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石刻文献评述

摘要：吐蕃石刻文献是古代藏族先民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古藏文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吐蕃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宗教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其史学和研究价值历来被国内外藏学家所推崇至备。文章在介绍吐蕃石刻文献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就其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及现状、文献内容及史料价值进行了扼要评述。
关键词：吐蕃；石刻文献；研究；史料价值

一、吐蕃石刻文献基本情况
　　吐蕃石刻文献主要有两部分组成：石碑和摩崖石刻。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了解的或所搜集到的吐蕃石刻文献约有28处，皆为吐蕃赞普赤松德赞（7世纪中叶）至赤祖德赞（9世纪40年代）执政时期的历史文化遗物。其中石碑有13通，摩崖石刻有15处。13通石碑具体名称如下：桑耶寺碑、拉萨雪碑文、琼结桥头碑（即赤松德赞纪功碑）、工布朗噶碑（以上4通立碑于赤松德赞时期）、谐拉康寺东碑、谐拉康寺西碑、噶琼寺碑（以上3通立碑于赤德松赞时期）、唐蕃会盟碑、赤德松赞墓碑、楚布寺碑、昌钦碑、普兰觉若观世音碑（以上5通立碑于赤德祖赞时期）、丽江格子墓碑（具体年代不明）①摩崖石刻15处名称如下：石渠登科摩崖石刻②（赤松德赞时期）、工布雍仲增石刻、玉树贝纳沟③题记、玉树贝纳沟摩崖石刻普贤王经、玉树勒巴沟3处摩崖石刻④、察雅仁达摩崖石刻、洛扎摩崖石刻（以上8处为赤德松赞时期）、扎耶巴石刻（赤祖德赞时期）、恰喀石刻、巴尔蒂斯坦石刻、都兰热水乡吐蕃一号墓石刻、都兰热水乡吐蕃三号墓石刻⑤、民乐扁都口石佛寺摩崖⑥（以上5处具体年代不明）。
　　此处不包括今印度拉达克发现的一些吐蕃石刻。英国学者邓伍德曾在拉达克发现了14处有古藏文的石刻。在其著《拉达克的文化遗产》中发表了相关文字，并进行了初步的解读。从刊布的录文看，错字不少，可能原文不甚清晰。但从残存文字中很容易看出是吐蕃石刻遗产。⑦‍‍
　　从以上石刻文献的产生时间来看，在藏族地区发现最早的石刻是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时期。需要说明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西藏吉隆县宗嘎镇附近发现的汉文石刻“大唐使出铭记”却刻于唐高宗显庆二年，即658年，是迄今为止在西藏发现的最早汉文石刻，早于藏文石刻至少100多年。
　　1980年前，国内外藏学界所了解的吐蕃石刻文献仅有11处，即桑耶寺碑、拉萨雪碑⑧、琼结桥头碑⑨、噶琼寺碑、谐拉康东碑、谐拉康西碑、诸拉康石刻⑩、工布石刻⑪、赤德松赞墓碑、唐蕃会盟碑、楚布寺碑。1980年后，我国藏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新发现的吐蕃时期的石刻文献约有17处，为研究古代藏族历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新史料。其中重要的有洛扎摩崖石刻、察雅仁达摩崖石刻、玉树贝纳沟佛像题记、普兰觉若观世音碑等。以上石刻文献在传统史料中未曾有记载，学者们是在当地群众的引导下而有所发现的。
二、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对吐蕃石刻文献的研究，最早应该追溯到古代藏族学者的研究。1422年，藏历第七饶迥水虎年，即迄今591年前藏族的先人把5处石刻文献，即赤德松赞墓碑、琼结桥头碑、唐蕃会盟碑⑫、噶琼寺碑、工布雍仲增石刻抄录下来了，合成了一份珍贵碑刻资料流传下来了。⑬此后，14世纪的萨迦派高僧萨迦•索朗坚赞（《西藏王统记》作者）、15世纪的史学家达仓•班觉桑布（《汉藏史集》作者）、16世纪的史学家巴卧•祖拉程瓦（《贤者喜宴》的作者）、17世纪的五世达赖喇嘛等人的著作中录有或引用过吐蕃石刻史料。达仓•班觉桑布在其所著《汉藏史集》中提到过达扎禄恭纪功碑⑭；巴俄•祖拉程瓦在其历史名著《贤者喜宴》中就收录了桑耶寺碑的文字；萨迦•索朗坚赞和五世达赖喇嘛曾引用过唐蕃会盟碑的资料。⑮近代学者根敦群佩先生曾于1946年抄录和研究过噶琼寺碑等。⑯
