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铜钟研究
作者：夏吾卡先
来源：《中国藏学》2024年第5期
时间：2026-02-15 21: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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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吐蕃时期铜钟目前发现有7口，分别是西藏山南桑耶寺钟、昌珠寺钟、敦煌藏查叶巴寺钟、日喀则扎西岗乡恰雄寺钟、不丹王国贡确松寺钟、青海博物馆藏敦煌索允钟和兰州私人藏者龙噶丹兴庆寺钟。7口铜钟的出现以及流传是中原与青藏高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物证。文章在系统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汇总每一口铜钟的本体形态特征，结合新刊布的铜钟资料，将这些吐蕃铜钟放置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宏大背景下予以考察，指出这些铜钟多钟肩平缓，不见撞座，浅波曲口，在形制上完全承袭了唐式北方型铜钟，在钟壁上饰简单的祈愿文亦源自唐式铜钟；部分铜钟的具体形态如四道波曲、莲瓣纹、联珠纹样等特征体现了青藏高原地方元素的融入；主要铜钟的铸造时段和铸造人基本与经河西走廊向吐蕃腹地禅宗传播者摩诃衍及他的弟子相关。
关键词：吐蕃；铜钟；形制；源流
吐蕃铜钟是古代中原文化与吐蕃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物证。过往的研究主要以释读铜钟铭文的个案研究为主，鲜见从形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角度予以考察。近年来，随着新材料的陆续刊布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已基本具备开展吐蕃铜钟综合研究的条件。因此，笔者在系统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刊布的铜钟资料，将吐蕃铜钟放置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宏大背景下予以考察，敬请方家指正。
一、吐蕃铜钟的研究回顾
吐蕃铜钟的学术研究始于西方学者。1950年，图齐在《藏王陵》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西藏中部的3口铜钟资料。其中，对桑耶寺钟铭进行了详细的录入和翻译；对昌珠寺钟铭仅作了大致翻译，根据铭文所知该钟主人公为赞普赤松德赞王妃，进而对昌珠寺的建寺年代提出了质疑；查叶巴寺钟铭提及某赞普外，未见具体内容。根据形制特征，图齐将这3口铜钟推定为汉式，但未予以论证。[1]
1954年，黎吉生在《皇家亚洲学刊》上发表了《一份来自工布的公元9世纪石刻文》一文，对图齐公布的3口铜钟进行了进一步研究。首先，黎氏反驳了图齐所谓查叶巴寺钟铭的不实之词，并指出铜钟梵藏合璧铭文方格是自右向左记录，藏文辨识为普通发愿文而梵文释义为《缘起偈》；其次，对图齐公布的桑耶寺钟铭文的录文进行了校勘翻译，就铭文内容所涉及的“王妃甲茂赞母子二人”的含义和甲茂赞是否生子的议题作了研究；再次，对昌珠寺钟的铭文首次进行了录入翻译，并简单回应了图齐根据钟铭对寺庙始建年代提出的质疑，认为铜钟悬挂系赤德松赞时期对原寺庙的二次维修或扩建所为。[2]
1979年，英籍不丹史研究专家麦考·艾瑞斯(Michael Anis)在《不丹-一部喜马拉雅王国的早期史》一书中首次披露了现存于不丹王国的一口吐蕃铜钟-贡确松寺钟。麦氏在书中对这口新发现的吐蕃铜钟铭文进行了录入翻译，并基于黎氏的协助释义和研究，将铭文内容中所反映的吐蕃势力曾抵达该区域和中原姓氏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3]令人遗憾的是，该资料在当时并未引起关注。
1982年，王尧教授出版了《吐蕃金石录》，收录了上述桑耶寺钟、昌珠寺钟、查叶巴寺钟3口钟铭资料并作了翻译研究。[4]对桑耶寺钟施主甲茂赞妃随汉僧大乘和尚摩诃衍出家及相关事迹进行了简略介绍；[5]书中昌珠寺钟铭的录入顺序较以往略有出人，根据监铸人的铭文信息，对吐蕃邀请内地僧人传法的史料作了简单梳理；对查叶巴寺钟的介绍极为简略，仅录入了藏文铭文。同年，安旭在《西藏桑鸢寺主殿壁画略考》一文中向国内学界首次介绍了查叶巴寺铜钟的图像资料。[6]
1984年，陈践在《吐蕃碑刻钟铭选》藏文版一书中录入的钟铭与黎吉生基本相同。[7]同年，加央在发表的《论桑耶寺石碑和铜钟》一文中对桑耶寺钟铭作了简单介绍。[8]
1985年，黎吉生出版的《早期西藏碑铭汇编》一书中，对铜钟铭文的释义上有一定的补充论证。[9]如在桑耶寺钟一节中，对施主甲茂赞与内地顿悟派的关系作了较为详细地讨论；在昌珠寺钟的研究中从铜钟的施主信仰“顿悟派”到铸造人是内地和尚这一身份出发，对后期藏文史料所声称的顿渐之手后顿悟派被随即驱逐一事提出了质疑。据铜钟铭文可知，赤德松赞执政时期(801-815)西藏腹地仍有顿悟派的实践人。在查叶巴寺钟一节中，黎吉生辨认出那组藏文铭文源自《普贤菩萨行愿品》。
1987年，李方桂和柯蔚南编译的《古代西藏碑文研究》中同样收录了以上3口铜钟。[10]该书从年代、位置、现状、以往的研究、拓片及图像资料刊布等方面信息入手，充分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对钟铭进行了重新录入和翻译，堪称“吐蕃碑刻铭文”学术史的“文献检索手册”。[11]
1993年，谢佐等在《青海金石录》中首次披露了青海省博物馆收藏的一口铜钟-索允钟，并考证该钟系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都督索允所铸造。[12]这一口铜钟同样未受到国内考古工作者的有效关注。[13]
