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惊现大量吐蕃时期珍贵藏文典籍

 
吐蕃早期木牍

　　凉州是佛教传入中国较早且发展迅速的地区，有深厚的佛教渊源和基础，其中藏传佛教在凉州地区的影响尤为深远。
　　自公元8世纪下半叶吐蕃进入河西以来，藏传佛教文化在凉州大地传承不断。元朝时，藏传佛教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萨班与阔端"凉州会谈"的成功，既得益于凉州深厚的藏传佛教基础，同时，又极大地促进了凉州藏传佛教的发展。现存的宋、元、明、清时期的文献典籍、佛教寺院、石窟壁画和绘画作品中，藏传佛教的影响极为深刻。
　　日前，从凉州古城传来消息，在该市博物馆曾经尘封已久、无人识得的一批历史遗存藏文典籍，经有关专家数月时间的仔细研究和鉴定，于近日得到确认，这批藏文典籍中有大量罕见的吐蕃时期的珍贵经典，还有部分吐蕃时期的木牍和大量典籍。属国内古籍整理和藏学领域的重大发现。获悉这一消息后，记者迅即对此进行了采访。

金粉、海螺粉相间的抄经(临洮藏纸)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2004年下半年以来，武威市文化局、文物局抽调专业人员，开始对一批在武威市博物馆搁置多年的藏文典籍进行系统整理。2005年初，武威市政府又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凉州藏文典籍抢救保护问题。聘请多识教授等三位藏学专家为顾问，借西北民族大学实习生力量，集中时间，集中人力，对各类藏文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整理后的典籍经专家们仔细翻阅，查阅对照相关藏汉文史料，对其传承渊源、内容、版本、数量、产生年代、文物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于近日写出了鉴定报告。专家共同认为，凉州藏文典籍的历史可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吐蕃历史文献、西藏萨迦寺珍藏的大量藏文典籍相媲美，年代之久远，数量之多，书写用料之昂贵在国内实属罕见，具有重大文物考古价值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吐蕃早期写经(唐纸，墨汁抄写)

出自凉州，藏地罕见
　　据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译审、凉州藏文典籍研究课题组负责人苏得华（藏族）介绍，经专家考证，这批藏文典籍以《大藏经》为主，间有吐蕃木牍和吐蕃写经。《大藏经》共计409函，吐蕃写经4件，吐蕃木牍4块，丝织品藏文祈愿颂词1件，特殊版本的藏文抄经16页（双面）。手抄本《莲花生大师本生传》1部。《大藏经》基本属于《甘珠尔》部，也有少量《丹珠尔》部。根据函数和纸张格式，约在3套以上、5300多部、10万余页、8000多万字，98％属手抄本。所选用的纸张是历史上产于甘肃临洮的上等优质藏纸，装裱十分考究。据载，因为临洮的木材质优，吐蕃时期在临洮建造的藏纸造纸厂是吐蕃四大造纸厂之一，专供抄写佛经所用。凉州的这些藏文典籍，既有蓝边黑底的，也有灰边黑底的，质地柔软光滑，书写部分加有防虫、防腐剂。主要采用金、银、珍珠、珊瑚、海螺等贵重物品，研磨成汁，精工抄写。另有少数几部经籍更是在上等墨汁中加入金粉、麝香、紫檀粉等贵重物品抄写而成。这些典籍虽经历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但字迹仍然新鲜如初。大多数佛经的封面上都绘制有精美的佛像，在《贤劫经》每页的中心位置绘有千佛，最后一页绘有四大天王像。有些佛经的扉页上还绘有藏王松赞干布、牟尼赞布的画像。从佛像的造型艺术上看，多属藏传佛教宁玛巴和噶当巴传承。其中《甘珠尔》以《般若》部起首，因残缺，《总目录》只有6页，属于西藏纳唐版《旁唐目录》。这些典籍的年代之久远及其抄经原料之珍贵丰富，在藏地亦不多见。另外，有4函铜刻朱印本《大藏经》，是明永乐年间在北京铜刻的赤字版。5页题记中注明抄经的时间、地点、供养人姓名等。特殊版本的几张抄经所选用的纸张是非常稀有的棉花纸。
　　另据专家确认，凉州藏文典籍大都属于当地信教群众捐资抄写。《大藏经》的题跋中明确记载：抄写佛经的善业功德完成于"凉州赛姜"（即金凉州）的"甘珠尔宝殿"。这说明凉州藏文典籍出自本地，而非来自外地。同时在供养人名字前冠有部落名称，如丹玛、宁布秀、琼察、强萨、洛巴等，均为凉州六谷藏族部落名称。