　　在国内，清末就有学者开始研究吐蕃碑刻，罗振玉先生早在1909年所著的《西陲石刻录》中就有相关“唐蕃会盟碑”的研究文字。民国时期罗常培先生刊布过“唐蕃会盟碑”的拓片，其相关研究收录在《神州国光集》中。其后姚薇元先生在1934年《燕京学报》第15期上亦发表过《唐蕃舅甥和盟碑跋》一文。⑰解放后，国内学者研究成绩卓著，1982年王尧教授出版《吐蕃金石录》一书，1985年索南吉（即陈践教授）教授又出版了藏文版的《吐蕃金石录》。后来高瑞（贡确次丹）教授的藏文版《古代藏文文书》一书收录了1980以后刊布的新发现的部分石刻文献，并附有注释和内容解读。
　　王尧教授的《吐蕃金石录》是一本集国内外研究之成果之大作，极大地推动了国内藏学界研究吐蕃碑刻的事业，许多后来者包括笔者在内从中获益匪浅。对某一个单个碑文的重要研究有恰白• 次丹平措先生关于对察雅丹玛（仁达）摩崖刻石的研究文章；有高瑞教授和白玛本关于对青海玉树州两处石刻文献研究成果；有冯智研究员等学者有关云南丽江石刻文献的研究；有次仁曲杰和达瓦次仁对阿里普兰觉若观世音石碑的研究；有扎西达瓦先生对工布雍仲增石刻的再解读，有甘肃甘南藏族学者龙布杰的桑耶寺碑研究文章等等。近年来最新成果有青海民族大学著名学者恰嘎•旦正的《藏文碑文研究》一书。2011年12月拙著《吐蕃碑刻校注》（藏文）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出书过程中的文字转换和校对上的不足，错字颇出，至今遗憾至极。2013年4月西藏人民出版社第2次印刷时，正文错字部分基本得到了纠正。
　　国际上对吐蕃石刻文的最早研究可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英人布希尔（Bushell）早在1880年即对“唐蕃会盟碑”作过初步解读。其后有弗兰克（Francke）、瓦德尔（Waddell）、藤田丰八、理查逊、李方桂、佐藤长、山口瑞风等。与布希尔，⑱一样，弗兰克、瓦德尔⑲早期研究碑刻主要涉及的是唐蕃会盟碑和拉萨雪碑。当时国外学者研究这两通石碑较为容易入门，一是石碑坐落于拉萨，有机会抄录文字并进行拍照；二是这两通石碑内容主要反映了吐蕃时期的唐蕃关系，而唐蕃关系在《唐书》《通鉴》等汉文典籍中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国外学者有条件接触汉文典籍的译文，从而可以借助汉文文献，对碑文开展初步研究。
　　上世纪4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研究西藏古代石刻文献的主要学者有英国人黎吉生（Hugh E.Richardson）、意大利学者图齐、美国学者李方桂和柯蔚南（W.South Coblin）、日本学者佐藤长、山口瑞凤等。在这些学者中，黎吉生、图齐、李方桂的研究较为系统。其中黎吉生⑳从1949年起陆续发表过有关西藏古碑文研究文章，刊布过许多碑文的照片。
　　1985年黎吉生出版了一本较为详细介绍西藏古代石碑的专著—《早期西藏碑铭汇编》（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Hertford）。需要指出的是，黎吉生的古碑文研究中其阐述的某些文字受其政治观点的严重制约，存在许多错误。尤其是解读拉萨雪碑和唐蕃会盟碑的过程中对唐代汉藏民族关系存在刻意歪曲史实之嫌。王尧教授在《吐蕃金石录》中的相关篇目中已作过严正批驳。意大利学者图齐关于桑耶寺碑的相关文章和所公布的碑文图片在国际藏学界备受重视。㉑