此后，在相继出版的《吐蕃文献选读》藏文版(1995年)[14]、《吐蕃文献选读》藏汉双语版(2003年)[15]、《古藏文碑铭》英文版(2009年)[16]等著作中，西藏中部的3口铜钟皆有收录，但在释读研究上并未有新突破。
2010年，陆离在《敦煌写本S.1438背〈书仪〉残卷与吐蕃占领沙州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引用了索允钟铭，并考证敦煌写本《书仪》的作者亦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文献《释门文范》《发愿文》等书中提到的都督索公，其担任都督的时间约在公元794-799年。[17]因此，索允钟的铸造年代应在这一时期。
2011年，西北民族大学兰却加教授发表了《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时期者龙甘丹兴庆寺钟文研究》一文，披露了者龙噶丹兴庆寺钟的图文资料，并对赞普赤德祖赞执政时期(704-754)的具体年代和相关议题作了研究。[18]尽管该钟是在兰州古玩市场征集而来，但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巴桑旺堆所编《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藏文版(2011年)中予以收录。[19]2014年，陆离教授对者龙噶丹兴庆寺钟作了专题研究，考证铜钟的铸造年代在公元704-738年之间。[20]
2018年，万玛项杰发表了《敦煌新发现的扎叶巴古铜钟考》一文，文中提到查叶巴寺铜钟已于20世纪70年代被转运至敦煌莫高窟收藏，[21]在此之前皆认为该钟已被毁掉。同年，尼旦出版了《西藏古钟历史文化研究》(藏文)一书，收录了桑耶寺钟、昌珠寺钟、查叶巴寺钟、者龙噶丹兴庆寺钟和日喀则扎西岗乡恰雄寺钟共5口钟，并将麦考·艾瑞斯发现的铜钟的英文资料展示在书中附录部分。书中对恰雄寺钟的历史文化和年代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22]
2020年，路易斯·多尼(Lewis Doney)发表了《佛教物质文化语境中的吐蕃铜钟》一文，将桑耶寺钟、昌珠寺钟、查叶巴寺钟和贡确松寺钟4口铜钟放置在唐代佛教文明和物质文化向邻近地区输出与扩散的时代背景下予以审视，对吐蕃在文化输入和本土融合等问题作了讨论。[23]同年，笔者向国内译介了贡确松寺钟，并对吐蕃钟的形制与文化源流作了简单的讨论。[24]
综上可知，70余年来，吐蕃铜钟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囿于语言和资料获取渠道等条件的限制，大多以钟铭释读的个案研究或有限资料的比较研究为主，尚未对所有资料进行整合工作鲜有人从铜钟的文化源流、文化内涵和传播路线等角度进行讨论。
二、吐蕃铜钟的发现概况
截至目前，吐蕃铜钟共发现7口，分别是西藏山南桑耶寺钟、昌珠寺钟、敦煌藏查叶巴寺钟日喀则扎西岗乡恰雄寺钟、不丹王国贡确松寺钟、青海博物馆藏敦煌索允钟和兰州私人藏者龙噶丹兴庆寺钟等，其中后3口铜钟属于近期公布的新资料。
1.桑耶寺铜钟，现悬挂于桑耶寺乌孜大殿大门口。此钟最早位于查玛珍桑寺，中途辗转桑耶青普和格吉寺，后至桑耶寺。[25]铜钟系铸造而成，通高1.20米，口径0.69米，呈馒头形；拱状半圆形钮，钮一周有莲瓣纹;肩位置平缓下滑；钟壁垂直，有几条纵横的凸起阳线将钟壁上端分为上下3层、左右6块格；钟口呈六道波曲状，沿着钟裙波状有条带纹。钟壁横向的阳线内刻写有上下两圈古藏文，记录了铜钟是王妃甲茂赞母子二人为赞普赤松德赞祈福和供奉三宝而造，年代约为公元779年或791年左右(图一①、图二①)[26]。
2.昌珠寺铜钟，原悬挂于昌珠寺主殿大门内，现已不存。1960年和1965年，王尧先生先后两次到昌珠寺进行调查，可惜并未测量铜钟的具体数据。从黎吉生的记录看，其尺寸较桑耶寺钟略大但不及其精美。钟系铸造，钮不存；肩位置平缓下滑；钟体呈馒头形，上小下大；钟壁上下、左右各3条平行凸起的阳线将钟身分为6块格；钟口星六道波曲状，钟裙有条带纹。与桑耶寺钟不同该钟口略外侈，波曲较深。钟铭位置和方式与桑耶寺钟相似，最上端两条阳线内刻写有上下两圈的古藏文阳文，记录了钟是王妃强曲(甲茂赞法名)为祈求赞普赤德松赞长寿和众生皈依佛法而造年代约为公元799-815年(图一②、图二②)[27]。
3.查叶巴寺铜钟，原悬挂于拉萨查叶巴寺，1979年入藏敦煌莫高窟。钟通高1.37米，口径0.60米，呈馒头形，上小下大；钮已损，周饰双层莲瓣纹:肩平缓下滑;钟壁以两条凸起的纵横阳线将其分成左右6块梯形方格，其上端两条阳线内饰有联珠纹，方格纹底端有一周连续三股金刚杵纹；钟口呈六道波曲状，口略内敛，钟裙不带条纹。方格纹内各有上下2-3行梵、藏阳文，其中4块方格内铭文为藏文《普贤行愿经》，2块为梵文《缘起法颂经》。年代约为公元779-842年(图一③、图二③)。
4.恰雄寺铜钟，现存于日喀则拉孜县扎西岗乡恰雄寺。钟系铸造，残，存三分之二。通高1.32米，口径0.43米；钟钮呈U字形，饰有一周莲瓣纹和联珠纹；钟肩位置平缓下滑；钟体呈直壁圆筒形，钟壁上端紧挨着联珠纹，上下凸起的阳线内有一圈璎珞纹；钟口四道波曲状，内敛，无钟裙条带纹。未发现铭文，年代为公元779-815 年(图一⑤、图二⑤)[28]。
5.贡确松寺铜钟，现位于不丹王国布姆唐宗之贡确松寺。铜钟系铸造，残损严重，仅剩三分之。通高0.78米，口径复原后约0.40米，钟体呈馒头形，上小下大；半圆形钮，两侧各有一包块周饰有大小错开的8朵莲瓣纹；钟肩位置平缓下滑；钟壁由上下左右3条凸起的阳线将其分成4个梯形方格，其中上端3条条纹上下各有一圈联珠纹，梯形方格中央分别铸有两侧系飘带纹样的八瓣莲蕾带和三珠宝莲瓣座；钟口星四道波曲形，外侈，无钟裙条带纹。钟壁中央纹样区域和钟裙部位现存4圈古藏文阳文，内容记录为某赞普或王室成员之命，为弘法铸造一口铜钟。年代约为公元779-842年(图一⑥、图二⑥)[29]。
