas kyi tshul myI nyams bar bgyIvo（信众应时时保其色彩明丽，不使此主要供奉处衰败）”相应。
　　（二）古藏文题记年代
　　陈庆英、王尧等初步判断岩石右侧下方题记为吐蕃王朝时期（7~9 世纪）所刻 ，但这一判断过于宽泛。曼塔尔岩刻3处题记的镌刻年代仍需做进一步分析、细化。
　　从文字特征上来看，曼塔尔岩刻3处题记均有显著的古藏文（Old Tibetan）特征。古藏文的使用长达5个多世纪，其最早使用时间约在7世纪初。随着吐蕃势力的扩张，古藏文的使用也随之传播到喜马拉雅-帕米尔-兴都库什地区。吐蕃赞普的权力式微后（以842年为限），古藏文的使用并未停止，如11世纪初立于今拉萨堆龙德庆县热擦寺（ra tshag dgon）的石碑、立于今拉萨林周县杰拉康（rgyal lha khang）的石碑，均保留有古藏文书写特征，如myi（今作mi）。至12世纪，在藏文化边缘地带仍可发现古藏文的痕迹，如1176年西夏黑水桥碑的碑文仍有古藏文的书写特点。至今在安多口语中，仍然保留着一些古藏文的影响，如将mi读作myi，将ming读作mying。
　　在西部藏语区，位于今印度喜马偕尔邦肯那乌（Kinnaur）的一座藏文石碑 ，碑文中除了dard（繁荣，今作dar）、myi（人，今作mi）两字外，再无显著的古藏文书写特征。 由于碑文中出现了“dpal lha btsan po lha bla ma ye shes vod kyi sku ring la bstan pa dard xx mdzad……（勇武神圣赞普神子拉喇嘛意希沃在位时教法兴盛）” “dpal lha bstan po lha sras（勇武神圣赞普神子）”“vbrug gi lo（龙年）”等词句，该石碑被认为刻于10世纪下半叶至11世纪初。此外，位于拉达克地区的卡如尔沃德石刻（vod lde Inscription），刻文中明确出现了“pu rangs gyi mngav bdag vod lde”的名号，沃德（vod lde）为意希沃孙辈，约1024~1037年在位，重要的是该石刻上已完全没有古藏文书写的任何特征。因此，我们认为肯那乌石刻一定早于卡如尔沃德石刻。可见，在西部藏语区，11世纪初古藏文书写特征就已基本消失。根据古藏文辞书《丁香帐》（li shivi gur khang）记述 ，藏文的第三次厘定发生在意希沃在位期间（约10世纪下半叶至11世纪初）。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成立的，肯那乌的古藏文石碑很可能是西部藏语区古藏文（Old Tibetan）向古典藏文（Classic Tibetan）过渡的一个见证。而曼塔尔岩刻3处题记古藏文特征显著，故我们认为这3处题记镌刻时间远早于10世纪下半叶。
　　从岩体图像与3处题记的内容上看，曼塔尔岩刻有浓厚的“兴佛”意味。纵观现存吐蕃时期古藏文石刻，树立于8世纪中后叶的桑耶寺兴佛证盟碑是目前所见最早带有明显的、官方的“崇佛兴佛”之意的古藏文碑刻。之后，赤德松赞在位时期（798~815年）、赤祖德赞在位时期（815~836年）所成石刻中也均有十分浓重的“兴佛”意味。在此之前树立的恩兰·达扎路恭记功碑、丽江“措茸隆拉达碑”均未见与佛教相关的内容。因此，岩体3处古藏文题记的镌刻时间应在8世纪中叶以后。
　　从题记中的标点符号来看，曼塔尔岩刻3处题记均使用了古典藏文常见的单点分隔符，而上述列举的桑耶寺兴佛证盟碑、恩兰·达扎路恭记功碑、丽江“措茸隆拉达碑”均使用了更为古老的双点分隔符。双点分隔符在现存的被认定为赤德祖赞（704~754年） 与赤松德赞（755~797年） 时期的石刻上使用频率极高，而在9世纪上半叶赤德松赞、赤祖德赞在位时期（798~836年）所成石刻中使用频率骤减，甚至完全被单点分隔符代替。故我们推断曼塔尔岩刻题记镌刻的时间不会早于赤德松赞赞普在位时期，与位于巴尔蒂斯坦的斯卡杜石刻残段应同是刻制于赤德松赞或赤祖德赞在位时期。该残段上的文字的古藏文书写特征亦很明显且无双点分隔符。
　　综上所述，我们推断曼塔尔岩刻3处古藏文题记的镌刻时间约在9世纪上半叶赤德松赞或赤祖德赞赞普在位期间。
　　（三）图像风格与年代