　　美国籍华人李方桂和他的学生柯蔚南于1987年出版了英文版的《古代西藏碑文研究》一书（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Taipei）㉒。该著在吸收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碑文文献校注、释读、翻译等方面有做出了许多努力。2009年日本东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编辑刊布了《古藏文碑铭》一书，应属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㉓‍
　　回顾国内外的研究历程，虽然对西藏古代石刻文献的研究迄今为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研究工作远远未穷尽，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同时亦寄希望于治古代藏族史的后人的勤奋与执着。
三、吐蕃石刻文献的内容及史料价值
　　吐蕃石刻文献记载主要涉及5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与政治相关的内容。吐蕃时期赞普、王室成员、小邦主、大臣等之间经常举行盟誓，以便确定、巩固、约束各自之间的关系和职责。如，工布雍仲增石刻是赞普颁给工噶布王的具有盟约性质的诏书，诏书开篇首先追朔了工噶布王作为吐蕃王室后裔的渊源，尔后赞普一方明确工噶布王所享有的种种特权，重申地方官员不得强制性地加重工噶布王需要缴纳的赋税，不得侵害工噶布王所属土地、民户等。㉔谐拉康寺东西碑属于这一类型。二是与宏扬佛教有关的内容。在赤松德赞、赤德松赞两位赞普执政时期，大力推行扶持和保护佛教的政策，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与发展达到了高峰，这自然引起了苯教徒及信仰苯教大臣的激烈反对，为此时常发生尖锐的政治斗争。
　　为了保护佛教的正常传播，平息苯教徒的反抗，赞普通常与大臣、王族之间举行盟誓，参与盟誓的人要立誓永远信奉、保护、宏扬佛教，并把誓言刻石立碑。㉕三是有关赞普和大臣的纪功碑，如拉萨雪碑和琼结桥头碑等。四是墓碑或墓志铭，如赤德松赞墓碑、恰喀墓碑、丽江格子墓碑等。五是刻有佛教经文或与佛法有关的石刻，如察雅仁达摩崖石刻、玉树勒巴沟摩崖石刻、石渠摩崖石刻等。
　　吐蕃石刻文献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史料价值上。我们知道，古代藏族对历史典籍和其传承是非常重视的，在《朗氏家族史》中有一句名言：生人身，若不知道自己的族属，则宛如林中的猕猴，人若不知自己的母系血统，则犹如幻觉中的苍龙（意即非真龙）”，表明藏族很早就关注本民族的起源和历史。吐蕃时期藏族的先人不仅把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文献记录在纸上，还刻在石壁上，让时人引起重视、为后世者传之永久。但随着历史的发展，11世纪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后，藏族历史典籍的记述方法开始发生了变化。后弘期以及其后历史典籍中，佛教内容开始大大加重，对原有世俗历史的记载未予足够的重视，类似吐蕃石刻文献一类风格的历史文献几乎不曾问世。
　　记载松赞干布事迹的、托名为吐蕃文书的《柱间史》和《玛尼宝训》等书㉖中几乎再也看不到在政治、军事、文化上以雄才大略、叱诧历史的松赞干布形象。因此总体上，可以说佛教后弘期及其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对吐蕃世俗历史的记载基本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吐蕃石刻文献的引用研究极受冷遇。以14世纪问世的《西藏王统记》为例，该史籍记述的主要内容是吐蕃“三大法王”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赤祖德赞在宗教上的重大业绩，而对“三大法王”当政时期的世俗历史，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非宗教方面记载尽管引用了一些吐蕃碑刻史料，但仍十分有限。