关键词：吐蕃；铜钟；形制；源流
吐蕃铜钟是古代中原文化与吐蕃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物证。过往的研究主要以释读铜钟铭文的个案研究为主，鲜见从形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角度予以考察。近年来，随着新材料的陆续刊布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已基本具备开展吐蕃铜钟综合研究的条件。因此，笔者在系统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刊布的铜钟资料，将吐蕃铜钟放置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宏大背景下予以考察，敬请方家指正。
一、吐蕃铜钟的研究回顾
吐蕃铜钟的学术研究始于西方学者。1950年，图齐在《藏王陵》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西藏中部的3口铜钟资料。其中，对桑耶寺钟铭进行了详细的录入和翻译；对昌珠寺钟铭仅作了大致翻译，根据铭文所知该钟主人公为赞普赤松德赞王妃，进而对昌珠寺的建寺年代提出了质疑；查叶巴寺钟铭提及某赞普外，未见具体内容。根据形制特征，图齐将这3口铜钟推定为汉式，但未予以论证。[1]
1954年，黎吉生在《皇家亚洲学刊》上发表了《一份来自工布的公元9世纪石刻文》一文，对图齐公布的3口铜钟进行了进一步研究。首先，黎氏反驳了图齐所谓查叶巴寺钟铭的不实之词，并指出铜钟梵藏合璧铭文方格是自右向左记录，藏文辨识为普通发愿文而梵文释义为《缘起偈》；其次，对图齐公布的桑耶寺钟铭文的录文进行了校勘翻译，就铭文内容所涉及的“王妃甲茂赞母子二人”的含义和甲茂赞是否生子的议题作了研究；再次，对昌珠寺钟的铭文首次进行了录入翻译，并简单回应了图齐根据钟铭对寺庙始建年代提出的质疑，认为铜钟悬挂系赤德松赞时期对原寺庙的二次维修或扩建所为。[2]
1979年，英籍不丹史研究专家麦考·艾瑞斯(Michael Anis)在《不丹-一部喜马拉雅王国的早期史》一书中首次披露了现存于不丹王国的一口吐蕃铜钟-贡确松寺钟。麦氏在书中对这口新发现的吐蕃铜钟铭文进行了录入翻译，并基于黎氏的协助释义和研究，将铭文内容中所反映的吐蕃势力曾抵达该区域和中原姓氏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3]令人遗憾的是，该资料在当时并未引起关注。
1982年，王尧教授出版了《吐蕃金石录》，收录了上述桑耶寺钟、昌珠寺钟、查叶巴寺钟3口钟铭资料并作了翻译研究。[4]对桑耶寺钟施主甲茂赞妃随汉僧大乘和尚摩诃衍出家及相关事迹进行了简略介绍；[5]书中昌珠寺钟铭的录入顺序较以往略有出人，根据监铸人的铭文信息，对吐蕃邀请内地僧人传法的史料作了简单梳理；对查叶巴寺钟的介绍极为简略，仅录入了藏文铭文。同年，安旭在《西藏桑鸢寺主殿壁画略考》一文中向国内学界首次介绍了查叶巴寺铜钟的图像资料。[6]
1984年，陈践在《吐蕃碑刻钟铭选》藏文版一书中录入的钟铭与黎吉生基本相同。[7]同年，加央在发表的《论桑耶寺石碑和铜钟》一文中对桑耶寺钟铭作了简单介绍。[8]
1985年，黎吉生出版的《早期西藏碑铭汇编》一书中，对铜钟铭文的释义上有一定的补充论证。[9]如在桑耶寺钟一节中，对施主甲茂赞与内地顿悟派的关系作了较为详细地讨论；在昌珠寺钟的研究中从铜钟的施主信仰“顿悟派”到铸造人是内地和尚这一身份出发，对后期藏文史料所声称的顿渐之手后顿悟派被随即驱逐一事提出了质疑。据铜钟铭文可知，赤德松赞执政时期(801-815)西藏腹地仍有顿悟派的实践人。在查叶巴寺钟一节中，黎吉生辨认出那组藏文铭文源自《普贤菩萨行愿品》。
1987年，李方桂和柯蔚南编译的《古代西藏碑文研究》中同样收录了以上3口铜钟。[10]该书从年代、位置、现状、以往的研究、拓片及图像资料刊布等方面信息入手，充分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对钟铭进行了重新录入和翻译，堪称“吐蕃碑刻铭文”学术史的“文献检索手册”。[11]
1993年，谢佐等在《青海金石录》中首次披露了青海省博物馆收藏的一口铜钟-索允钟，并考证该钟系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都督索允所铸造。[12]这一口铜钟同样未受到国内考古工作者的有效关注。[13]
此后，在相继出版的《吐蕃文献选读》藏文版(1995年)[14]、《吐蕃文献选读》藏汉双语版(2003年)[15]、《古藏文碑铭》英文版(2009年)[16]等著作中，西藏中部的3口铜钟皆有收录，但在释读研究上并未有新突破。
2010年，陆离在《敦煌写本S.1438背〈书仪〉残卷与吐蕃占领沙州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引用了索允钟铭，并考证敦煌写本《书仪》的作者亦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文献《释门文范》《发愿文》等书中提到的都督索公，其担任都督的时间约在公元794-799年。[17]因此，索允钟的铸造年代应在这一时期。
2011年，西北民族大学兰却加教授发表了《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时期者龙甘丹兴庆寺钟文研究》一文，披露了者龙噶丹兴庆寺钟的图文资料，并对赞普赤德祖赞执政时期(704-754)的具体年代和相关议题作了研究。[18]尽管该钟是在兰州古玩市场征集而来，但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巴桑旺堆所编《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藏文版(2011年)中予以收录。[19]2014年，陆离教授对者龙噶丹兴庆寺钟作了专题研究，考证铜钟的铸造年代在公元704-738年之间。[20]