　　我们认为曼塔尔岩刻正面佛教造像应属于克什米尔风格。克什米尔地区在佛教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在犍陀罗艺术影响式微后，克什米尔约在5世纪初才逐渐成为带有地方风格的独立艺术流派，之后受到笈多艺术的持续影响，在7世纪形成了比较经典的克什米尔佛教造像艺术风格。克什米尔佛教艺术对喜马拉雅山脉沿线的佛教艺术影响颇深，西部藏语区的佛教艺术几乎都受其影响。阿奇寺（A lci chos vkhor）、托林寺（mtho lding dgon pa）、芒囊寺（mang nang byang chub gling dgon）等的壁画都带有浓厚的克什米尔风格。曼塔尔岩刻所在的巴尔蒂斯坦在地理上与克什米尔相近。岩刻正面佛、菩萨造像的肩膀宽厚浑圆、腰身纤细、双腿修长，是克什米尔风格佛教塑像的经典特征。岩刻上的方形曼荼罗也常见于托林寺、芒囊寺的壁画、唐卡，亦可视作曼塔尔岩刻受克什米尔风格影响的佐证。
　　关于图像的刻划年代，当地文物指示牌上标注为9世纪。迪特·舒赫推测其年代大约在公元700~1000年间 ，然而这些判断都没有提供相关论据。需要说明的是，8世纪初新罗国僧人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中写道：“……又迦叶弥罗国东北……即是大勃律国。杨同国。娑播慈国。 此三国并属吐蕃所管……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宝。若是已东吐蕃。总无寺舍。不识佛法。”看来8世纪初巴尔蒂斯坦地区的佛教远比其东部离吐蕃政治中心更近的地区兴盛，因此推测这一地区的佛教及其造像并不完全由吐蕃传入。我们尝试将岩刻正面图像与许多西部藏语区的图像（非壁画或铜塑类）进行对比，发现以下3处岩刻及擦擦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处是位于吉尔吉特的卡尔加（Kargah）摩崖石刻，崖上刻划有一尊站佛，有学者认为该像为毗卢遮那佛，其面部风格、神情与曼塔尔岩刻各尊像较为相似，但主尊肩宽基本与胯宽一致，这与曼塔尔岩刻两侧胁侍菩萨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且刻划线条总体较曼塔尔岩刻略显粗糙。有学者判断卡尔加摩崖石刻制于7世纪。我们认为曼塔尔岩刻不会早于卡尔加摩崖石刻。 　　作为喜马拉雅-帕米尔-兴都库什地区珍贵的前伊斯兰时期佛教遗存之一和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对曼塔尔岩刻的研究工作已持续了近200年。中国学术界直到2010年才开始关注此岩刻。本文首先对曼塔尔岩刻的已有研究做了系统梳理与批评，并基于相关记录、报道和研究成果，结合我们在该地区持续多年的田野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对岩刻做了系统记录，绘制了世界上首幅直观且基本涵盖了各处细节的岩刻示意图，并首次判断岩体正面各尊像尊格，即中间为金刚座释迦牟尼，岩体右侧为弥勒菩萨，左侧为观音菩萨。岩石正面下方2处古藏文题记多已漫漶不清，此前未受到国内学者关注，本文重新进行了识读。其次，重点对岩石右下方古藏文题记根据文意补出了前人未录的部分词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重新释读和翻译。
　　关于岩刻题记与图像年代，本文首先通过岩石右下方题记与正面图像的特征，判断题记刻划晚于图像。其次通过对比斯卡杜石刻残段、喜马偕尔邦肯那乌石刻、卡如尔沃德石刻，判断此处古藏文题记镌刻于9世纪上半叶赤德松赞或赤祖德赞赞普在位期间。再次通过与周边地区8~10世纪的吉尔吉特的卡尔加摩崖石刻 、拉达克协伊地区的五方佛摩崖石刻、拉达克斯多克出土的“ 一佛二胁侍三塔”样式擦擦进行对比，发现岩刻图像与三者整体风格及多处细节相似，再结合图像年代早于题记的判断，我们推测曼塔尔岩刻正面图像刻划于8世纪至9世纪初。

作者简介
　　宗喀·漾正冈布，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方艺文，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