　　究其原因，正如该书作者萨迦派高僧萨迦•索朗坚赞所言，他在撰写《西藏王统记》时，搜集到了诸多古代史料，但因这类文献与佛法关系不大，因此弃之不用。萨迦•索朗坚赞的话语今日读之令人感慨不已。我们设想，如果在《西藏王统记》中保存或记录有当时能够见到的许多古代珍贵历史资料，包括吐蕃石刻文献的话，后人的研究可以说受益无穷。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历史上还出现过两位重视研究、引用、保存吐蕃碑刻的学者。一是巴卧•祖拉程瓦，其所著《贤者喜宴》中不仅收录了桑耶寺碑全文，还收录有两件盟约，史料价值很高。㉗另一位是18世纪著名的宁玛派高僧噶托•仁增次旺罗布。他是一位对藏族古代世俗历史有高度兴趣的佛教高僧，曾遍访名胜古迹，广泛搜集资料，其私人藏书中保存了上文提及的抄录于1422年5件吐蕃石刻文献，这是留给后人的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其中琼结桥头碑历经千年风吹日晒，文献已经漫漶湮没，无法释读，如果没有他留给后人的碑文抄件，我们将失去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因此，可以说巴俄•祖拉称瓦和噶托•次旺仁增罗布是两位对西藏石刻文献进行研究的少有先驱。
　　目前研究古代藏族史的学者们，把吐蕃石刻文献与敦煌古藏文文献视作十分重要的史料。其中吐蕃石刻文献在吐蕃历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十分突显。此举以下几点，以作进一步的说明。
　　1.目前已经发现，并公开出版的约28件的石刻文献虽然数量不多，但皆为吐蕃历史遗产，没有后人对此进行过篡改，因此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2.石刻文献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是我们考证其他文献资料准确性的依据。比如，我们通过噶琼寺碑文可以进一步考证松赞干布时期建造大昭寺的相关记载。
　　3.敦煌古藏文文献有载：都松芒波杰赞普（677—704）曾在南诏境内境内征讨过乌蛮、白蛮。这一记载说明，今四川甘孜州德格县一带很可能是都松芒波杰出兵南诏时活动过的地区。噶琼寺碑记载有都松芒波杰曾在今德格境内的“岭”一地建有名为“赤孜”（ཁྲི་རྩེ།）的佛堂，这一记载既印证了都松芒波杰曾在靠近南诏的德格等地区活动的事实，又纠正了后期史料中对“赤孜”的佛堂混乱记述。㉘‍
　　4.工布雍仲增石刻文献记载的是工噶布王的历史，弥补了藏族古代史上重要的缺漏，同时纠正了后期史料中 的一个错误的记载。即根据传统史料记载，止贡赞普是吐蕃第八代赞普，而石刻文献记述为是第七代赞普，与敦煌古藏文文献记载相吻合。这恰好说明了工布雍仲增石刻文献证实了敦煌文献记载的真实性。敦煌文献中记载的历史事件能够在吐蕃石刻文献的记载中得到印证的情况不止一处。可见，石碑文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是后期著作无法比拟的。
　　5.在记述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功绩方面，后弘期之后的一些文献中常会出现赤松德赞时期国力强盛，势力范围广阔，统治了天下2/3等类似话语。但此类说辞，一般归于泛泛，没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琼结桥头石碑关于赤松德赞国力强盛时吐蕃疆域“西临大食、东达陇山”的记载，这恰好印证了吐蕃鼎盛时期疆域辽阔，也与新、旧《唐书》等汉文资料中的相关记载相吻合。
　　6.昌都察雅县的仁达摩崖刻石为我们研究吐蕃僧人何时被赞普委任位及群臣之上的僧人大相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以往学术界根据唐蕃会盟碑相关史料多认为僧人出任吐蕃宰相级大臣一职在赤祖德赞当政时期，并以吐蕃首席宰相僧人钵阐布云丹贝参与822年唐蕃会盟仪式为例。而察雅仁达摩崖刻石印证了早在赤德松赞在位时期（800?—815），僧人已经位列宰相。这一重要记载为我们研究早期西藏历史上僧人掌握政权，宗教干预政治的现象是如何形成提供了珍贵资料。
　　7.763年，吐蕃军队攻占唐都长安、唐代宗逃往陕州一事，新旧《唐书》等汉文文献有较多相关文献，而传统藏文文献中对此并没有详细记载。拉萨雪碑记载了达扎禄恭是参与谋划进军长安，并与另一位将军一起率领吐蕃大军占领长安、唐代宗逃往陕州一事。使藏汉史料得以相互印证。