2018年，万玛项杰发表了《敦煌新发现的扎叶巴古铜钟考》一文，文中提到查叶巴寺铜钟已于20世纪70年代被转运至敦煌莫高窟收藏，[21]在此之前皆认为该钟已被毁掉。同年，尼旦出版了《西藏古钟历史文化研究》(藏文)一书，收录了桑耶寺钟、昌珠寺钟、查叶巴寺钟、者龙噶丹兴庆寺钟和日喀则扎西岗乡恰雄寺钟共5口钟，并将麦考·艾瑞斯发现的铜钟的英文资料展示在书中附录部分。书中对恰雄寺钟的历史文化和年代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22]
2020年，路易斯·多尼(Lewis Doney)发表了《佛教物质文化语境中的吐蕃铜钟》一文，将桑耶寺钟、昌珠寺钟、查叶巴寺钟和贡确松寺钟4口铜钟放置在唐代佛教文明和物质文化向邻近地区输出与扩散的时代背景下予以审视，对吐蕃在文化输入和本土融合等问题作了讨论。[23]同年，笔者向国内译介了贡确松寺钟，并对吐蕃钟的形制与文化源流作了简单的讨论。[24]
综上可知，70余年来，吐蕃铜钟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囿于语言和资料获取渠道等条件的限制，大多以钟铭释读的个案研究或有限资料的比较研究为主，尚未对所有资料进行整合工作鲜有人从铜钟的文化源流、文化内涵和传播路线等角度进行讨论。
二、吐蕃铜钟的发现概况
截至目前，吐蕃铜钟共发现7口，分别是西藏山南桑耶寺钟、昌珠寺钟、敦煌藏查叶巴寺钟日喀则扎西岗乡恰雄寺钟、不丹王国贡确松寺钟、青海博物馆藏敦煌索允钟和兰州私人藏者龙噶丹兴庆寺钟等，其中后3口铜钟属于近期公布的新资料。
1.桑耶寺铜钟，现悬挂于桑耶寺乌孜大殿大门口。此钟最早位于查玛珍桑寺，中途辗转桑耶青普和格吉寺，后至桑耶寺。[25]铜钟系铸造而成，通高1.20米，口径0.69米，呈馒头形；拱状半圆形钮，钮一周有莲瓣纹;肩位置平缓下滑；钟壁垂直，有几条纵横的凸起阳线将钟壁上端分为上下3层、左右6块格；钟口呈六道波曲状，沿着钟裙波状有条带纹。钟壁横向的阳线内刻写有上下两圈古藏文，记录了铜钟是王妃甲茂赞母子二人为赞普赤松德赞祈福和供奉三宝而造，年代约为公元779年或791年左右(图一①、图二①)[26]。
2.昌珠寺铜钟，原悬挂于昌珠寺主殿大门内，现已不存。1960年和1965年，王尧先生先后两次到昌珠寺进行调查，可惜并未测量铜钟的具体数据。从黎吉生的记录看，其尺寸较桑耶寺钟略大但不及其精美。钟系铸造，钮不存；肩位置平缓下滑；钟体呈馒头形，上小下大；钟壁上下、左右各3条平行凸起的阳线将钟身分为6块格；钟口星六道波曲状，钟裙有条带纹。与桑耶寺钟不同该钟口略外侈，波曲较深。钟铭位置和方式与桑耶寺钟相似，最上端两条阳线内刻写有上下两圈的古藏文阳文，记录了钟是王妃强曲(甲茂赞法名)为祈求赞普赤德松赞长寿和众生皈依佛法而造年代约为公元799-815年(图一②、图二②)[27]。
3.查叶巴寺铜钟，原悬挂于拉萨查叶巴寺，1979年入藏敦煌莫高窟。钟通高1.37米，口径0.60米，呈馒头形，上小下大；钮已损，周饰双层莲瓣纹:肩平缓下滑;钟壁以两条凸起的纵横阳线将其分成左右6块梯形方格，其上端两条阳线内饰有联珠纹，方格纹底端有一周连续三股金刚杵纹；钟口呈六道波曲状，口略内敛，钟裙不带条纹。方格纹内各有上下2-3行梵、藏阳文，其中4块方格内铭文为藏文《普贤行愿经》，2块为梵文《缘起法颂经》。年代约为公元779-842年(图一③、图二③)。
4.恰雄寺铜钟，现存于日喀则拉孜县扎西岗乡恰雄寺。钟系铸造，残，存三分之二。通高1.32米，口径0.43米；钟钮呈U字形，饰有一周莲瓣纹和联珠纹；钟肩位置平缓下滑；钟体呈直壁圆筒形，钟壁上端紧挨着联珠纹，上下凸起的阳线内有一圈璎珞纹；钟口四道波曲状，内敛，无钟裙条带纹。未发现铭文，年代为公元779-815 年(图一⑤、图二⑤)[28]。
5.贡确松寺铜钟，现位于不丹王国布姆唐宗之贡确松寺。铜钟系铸造，残损严重，仅剩三分之。通高0.78米，口径复原后约0.40米，钟体呈馒头形，上小下大；半圆形钮，两侧各有一包块周饰有大小错开的8朵莲瓣纹；钟肩位置平缓下滑；钟壁由上下左右3条凸起的阳线将其分成4个梯形方格，其中上端3条条纹上下各有一圈联珠纹，梯形方格中央分别铸有两侧系飘带纹样的八瓣莲蕾带和三珠宝莲瓣座；钟口星四道波曲形，外侈，无钟裙条带纹。钟壁中央纹样区域和钟裙部位现存4圈古藏文阳文，内容记录为某赞普或王室成员之命，为弘法铸造一口铜钟。年代约为公元779-842年(图一⑥、图二⑥)[29]。
6.索允铜钟，该钟原位于敦煌，明末搬运至甘肃省山丹县，在20世纪30年代经武威运抵西宁现藏青海省博物馆[30]。铜钟系铜铸，钮已损，通高1.40米，口径1.05米，口沿厚8厘米；钟钮外围有三重纹饰，一周莲瓣纹为中央，内侧有一周联珠纹，外侧为一周勾连纹；钟壁上下端两条凸线内各一圈连续云纹；钟口六道波曲状，钟裙条带纹。钟腹内4行反写阳文，计23个汉字，内容为沙州都督索允为了法界众生和他的七代先亡而铸造了这口钟[31]。年代为公元794-799年(图一④、图二④)[32]。
图一 ➀桑耶寺钟 ②昌珠寺钟 ③查叶巴寺钟 ④索允钟
⑤恰雄寺钟 ⑥贡确松寺钟 ⑦者龙噶丹兴庆寺钟
⑤恰雄寺钟 ⑥贡确松寺钟 ⑦者龙噶丹兴庆寺钟
7.者龙噶丹兴庆寺铜钟，现为兰州私人藏。钟系采用铜合金铸造，钮已不存。通高0.54米，口径0.52米；钟为平肩，肩部周围有一周藏式转写体的梵文真言；钟体上小下大，略有收分；钟壁上端饰有6朵左右排列的祥云纹；钟裙有条带纹；钟口为六道深波曲状，波曲口衔接处有“天福之面”(Kirtimukha)纹。钟壁为上下3圈阳文所填满，内容为赞普赤德祖赞及王兄功德，尚拉扎加来父子为者龙噶丹兴庆寺铸造一口钟。年代约为公元704-754年(图一⑦、图二⑦)[33]。
图二 ➀桑耶寺钟 ➁昌珠寺钟 ➂查叶巴寺钟 ④索允钟
➄恰雄寺钟 ⑥贡确松寺钟 ⑦者龙噶丹兴庆寺钟
➄恰雄寺钟 ⑥贡确松寺钟 ⑦者龙噶丹兴庆寺钟
三、吐蕃铜钟的文化源流及相关问题
