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黄金制品上的狮纹研究

摘要：西藏、青海等地考古发掘出土，以及由私人或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吐蕃金银器及饰件，数量可观，已成为研究吐蕃社会历史与文化面貌的实物材料之一。以吐蕃金银器、饰件上所含有的狮子纹样为线索，根据特点与形态将其进行初步分类，在此基础上与不同文化中的狮纹题材进行比对，可以观察到吐蕃金银器物、饰件上的狮纹在制作时参考、借鉴了唐代中原、西亚萨珊波斯以及中亚粟特文化中的艺术表现手法与风格，并且展现出较为清晰的艺术演变脉络。同时，吐蕃工匠在创制时并未一概照搬，而是融合多种狮纹样式于吐蕃金银器物之上，所形成的独特风格也是体现吐蕃多元荟萃审美艺术特点的一个例证。
关键词：黄金制品；吐蕃狮纹；粟特；艺术表现

　　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是在我国西藏、青海等地考古发掘出土的吐蕃时期实物材料，以及流散于市面上的吐蕃时期金、银器物，主要为金、银饰件。学界以往对于这些缺乏具体考古背景的吐蕃金银器物，多采用与不同地域、年代间的相似器物群进行类比、归纳的方法，概括出器物形制特点以及风格。笔者认为在这一方法指引下，再从纹饰角度加以观察，也是探究吐蕃金银器物艺术风格与审美特点的一种路径。
一、吐蕃社会与狮子形象
　　“狮子”藏文为སེང་གེ།，这一名称为梵文siha（སེདྷ།）的变音。笔者翻阅资料发现，由龙树菩萨所造、鸠摩罗什大师汉译的大乘原典《大智度论》中对狮子有过如下记载：
　　佛为人中师子，佛所坐处，若床若地，皆名师子座。……佛亦如是，于九十六种道中，一切降伏无畏，故名人师子。
　　《大智度论》记载佛陀如狮子而无畏，因此为人中狮子，其座为“师子座”，将兽中之王与人中至尊对应。佛陀母国中迦罗迦村驮佛本生城处也建有阿育王所留存的石刻狮子之像。佛陀“释迦族作为王族，乃刹帝利种姓，为雅利安民族中日种系甘蔗王的后裔”。佛教教法和世俗社会的双重属性下，将象征神秘、尊贵的狮子与佛陀先祖世系相连，又冠以佛陀释迦狮子的名号，此后作为一种常见的佛教叙事而见于各种文献。
　　吐蕃社会历史文化与政治活动中将狮子赋予更重要的属性和象征意义。在吐蕃颁布的“六褒贬”里，对勇士奖以豹与虎（皮），对懦夫用狐帽告之。两条记述互相对照，侧面反映出狮子尊贵、不轻易使用的特性。在吐蕃向唐朝敬献的贡物中，包含带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金银器。《册府元龟》记载：“显庆二年十二月（657），吐蕃赞普遣使献金城，城上有狮子、象、驼马、原羝等，并有人骑。并献金瓮、金颇罗等。”该条文献不仅反映出吐蕃已经具有高水准的金银器制造工艺，而且展示出狮子是作为搭配在高等级贡物中的一个艺术题材。松赞干布曾将狮首雕刻在大昭寺柱头上，之后赤祖德赞又被冠以狮子王热巴巾的名号，足见狮子与吐蕃王室、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吐蕃社会将喜狮、崇狮风尚提升到新的高度，并作为自身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延续下来。狮子尊贵、神圣的特征得到更强烈的体现。在吐蕃的世俗生活中则与王权紧密相关，是其至高无上的一种象征，在西藏的宗教传统体系中，更是作为佛教文献与艺术图像中一种共同的元素而沿袭。
二、吐蕃金银器物上的狮子纹饰
　　现存吐蕃时期的金、银器物在类型和风格上都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但目前所发现的吐蕃金银器绝大部分都不是通过正常的考古发掘所获，而是通过个人贩卖流散于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缺乏具体的背景信息支撑。近些年在青海都兰、乌兰等地的吐蕃墓葬中出土了一些金、银器件及饰品，这是通过纹饰去窥探器物流派与风格的一种补充。
　　笔者选取了数件较为典型的吐蕃时期的金、银器，并将其上的狮纹整理分类为奔跃、站立、蹲卧三种形态。奔狮纹在吐蕃金银制品狮子纹样中占主流，对比毛发、身形、头首等具体要素可分成两类艺术风格。