　　8.《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在察雅仁达摩崖上刻有文字和佛像，这种说法已经延续了700年多年。仁达摩崖石刻证明，此石刻文献刻于猴年（802），赤德松赞赞普时期，比文成公主入藏时大约晚了近161年，纠正了传统藏文史料中的错误记载。同样，青海玉树贝纳沟摩崖石刻题记亦表明，今日疯传之“公主庙”中的9尊崖壁上的浮雕和文字非7世纪文成公主所为，而是9世纪初赤德松赞时期所雕刻。因此，依据吐蕃石刻文献，我们可以纠正一些后期史料中错误的历史记载和传说。
　　以上仅是几点例子而已。吐蕃石刻文献的学术价值远不止这些。石刻文献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历史研究方面，还对宗教、语言、文字及其相关文化的研究都有很高的价值，特别对藏语文的演变与发展方面的研究也有独特的作用。此外，与碑文相随的摩崖石刻的佛像和图案也有重要研究价值。尤其是察雅仁达摩崖和玉树摩崖上所刻毗若遮那及八大弟子的雕像以及白云、荷花、龙、飞仙等多种图案是研究吐蕃时期雕刻艺术的第一手资料。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 从碑文内容来推断，立碑时间应该在赤松德赞时期(755—797)。
② 近年来，在四川甘孜州石渠县洛须镇附近多处新发现吐蕃石刻，学界还未曾刊布。
③ 贝纳沟，位于青海省玉树州结古镇东南25公里处，藏语写作འབིས་མདོ།或བཻ་ཁོག。为毗若遮那沟简称，因沟内岩石上雕刻有毗若遮那(大日如来)像，故得名。汉文中把毗若遮那像所在庙堂称作“公主庙”，并在相关旅游宣传册中言沟内雕像和题记皆文成公主所为，实与史实不符。
④ 勒巴沟内还有吐蕃石刻多处，学界未曾刊布。2011年笔者曾前往考察，可以断定的是有些石刻是描述释迦牟尼生平的刻图和文字。
⑤ 都兰吐蕃墓葬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境内，此墓葬石刻由五块独立方石组成，每块刻一字，为一大臣姓名。
⑥ 此摩崖石刻位于甘肃省民乐县境内。参见恰嘎·旦正：《藏文碑文研究》[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5页。
⑦ 参见邓伍德著，陈楠译：《拉达克石刻录 》[A]，《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C]第二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37一149
⑧ 拉萨雪碑 ，国际藏学界通用称呼，国内又称称作“达扎路恭纪功碑”。
⑨ 琼结桥头碑，1422年抄文称作“琼结达孜桥头碑”，简称 “琼结桥头碑 ”。琼结达孜为琼结达孜宗旧名，石碑立于一桥头处 ，故得名，国际藏学界至今沿用此名。国内有称作“赤松德赞功碑”，因碑文记载的是赤松德赞的丰功伟绩。
⑩ 谐拉康石刻一名国内藏学界沿用至今，但有误。此碑位于今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境内一座墓穴的南侧，距谐拉康以东约几百米，与谐村隔河相望。根据石刻此地古名“恰喀”，石刻当为墓碑。故今称之为恰喀墓碑。
⑪ 工布石刻，即工布雍仲增石刻，坐落于工布地区今林芝县雍仲增村北侧农田中。国际藏学界以往普遍作“工布石刻”，国内一般称之为“第穆摩崖刻石”。以今之藏学界研究成果来看，称作“工布刻石”，与坐落于另一处的工布地区碑刻不易区别；称之为“第穆萨摩崖刻石”，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雍仲增村隶属于第穆区，故有此名。实际第穆一地与刻石所在雍仲增村相距20多公里，今称作“工布雍崇增刻石”，已获藏学界普遍认同。
⑫“唐蕃会盟碑”抄文的尾页有以下题记：“水兔年立碑(指‘唐蕃会盟碑’立碑时间，即823年)至今之水虎年已越599年”。由此可知，碑文抄录时间为1422年。
⑬ 18世纪藏传佛教宁玛巴派著名学者噶托·次旺仁增诺布的藏书中就有这一份碑刻资料。后来碑刻资料几经周折，最终由锡金人热巴尔都保存，相关照片复制品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