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钟是礼乐文化的重要代表器物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的钟为截面呈合瓦形的乐钟，至南北朝时期演变为截面呈圆形的梵钟，其后历代皆沿袭这一形制。目前存世的唐代梵钟有18口之多。[34]根据口沿的差异，唐代的梵钟可分为平口和波曲口两大类，平口梵钟主要流行于中国南方地区，波曲口梵钟主要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收藏的陈太建七年(575)的铜钟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平口梵钟，该钟高39.1厘米口径21厘米，属于小型钟。钟体为圆筒形，折肩，上部略收缩，口沿平直。外壁中部偏下铸出两个饰以莲瓣纹的撞座，以撞座为中心用凸起的阳线隔成十字形方格纹，十字形之外的空间再用短横线加以分割，这种纵横有序的方格近似僧人袈裟上的图案，故名袈裟纹。钟顶部则有两端饰龙首的蒲牢。[35]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波曲口梵钟收藏于陕西省富县宝室寺，年代为唐贞观三年(629)，是我国国内所藏有明确纪年之最早的铜梵钟。[36]该钟高155厘米、口径150厘米。钟肩较缓，钟体上小下大，呈馒头形。六道波曲口，自钮部向每道波曲的弧尖处联接条带纹，将钟壁表面纵分为6区，再以水平条带将钟壁横分为3层，从而整个钟面共划分成18格，每格中饰瑞兽。波曲状的图像资料最早可追溯至北魏正光四年(523)的翟兴祖造像碑, [37]造像碑的右侧一房檐为歇山顶的房屋内悬挂有一口钟，钟旁立有一身着交领式袈裟的比丘，手执钟锤作撞钟状[38]。梵钟除了在口沿上有不同变化外，肩部也分折肩和缓肩两类，甚至其敲击方式上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撞击为主，钟壁一般设有撞座;另一类是采用木槌之类捶打，故不设专门的击座。
从造型看，除了者龙噶丹兴庆寺铜钟外，其他铜钟肩平缓，也不见撞座，皆系浅波曲口铜钟在形制上完全承袭了唐式北方型铜钟。此外，在钟壁上饰简单的祈愿文亦源自唐式铜钟。最重要的是钟的称谓是一种借词，现存昌珠寺铜钟所记监铸人唐廷比丘仁钦和贡确松寺铜钟所记监铸人为柳姓就是直接的线索。[39]
从其背后的文化信仰看，铜钟形制与中原禅宗思想到吐蕃的传播有关。如罗勃(Lo Bue)和夫朗克(Franco)在《重访江孜》一书所言，吐蕃时期中原艺术的影响与禅宗大师发挥的关键角色有关，但这一影响在佛教后弘期的教法史有所低估。[40]以铜钟中的桑耶寺铜钟和昌珠寺铜钟为例，其施主甲茂赞王妃以敦煌来的汉僧大乘和尚摩诃衍为师，剃度出家，信仰禅宗。根据《顿悟大乘正理决》P.4646记载，在敦煌被吐蕃占领后的786年(唐贞元二年)，摩诃衍从敦煌应邀到拉萨，不仅部分王妃在内的王室成员跟随他出家，他还先后在雅砻江流域的讼割、章蹼(昌珠寺)和勃宕漫等地向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传授了禅宗的相关知识，并得到赞普的认可。[41]以上吐蕃时期铜钟的铸造年代也集中在桑耶寺的建立时间公元779年到赤德松赞执政的大约30年时段。摩诃衍在顿渐之争后，于公元796年又返回敦煌，并受到当时敦煌吐蕃统治者的欢迎，被授予“吐蕃大德”的尊号。[42]更加巧合的是，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名门望族索允当时当上了敦煌地方官员中的最高行政官员-都督。他同样出于虔诚的佛教信仰，也铸造了一口形制与吐蕃腹地如出一辙的索允钟，这为吐蕃铜钟的形制来源和背后的禅宗思想是从敦煌一带向西藏腹地直接传播提供了重要的证据链。而在吐蕃赞普赤德松赞执政时期(799-815)，由王妃强曲(甲茂赞法名)作为施主、唐廷比丘仁钦监铸的昌珠寺铜钟为禅宗思想继赤松德赞时期后在吐蕃地区继续传播提供了物证。
应当指出的是，吐蕃铜钟虽然在文化渊源上源自大唐，但其具体形态与装饰纹饰上也融入了一些本土元素。如吐蕃铜钟没有准百纳袈裟纹样，更多的是八瓣莲纹和联珠纹等带有吐蕃审美情趣的纹样。尤其是恰雄寺钟和贡确松寺钟钟口由六道波曲状变四道，这是吐蕃文化的独创，可能与铜钟施舍人的身份和等级有关。以上所举桑耶寺、昌珠寺、查叶巴寺皆为吐蕃王室供奉的寺庙，其铜钟施舍人当为王室成员，而恰雄寺铜钟和贡确松寺钟的施舍人可能为两位级别较高的将军。以此类推索允钟的六道波曲显得颇为另类，其在腹内装饰阳文汉字的做法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此外，者龙噶丹兴庆寺铜钟从形制到内容都显得较为独特。首先，波曲口沿系唐代北方型铜钟的特征，但其平肩的做法又融入了南方型铜钟的元素，鲜有在唐系铜钟中找到这种案例；其次，其深波曲口的特点在中原地区是宋金时期以后才开始流行的；再次，钟肩上有一组藏式转写体梵文这一现象同样与其年代不太相符；从铜钟铭文推断其铸造年代为赤德祖赞期间(704-754年间)这说明在公元8世纪上半叶，吐蕃境内不仅有比丘，而且佛法还颇为兴盛，这与主流的西藏史料中的许多提法相抵牾；最后，路易斯·多尼在讨论吐蕃钟时，以该钟的材质为铁质为由，并未将其纳入形制讨论范围，这可能有另一番思考。
总之，吐蕃铜钟是吐蕃时期汉藏文化深入交流和禅宗思想由内地传入西藏腹地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其传播路线是经河西走廊传入青藏高原。这类物质文化和思想的传播并非孤例，在同一时期的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等地也能够找到类似的材料。
注释及参考文献
[1]Tucci, G., The Tombs ofthe Tibetan Kings.Koma:ls.M.E.0,1950.pp.69-71.