初步整理成型的凉州藏文典籍

上溯吐蕃，横跨数代
　　据凉州藏文典籍研究课题组学术顾问、西北民大教授更登三木旦介绍，凉州的这批藏文典籍，历经数代，有着藏文厘定的脉络可稽。从吐蕃王朝第三十三代藏王松赞干布(617-698)到第三十八代藏王赤松德赞(755-845)执政以前，吐蕃所使用的文字是真正意义上的古藏文。凉州藏文典籍中的吐蕃早期写经和木牍的文字都是古藏文，是未经厘定的藏文，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献资料一样，非常珍贵，在西藏本土都很难见到。
　　藏王赤松德赞执政以后，为了改进藏文，命噶、焦、湘三位译师厘定藏文，统一佛学名词等，这是藏文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厘定。到了第四十代藏王赤祖德赞（866-901）执政时期，对藏文又一次进行了改进和厘定，凉州藏文典籍中的《大藏经》所使用的文字就是第二次厘定之后的藏文规范字，这个时代特征是非常明鲜的，最起码都是以这个时代的写本为抄经底本，距今已有千余年历史。
　　吐蕃王朝分裂后，末代藏王朗达玛之子奥松在阿里地区建立了古格王朝，古格王益西奥执政时期，命大译师仁青桑布(958-1055)对藏文进行了最后一次厘定。藏文经过三次厘定，更加完善，表述更为准确。凉州藏文典籍中的铜刻朱印本就是第三次厘定后的藏文，跟现代藏文没有太大区别。遗存于凉州的铜刻朱印本《大藏经》虽然仅有四函，但研究价值亦非常大，因为它是明朝万历年间在北京首次雕刻的《大藏经》，而且是铜刻的。此前，《大藏经》没有印刷本，都是手抄本，这个时代特征也是很明鲜的。另外，凉州藏文典箱的一些题记中也明确记载着具体抄经时间，皇帝的年号都是藏文译音，有"天历"、"万历"等年号。看来，凉州藏文典籍历经漫漫漫岁月，即从吐蕃进入凉州开始，经唐、宋、西夏、元、明各朝各代，是名符其实的历史文化遗产，弥足珍贵。

浮出尘埃，其义自显
　　苏得华认为，这次出人意外和令人震惊的发现，在欣喜之余，使研究者相信，藏学研究又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同时他认为，这次发现，可以说是浮出尘埃，它的意义有几点已勿庸置疑：第一，凉州藏文典籍的悠久历史完全可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吐蕃历史文献、吐蕃写经和西藏萨迦寺珍藏的各类大量藏文典籍相媲美，具有同样的价值，是藏学研究，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宝贵史料。第二，凉州藏文典籍，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属于手抄本，在版本学研究上具有很高的价值。第三，从地域特征上分析，凉州藏文典籍，尤其是《大藏经》，它产生于凉州，独属于凉州，是凉州特有的民族文化珍品。第四，与张掖大佛寺保存的国宝级文物手抄本汉文《大藏经》相比较，凉州藏文《大藏经》的历史更早，数量更多，抄写用料更昂贵。从历史文化价值上讲，凉州藏文《大藏经》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我们要积极向国家文物部门申报定级。第五，凉州藏文典籍封面上绘制的各种精美佛像，是藏传佛教宁玛巴和噶当巴传承的绘画艺术，这种古老艺术只有在敦煌吐蕃洞窟和西藏古格文献中才能看到，是研究唐卡艺术的珍贵资料。它不但具有文化价值，而且潜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

倾力抢救，精心呵护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的凉州藏文典籍，解放前属凉州各藏传佛教寺院供奉。解放后文管部门统一收归到武威文庙保管。1975年，武威发生特大水灾，洪水淹没了文庙，使这些藏文典籍遭受很大损坏。1987年，在甘肃省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对凉州藏文典籍进行了一次粗略整理，共整理经包156包。由于收藏单位缺乏相关专业人员，未能进行系统整理，从而一直搁置尘封。
　　2004年下半年以来，武威市文化局、文物局抽调专业人员，聘请高校和科研部门藏学专家，市政府先后投入资金21万元，开始对这批馆藏凉州藏文典籍进行系统整理。2005年初，武威市政府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凉州藏文典籍抢救保护问题。同意聘请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识、研究生导师更登三木旦、甘肃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嘎藏陀美三位专家为学术顾问。由武威市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民族大学藏学院的研究人员以及古藏文、佛教专家组成联合课题组。并借西北民族大学实习生力量，集中时间，集中人力，对各类藏文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首先，将原来粗略整理的156包典籍全部打开，按藏文字母排序，分门归类，进行整理，同时把粘连不太严重，能够揭裱的尽量进行揭裱。其次，将归类成形的各类经典按页码一一排序整理。第三，按专门设计的藏文典籍登记表，对典籍名称等23个项目的内容用藏汉两文逐一进行了登记。第四，将具有代表性的典籍版本格式、各类插图等进行了拍照，先后共拍摄了100多张有价值的照片。第五，将经过整理的每部典籍重新捆扎，用有机玻璃对封面进行装裱。
　　苏得华在采访中告诉记者，凉州藏文典籍现已全部整理完毕，藏汉两文目录登记资料均输入微机，已妥善保管。下一步将着手进行文物等级鉴定，申报立项、研究、利用等工作。

面临困难，亟待解决
　　多年来，武威市副市长赵永红，除主管的其他行业外，为当地的文化事业亦倾注了极大的心力。这次凉州的藏文典籍研究，他仍然全面负责领导。当记者采访他时，他告诉记者，这批藏文典籍在凉州保存已久，现在经专家们鉴定确认了其价值和意义，实属国内重大发现。但根据目前整理的情况来看，还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令我们忧心的是：作为如此珍贵的文献，一是尚有77函经书粘连十分严重，无法揭裱；二是霉变、虫蛀等问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存状况堪忧；三是部分页面上的残损脱落情况严重，修复困难；四是无存放专柜、专库，仍在临时库房内垒放，不利于长期保存。赵市长说，接下来，我们将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和申请立项，加强对这批藏文文献典籍的抢救保护和整理研究工作。
　　背景：凉州，现称武威，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武威市，地处河西走廊东端，辖凉州区、民勤县、古浪县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土地面积3.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93.11万人。凉州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相互间长期的交流、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具有多元文化特征和地方特色的凉州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