⑭《汉藏史集》中“达扎路恭纪功碑”被称作“位于‘齐’(phyi)地的石碑”，那时还不曾有“拉萨雪碑”之称，说明当时“拉萨雪碑”还没有移挪到红山(今布达拉宫所在山名)前。今布达拉宫壁画中有描绘此石碑在17世纪80年代修建布达拉红宫时如何从今称之为“芝” (kri，位于今拉萨市城关 区蔡公堂乡境内)移挪到布达拉宫前雪城竖立的情景。故，《汉藏史集》中“齐”(phyi)和布达拉宫壁画中的“芝”(kri)应指同一个地方。
⑮ 14世纪问世的《五部遗教》中也收录有与吐蕃碑文极为相似的文字。
⑯ 霍康·索朗边巴先生于1958年曾抄录过“谐拉康碑”。
⑰ 参见王尧：《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4页。
⑱ 布希尔的研究是关于“唐蕃会盟碑”中的藏汉双语部分，未涉及到其他领域。参见李方桂、柯蔚南著，王启龙译：《古代西藏碑文研究》[M]，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⑲ 瓦德尔1904年随荣赫鹏所率英国侵略军进入西藏，抄录了拉萨雪碑和唐蕃会盟碑。
⑳ 黎吉生于上世纪40年代年任英印政府及其后的印度政府(1947年印度立)驻西藏商务代表期间，曾数次到西藏中部各地对石刻文献进行了临摹和拍照。
㉑ 图齐教授有关藏文碑文的著作主要是关于桑耶寺碑、赤德松赞墓碑、楚布寺碑的研究。
㉒ 国内有王启龙的汉文译著，即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古代西藏碑文研究》。
㉓ Kazushi Iwao，Nathan W.Hill and Tsuguhito Takeuchi，Old Tibetan Inscriptions，0ld Tibetan Documents Online Mono—graph SeriesVol.II，ILCAA，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Tokyo，2009.即岩尾一史、纳丹·希尔、武内绍人合编：《古藏文碑铭》，“古藏文文献在线丛刊”卷II，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ILCAA)，东京，2009年。
㉔ 参加盟誓的王室成员主要包括王妃、王子；小邦主主要指出身于吐蕃早期赞普后裔，吐蕃统一政权时期依然拥有领地，享有相对自治权力的地方小政权首领，如工噶布王(ཀོང་རྗེ་ཀར་པོ)、娘尊王(ཉང་བཙུན)等。
㉕ 这方面主要有两通石碑：桑耶寺碑和噶琼寺碑。前者被王尧教授称之为“桑耶寺兴佛证盟碑”，即点出了碑文主题。
㉖《柱间史》《玛尼宝训》之类通常被称作“伏藏”(གཏར་མ)，儿世纪的佛学家们在书中注入了大量的佛教元素，使佛学史观下的吐蕃历史充满了太多荒诞不经的故事。
㉗ 这两份盟誓录文，分别是赤松德赞、赤德松赞时期与赞普与王室成员、小邦之主、各大臣之间为保护、宏扬佛教而举行的盟誓誓文。参见巴卧祖拉程瓦：《贤者喜宴》(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370—373页、第409—413页。
㉘ 11世纪以后的史料对“岭地赤孜”(གླིང་གི་ཁྲི་རྩེ)记载混乱，拼写错误，甚至不解“岭地赤孜”位于何处。噶琼寺碑提供了正确的拼写。

作者简介：
巴桑旺堆，西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西藏社科院研究员。曾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民族研究所所长，在第十届国际藏学会上被选为中方理事。1993年以来，先后六次赴欧美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访学、讲座。巴桑旺堆教授长期从事藏族古代史的研究，尤其是吐蕃史、吐蕃墓葬、吐蕃碑刻、古藏文写本、古历史地名、早期佛教传播史等。出版或发表有十多部汉、藏、英著作和百余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