[2]Richardson, ll. E., “A Ninth Century lnscription from Rkon po”,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4. 1954, pp.157-173.
[3]Aris M., Bhutan: The Early History of a Himalayan Kingdom, Aris&PhillipsLtd., Warminster-England, 1979, pp.33-36。
[4]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85-198页。
[5]这一重要线索虽然没有出处，其线索应该源自1952年出版的法国汉学家戴密微(Demiéville)的《吐蕃僧诤记》一书。
[6]付安旭：《西藏桑鸢寺主殿壁画略考》，《文物》1982年第8期，第1-6页。
[7]陈践注释:《吐蕃碑刻钟铭选》(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 124-132 页。另外，2003年由陈践和王尧译注，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吐蕃文献选读》所录钟铭与《吐蕃金石录》相同。
[8]加央：《论桑耶寺石碑和铜钟》,《西藏研究》(藏文版)1984年第4期，第50-56页。[9]Richardson, ll. E., A Gorpus of Early Tibetan lnscriptions.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5. pp.32-35, 82-83, 144-147.
[10]Li Fang-kuei& W.South Coblin,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lnscriptions. Taipei: lnstitute of ll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ca sinica, 1987，pp.332-352.李方桂、柯蔚南著，王启龙译：《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2-246页。
[11]夏格旺堆：《吐蕃碑刻铭文研究简史》，《西藏档案》2016年第1期，第90-96 页。
[12]谢佐、格桑杰、袁复堂编著：《青海金石录》，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47页。
[13]2021年，敦煌研究院王惠明研究员向笔者推介了这一重要实物资料，深表感谢!
[14]高瑞:《吐蕃文献选读》(藏文)，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
[15]陈践、王尧编译:《吐蕃文献选读》，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年，第 92-100 页.
[16]lwao Kazushi(岩尾一史)et al., Old Tibetan lnscriptions: Old Tibetan Documents OnlineMonograph series lI. Tokyo: Research l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f Asia and Africa, Tokyo L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09, pp.70-73.
[17]陆离：《敦煌写本S.1438背(书仪〉残卷与吐蕃占领沙州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87-100页。
[18]兰却加：《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时期者龙甘丹兴庆寺钟文研究》，《西藏研究》(藏文版)2011年第1期，第1-9页。
[19]巴桑旺堆:《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 223-224 页。
[20]陆离：《关于新发现的吐蕃赤德祖赞时期者龙噶丹兴庆寺发愿钟的几个问题》,《藏学学刊》2014年第10辑，第44-55页
[21]万玛项杰：《敦煌新发现的扎叶巴古铜钟考》,《青海民族大学学报》(藏文版)2018年第4期，第1-13页。
[22]尼旦：《西藏古钟历史文化研究》(藏文)，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42-148页。
[23]Doney L., “Bronze Temple Bells from the Tibetan lmper ial Period: Buddhist Material Culture in Context”, Lucas den Boer and Eliza-beth A. Gecil(Eds.)Framing lntellectual and lived Spaces in Early South Asia: Sources and Boundaries. Berlin: DE GRLYTER. 2020.pp.105-142.
[24]夏吾卡先：《不丹王国发现吐蕃铜钟研究-兼论吐蕃钟的形制与文化源流》，《西藏研究》2020年第4期，第104-109页。
[25]韦色朗：《韦协》(藏文版)，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页；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藏文版)，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62页。
[26]lwao Kazushi(岩尾一史)et al., Old Tibetan lnscriptions: Old Tibetan Documents Online Monograph series lI. Tokyo: Research l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f Asia and Africa, Tokyo L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09, pp.70.
[27]ibid., p.71.4.
[28]尼旦：《西藏古钟历史文化研究》(藏文)，第142-148页。
[29]夏吾卡先：《不丹王国发现吐蕃铜钟研究-兼论吐蕃钟的形制与文化源流》,《西藏研究》2020年第4期，第104-109页。
[30]谢佐、格桑杰、袁复堂编著：《青海金石录》，第 46-47页。
[31]笔者承蒙青海考古所杜威博十和青海省博物馆宋涛研究员协助下，2023年2月20日博物馆仓库内现场观摩了这一口铜钟深表感谢。
[32]陆离：《敦煌写本S.1438背〈书仪〉残卷与吐蕃占领沙州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87-100页。
[33]兰却加：《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时期者龙甘丹兴庆寺钟文研究》，《西藏研究》(藏文版)2011年第1期，第1-9页。
[34]李阳：《唐代梵钟的初步研究-以形制与纹饰为中心》,《常州文博论丛》2016年总第2辑，第47-51页。
[35]孙机：《中国梵钟》,《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第3-10页。
[36]同上。
[37]河南博物院编：《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38]秘密：《也谈梵钟起源》，《四川文物》2014年第6期，第60-63页。
[39]夏吾卡先：《不丹王国发现吐蕃铜钟研究-兼论吐蕃钟的形制与文化源流》，《西藏研究》2020年第4期，第104-109页。
[40]Lo Bue, E., and Franco R., Gyantse Revisited. Firenze: Le Lettere, 1990, p.36.