　　第一类呈如下特点：波浪形或螺旋形鬃毛披于后颈，较为浓密。兽耳、兽眼多为三角状与水滴形，尾部毛发向上扬起，胸线明确且纵贯狮身，爪痕刻画较为明显。狮身刻有卷草纹饰，整体画面动感强。 　　第二类艺术风格相比则有较大差异：狮鬃呈线形，浓密但不再贴附后颈，而于头后飘扬。耳、眼部仍保持三角或菱形状，水滴状。其次兽首表情也有改变，奔狮嘴巴呈半开或大张状，部分喷吐舌头，出露利齿，神情更为凶猛。胸线刻画简明清晰，狮身纹样装饰多为短竖线形的刻画。尾巴向上，尾毛为笔刷状，与鬃毛方向保持一致。整体画面比第一类奔狮则更富有动感。笔者选取五件器物以供参照：
　　芝加哥藏鎏金银鋬指杯。造型优美，纹路清晰。器物内壁非素面，杯壁外侧装点有花瓣植物纹与动物纹饰。杯壁外侧含奔狮一对，与一对神兽相互交叉，杯指垫表面饰奔狮一头（见图2-1、2-5）。
　　瑞士藏狮纹鎏金银盘。器型为浅腹，圈足，与上述鎏金银鋬指杯为一套器物。银盘内采用中心对称构图，盘心为一圆圈，圈内含首尾相接的奔狮一对。中心圆圈与盘外沿之间分布4个四瓣花形单元，含有相互交替的神兽与奔狮各一对（见图2-2、2-3）。
　　芝加哥藏银制带把杯。器壁表面为卷草缠枝纹样，其间有三对狮子两两举爪相立其中，器物圈底有一立鹿，做回望状（见图2-4）。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镀金银鋬指杯。器腹纹样简洁明了，共有八组相互缠绕的葡萄藤纹。杯指垫表面含有浮雕奔狮一头（见图2-6）。 　　上述五件器物经考证基本认定是吐蕃时期的标志性器物。虽然器型各异，但五件器物上的狮纹具有大量相似特征。狮子或奔跑，或张口而双爪上举，呈尖舌利齿状。眼、耳基本为三角形、菱形与水滴形。鬃毛，尾巴扬起，并且尾毛、鬃毛与口部开合方向一致。狮子身形曲度大，肌肉紧实，狮掌厚实，胸线明显，狮身有少量卷草纹或竖线刻画，总体都符合第二类奔狮特征。
　　但笔者发现并非所有奔狮都按上述两类特点进行严格区分，混合两类风格的奔狮则见于吐蕃黄金饰片上。
　　一件保存完整，雕刻精美，应为皇室专用品的带金饰织锦漆木马鞍参见王旭东、汤姆·普利兹克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的艺术珍品》，第276页。的鞍桥饰片上，捶揲有狮子、带翼奔马的纹样。动物之间以六瓣花朵隔开，花鬘缠绕。经观察一奔狮兼具两类风格特征。一头狮子似在奔跑，毛发呈波浪形卷曲，披于后颈。肌肉写实，身形矫健有力，爪痕清晰，尾巴作笔刷状与身体平行（见图3-1）。
　　芝加哥藏有一件吐蕃贵族猎狮纹箭筒装饰金牌。该金饰品采取捶揲与錾刻的吐蕃金银器制作方法。狮子两爪高举，嘴巴大张，露出尖齿，肌肉结实，呈现被猎杀而扑跃的姿态（见图3-2）。从整体造型与兽首表情分析，符合第二类奔狮风格。狮鬃为波浪形卷曲于后颈。狮身装点卷草纹，且有三角状胡须，爪部、毛发刻画细腻，狮尾平顺向上仰起，这些又都为第一类奔狮风格。 　　通过整理、归纳出了两种明显的奔狮风格特征，纹样虽繁复但侧重表现的艺术风格有所不同。第一类注重整体表情的塑造，第二类注重场景的表现。融合两种类型特点的奔狮纹饰，则主要多装饰于金银饰片上，狮纹整体和细节的刻画更为细腻，兼具两类奔狮的特点，动静结合，跃动感也更为强烈，这与器物的材质以及制造手法的进步不无联系。 　　再将视野转向青藏高原。西藏当雄墓地曾出土一件雄狮鸟纹金耳勺（见图4-2）。观察该耳勺主体部分正反面刻有狮子与绶带立鸟的动物纹样，造型各有特点。耳勺正面的狮子兽首写实，头部较大。眼、鼻勾勒准确，鬃毛呈环状延伸于颈、肩部。头部略低，身型呈站立状，尾巴下垂夹于双腿之间。线条轮廓刻画清晰。 　　藏于芝加哥普利兹克的一件马具垂饰中的杏状鎏金饰片上也含有一对双狮（见图5-3）。该饰片系在鎏金银马具皮带之上。两狮以垂直站立状相对，但并非静态，似在争斗。嘴巴大张，露出舌尖，鬃毛飘扬，前爪扑跃，后爪直立，尾巴向上扬起。 三、多种风格融合下的吐蕃金银器狮纹
　　(一)吐蕃金银器狮纹上的中原元素 　　通过观察吐蕃石狮的外形特征，发现其风格与唐代石狮非常相似，涡旋状鬃毛，蹲伏状。最重要的共同特征是狮尾都由一侧通过腹部，夹在腿间从另一侧的腰际处反卷上来（见图8-1）。关于吐蕃石狮的整体风格来源说法不一，受唐代中原文化的影响是主流观点。汤惠生通过对吐蕃石狮的头首、身形、坐姿等主要特征进行分析，将其与墓葬形制一并认为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谢继胜也认为虽然藏王陵前的狮子形象与中亚伊朗等地的狮子有相似性，但尚未在西藏西部艺术风格传播区域内发现狮子经藏西进入卫藏的传播线索，不足以证明其源自中亚。霍巍指出吐蕃陵墓建制有受到中原唐代丧葬礼制影响的痕迹，但并不等同于将石狮的艺术特点单纯归为某一类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