[41]杨富学、李吉和辑校：《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56页。
[42]杨富学、王书庆：《关于摩诃衍禅法的几个问题》，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十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228-247页。
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钟是礼乐文化的重要代表器物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的钟为截面呈合瓦形的乐钟，至南北朝时期演变为截面呈圆形的梵钟，其后历代皆沿袭这一形制。目前存世的唐代梵钟有18口之多。[34]根据口沿的差异，唐代的梵钟可分为平口和波曲口两大类，平口梵钟主要流行于中国南方地区，波曲口梵钟主要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收藏的陈太建七年(575)的铜钟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平口梵钟，该钟高39.1厘米口径21厘米，属于小型钟。钟体为圆筒形，折肩，上部略收缩，口沿平直。外壁中部偏下铸出两个饰以莲瓣纹的撞座，以撞座为中心用凸起的阳线隔成十字形方格纹，十字形之外的空间再用短横线加以分割，这种纵横有序的方格近似僧人袈裟上的图案，故名袈裟纹。钟顶部则有两端饰龙首的蒲牢。[35]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波曲口梵钟收藏于陕西省富县宝室寺，年代为唐贞观三年(629)，是我国国内所藏有明确纪年之最早的铜梵钟。[36]该钟高155厘米、口径150厘米。钟肩较缓，钟体上小下大，呈馒头形。六道波曲口，自钮部向每道波曲的弧尖处联接条带纹，将钟壁表面纵分为6区，再以水平条带将钟壁横分为3层，从而整个钟面共划分成18格，每格中饰瑞兽。波曲状的图像资料最早可追溯至北魏正光四年(523)的翟兴祖造像碑, [37]造像碑的右侧一房檐为歇山顶的房屋内悬挂有一口钟，钟旁立有一身着交领式袈裟的比丘，手执钟锤作撞钟状[38]。梵钟除了在口沿上有不同变化外，肩部也分折肩和缓肩两类，甚至其敲击方式上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撞击为主，钟壁一般设有撞座;另一类是采用木槌之类捶打，故不设专门的击座。
从造型看，除了者龙噶丹兴庆寺铜钟外，其他铜钟肩平缓，也不见撞座，皆系浅波曲口铜钟在形制上完全承袭了唐式北方型铜钟。此外，在钟壁上饰简单的祈愿文亦源自唐式铜钟。最重要的是钟的称谓是一种借词，现存昌珠寺铜钟所记监铸人唐廷比丘仁钦和贡确松寺铜钟所记监铸人为柳姓就是直接的线索。[39]
从其背后的文化信仰看，铜钟形制与中原禅宗思想到吐蕃的传播有关。如罗勃(Lo Bue)和夫朗克(Franco)在《重访江孜》一书所言，吐蕃时期中原艺术的影响与禅宗大师发挥的关键角色有关，但这一影响在佛教后弘期的教法史有所低估。[40]以铜钟中的桑耶寺铜钟和昌珠寺铜钟为例，其施主甲茂赞王妃以敦煌来的汉僧大乘和尚摩诃衍为师，剃度出家，信仰禅宗。根据《顿悟大乘正理决》P.4646记载，在敦煌被吐蕃占领后的786年(唐贞元二年)，摩诃衍从敦煌应邀到拉萨，不仅部分王妃在内的王室成员跟随他出家，他还先后在雅砻江流域的讼割、章蹼(昌珠寺)和勃宕漫等地向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传授了禅宗的相关知识，并得到赞普的认可。[41]以上吐蕃时期铜钟的铸造年代也集中在桑耶寺的建立时间公元779年到赤德松赞执政的大约30年时段。摩诃衍在顿渐之争后，于公元796年又返回敦煌，并受到当时敦煌吐蕃统治者的欢迎，被授予“吐蕃大德”的尊号。[42]更加巧合的是，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名门望族索允当时当上了敦煌地方官员中的最高行政官员-都督。他同样出于虔诚的佛教信仰，也铸造了一口形制与吐蕃腹地如出一辙的索允钟，这为吐蕃铜钟的形制来源和背后的禅宗思想是从敦煌一带向西藏腹地直接传播提供了重要的证据链。而在吐蕃赞普赤德松赞执政时期(799-815)，由王妃强曲(甲茂赞法名)作为施主、唐廷比丘仁钦监铸的昌珠寺铜钟为禅宗思想继赤松德赞时期后在吐蕃地区继续传播提供了物证。
应当指出的是，吐蕃铜钟虽然在文化渊源上源自大唐，但其具体形态与装饰纹饰上也融入了一些本土元素。如吐蕃铜钟没有准百纳袈裟纹样，更多的是八瓣莲纹和联珠纹等带有吐蕃审美情趣的纹样。尤其是恰雄寺钟和贡确松寺钟钟口由六道波曲状变四道，这是吐蕃文化的独创，可能与铜钟施舍人的身份和等级有关。以上所举桑耶寺、昌珠寺、查叶巴寺皆为吐蕃王室供奉的寺庙，其铜钟施舍人当为王室成员，而恰雄寺铜钟和贡确松寺钟的施舍人可能为两位级别较高的将军。以此类推索允钟的六道波曲显得颇为另类，其在腹内装饰阳文汉字的做法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此外，者龙噶丹兴庆寺铜钟从形制到内容都显得较为独特。首先，波曲口沿系唐代北方型铜钟的特征，但其平肩的做法又融入了南方型铜钟的元素，鲜有在唐系铜钟中找到这种案例；其次，其深波曲口的特点在中原地区是宋金时期以后才开始流行的；再次，钟肩上有一组藏式转写体梵文这一现象同样与其年代不太相符；从铜钟铭文推断其铸造年代为赤德祖赞期间(704-754年间)这说明在公元8世纪上半叶，吐蕃境内不仅有比丘，而且佛法还颇为兴盛，这与主流的西藏史料中的许多提法相抵牾；最后，路易斯·多尼在讨论吐蕃钟时，以该钟的材质为铁质为由，并未将其纳入形制讨论范围，这可能有另一番思考。
总之，吐蕃铜钟是吐蕃时期汉藏文化深入交流和禅宗思想由内地传入西藏腹地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其传播路线是经河西走廊传入青藏高原。这类物质文化和思想的传播并非孤例，在同一时期的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等地也能够找到类似的材料。
注释及参考文献
[1]Tucci, G., The Tombs ofthe Tibetan Kings.Koma:ls.M.E.0,1950.pp.69-71.
[2]Richardson, ll. E., “A Ninth Century lnscription from Rkon po”,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4. 1954, pp.157-173.
[3]Aris M., Bhutan: The Early History of a Himalayan Kingdom, Aris&PhillipsLtd., Warminster-England, 1979, pp.33-36。
[4]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85-198页。
[5]这一重要线索虽然没有出处，其线索应该源自1952年出版的法国汉学家戴密微(Demiéville)的《吐蕃僧诤记》一书。
[6]付安旭：《西藏桑鸢寺主殿壁画略考》，《文物》1982年第8期，第1-6页。
[7]陈践注释:《吐蕃碑刻钟铭选》(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 124-132 页。另外，2003年由陈践和王尧译注，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吐蕃文献选读》所录钟铭与《吐蕃金石录》相同。
[8]加央：《论桑耶寺石碑和铜钟》,《西藏研究》(藏文版)1984年第4期，第50-56页。[9]Richardson, ll. E., A Gorpus of Early Tibetan lnscriptions.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5. pp.32-35, 82-83, 144-147.
[10]Li Fang-kuei& W.South Coblin,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lnscriptions. Taipei: lnstitute of ll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ca sinica, 1987，pp.332-352.李方桂、柯蔚南著，王启龙译：《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2-246页。
[11]夏格旺堆：《吐蕃碑刻铭文研究简史》，《西藏档案》2016年第1期，第90-96 页。
[12]谢佐、格桑杰、袁复堂编著：《青海金石录》，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47页。
[13]2021年，敦煌研究院王惠明研究员向笔者推介了这一重要实物资料，深表感谢!
[14]高瑞:《吐蕃文献选读》(藏文)，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
[15]陈践、王尧编译:《吐蕃文献选读》，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年，第 92-100 页.
[16]lwao Kazushi(岩尾一史)et al., Old Tibetan lnscriptions: Old Tibetan Documents OnlineMonograph series lI. Tokyo: Research l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f Asia and Africa, Tokyo L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09, pp.70-73.
[17]陆离：《敦煌写本S.1438背(书仪〉残卷与吐蕃占领沙州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87-100页。
[18]兰却加：《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时期者龙甘丹兴庆寺钟文研究》，《西藏研究》(藏文版)2011年第1期，第1-9页。
[19]巴桑旺堆:《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 223-224 页。
[20]陆离：《关于新发现的吐蕃赤德祖赞时期者龙噶丹兴庆寺发愿钟的几个问题》,《藏学学刊》2014年第10辑，第44-55页
[21]万玛项杰：《敦煌新发现的扎叶巴古铜钟考》,《青海民族大学学报》(藏文版)2018年第4期，第1-13页。
[22]尼旦：《西藏古钟历史文化研究》(藏文)，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42-148页。
[23]Doney L., “Bronze Temple Bells from the Tibetan lmper ial Period: Buddhist Material Culture in Context”, Lucas den Boer and Eliza-beth A. Gecil(Eds.)Framing lntellectual and lived Spaces in Early South Asia: Sources and Boundaries. Berlin: DE GRLYTER. 2020.pp.105-142.
[24]夏吾卡先：《不丹王国发现吐蕃铜钟研究-兼论吐蕃钟的形制与文化源流》，《西藏研究》2020年第4期，第104-109页。
[25]韦色朗：《韦协》(藏文版)，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页；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藏文版)，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62页。
[26]lwao Kazushi(岩尾一史)et al., Old Tibetan lnscriptions: Old Tibetan Documents Online Monograph series lI. Tokyo: Research l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f Asia and Africa, Tokyo L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09, pp.70.
[27]ibid., p.71.4.
[28]尼旦：《西藏古钟历史文化研究》(藏文)，第142-148页。
[29]夏吾卡先：《不丹王国发现吐蕃铜钟研究-兼论吐蕃钟的形制与文化源流》,《西藏研究》2020年第4期，第104-109页。
[30]谢佐、格桑杰、袁复堂编著：《青海金石录》，第 46-47页。
[31]笔者承蒙青海考古所杜威博十和青海省博物馆宋涛研究员协助下，2023年2月20日博物馆仓库内现场观摩了这一口铜钟深表感谢。
[32]陆离：《敦煌写本S.1438背〈书仪〉残卷与吐蕃占领沙州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87-100页。
[33]兰却加：《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时期者龙甘丹兴庆寺钟文研究》，《西藏研究》(藏文版)2011年第1期，第1-9页。
[34]李阳：《唐代梵钟的初步研究-以形制与纹饰为中心》,《常州文博论丛》2016年总第2辑，第47-51页。
[35]孙机：《中国梵钟》,《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第3-10页。
[36]同上。
[37]河南博物院编：《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38]秘密：《也谈梵钟起源》，《四川文物》2014年第6期，第60-63页。
[39]夏吾卡先：《不丹王国发现吐蕃铜钟研究-兼论吐蕃钟的形制与文化源流》，《西藏研究》2020年第4期，第104-109页。
[40]Lo Bue, E., and Franco R., Gyantse Revisited. Firenze: Le Lettere, 1990, p.36.
[41]杨富学、李吉和辑校：《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56页。
[42]杨富学、王书庆：《关于摩诃衍禅法的几个问题》，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十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228-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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