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琼石碑与“skar cung”一词流变考

摘要：嘎琼石碑作为吐蕃时期13通石碑之一，记载了历代赞普崇佛建寺的功绩与赤德松赞时期扶持和保护佛教的政策内容，属于兴佛证盟石碑。金石铭文是物质文物与语文史料的统一体，因此基于嘎琼石碑的考古调查历程与文献记载、学术史回顾，补充两点内容：第一，1993年考古调查报告中未被公布的重要出土信息，如琉璃瓦、棋格形图案的青砖以及刻有藏文“廓莫然拉”（go rmo ram la）字样的砖块，可知嘎琼拉康寺庙建筑不仅大量使用汉地青砖、烧砖、琉璃瓦等，还出现在砖块上刻字凿图的现象。第二，对碑文中的寺名“skar cung”与文字厘定后的“skar chung”，以及错讹写法“dkar chung”在不同史料中的记载流变和当代学术文章中的应用进行系统考察，得出其流变路径：原始碑文记载为“skar cung”；12世纪后受文字厘定影响，写为“skar chung”；13世纪时，部分史书开始错讹记载为“dkar chung”；此后以讹传讹，被16—17世纪的史家沿用。
关键词：嘎琼石碑；嘎琼祖拉康；杰德嘎琼；skar cung；skar chung

　　嘎琼石碑位于拉萨河南岸、哲蚌寺对面的柳梧新区腹地，该地旧名“热玛岗”，原先有“热玛岗”渡口，木船可横渡拉萨河至罗布林卡下方。2013年，西藏古藏文专家巴桑旺堆在《吐蕃石刻文献评述》一文中介绍，目前了解和搜集到的吐蕃石刻文献有28处，其中石碑有13通，摩崖石刻有15处[1]。赤德松赞在位时期（798—815年），继承先父赤松德赞的意志，推崇佛法，建寺尊僧，任命大沙门钵阐布和娘·定埃增为首席大相。赤德松赞的佛法业绩充分体现在其短短15年在位期间修建的3通石碑和8处摩崖石刻上，其中就包括嘎琼石碑。“嘎琼”（skar cung）一词及其相关汉译名词在藏文史料（遗留与记述）、学术考证以及国内西藏碑文研究与西藏当地官方语境中较为混乱，迫切需要从语文学角度进行梳理与校勘。
一、碑文研究情况
　　嘎琼石碑于20世纪70年代损毁，国内外学界关于此碑的研究情况可以分为石碑毁坏前后两个阶段：
 （一）石碑完整时期
　　1949年，黎吉生最早对碑文进行学术释读，并记录了当时石碑所在地桑杰寺[2]的状况。同时根据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辩驳了其时在拉萨进行考察活动的图齐关于嘎琼石碑为后弘期仿造的观点[3]；
　　1950年，图齐出版《西藏王陵》（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一书，公布了一张嘎琼石碑的照片，但只有碑身局部，碑座及部分碑身已埋于地下。《西藏王陵》中关于嘎琼石碑的论述可归为三点：一是介绍了石碑的调查情况和碑文中关于历代赞普的功德记述；二是与巴沃·祖拉陈瓦（dpa’ bo gtsug lag phreng ba，1504—1566年）引述的赤德松赞诏文进行比较，从语句用词方面提出嘎琼石碑是后期仿造的观点；三是对碑文和诏书进行了英译和详细注解[4]。
 （二）石碑毁坏之后
　　1973年，正值噶妥·次旺诺布（ka thog tshe dbang nor bu，1698—1755年）所藏吐蕃碑文抄本公布不久，黎吉生对自己公布的碑文、图奇的抄录版以及噶妥的藏本进行校勘，修正了1949年公布碑文中存在的一些错谬，同时再次反驳了图齐关于嘎琼石碑为后弘期仿造的论说[5]。1982年王尧在《吐蕃金石录》中介绍了《噶迥寺建寺碑》，并对碑文原文进行了汉译和注释[6]，该译文后来一度成为国内权威。1984年陈践在《吐蕃碑刻钟铭选》中亦录入嘎琼碑文，并进行了简单注解[7]。1985年，黎吉生又介绍了嘎琼石碑及碑文内容[8]。1987年李桂芳、柯蔚南对黎吉生、图齐、王尧的三个碑文公布版进行校勘，逐一列出不同点，后经王启龙译成中文出版[9]。
　　2010年，美国学者麦克尔·瓦特（Michael L. Walter）和克里斯多夫·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共撰《古藏文碑刻的断代与解读》一文，比较了嘎琼碑文与赤松德赞时期的桑耶寺碑文，重点分析嘎琼碑文中部分有别于古藏文的正字厘定后的规范藏文使用现象，重新质疑嘎琼石碑的古老性[10]。然而，观点和证据仅是重复了1950年图齐的论说，并无更多新意。
　　2013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刘易斯·多尼（Lewis Doney）发表论文《君主、法王、菩萨？赤松德赞统治期间的碑文研究》[11]，探讨了瓦特和白桂思的观点，提出以下三点：1.嘎琼碑文中赤德松赞对先前赞普的弘法事迹进行了追溯和效仿，是有意将自己置于王朝传统中，如果仅仅比较桑耶寺碑文而认为嘎琼石碑是后期伪造，不仅欠妥，而且难以成立；2.认为学界对佛教传入吐蕃和相关译经工作之于藏语规范“佛法之语”（chos skad）的形成影响研究还远远不够，所以论证嘎琼碑文是跟古藏文完全对立的所谓规范藏文，其证据远远不足；3.分析桑耶寺谕令颁布之后，在一代人以内宗教术语、王室语言、大臣用语等方面发生的演变。
　　同年，又有巴桑旺堆发表《杰德噶琼寺碑》[12]一文，介绍了石碑研究背景，并比较了噶妥、黎吉生（1985年）、王尧的碑文录入，又核对残碑遗存，校勘出目前较为精准的碑文内容。至此，碑文考证已非常完整详尽。同时又在王尧基础上，对碑文汉译进行了修改。碑文注释基于扎实的古藏文研究基础，对后期藏文史籍中出现的记载混乱和名词错讹现象进行了梳理和澄清。旅日藏学家康噶·楚臣格桑在《西藏古代历史》一书中讨论了颁布嘎琼诏文和在热玛岗立碑建寺的确切年代以及当时吐蕃政教历史背景和唐蕃关系等。根据《旧唐书》和《智者喜宴》中有关历史事件记载，断定吐蕃使团抵达长安的年代为赤德松赞在位期间唐蕃关系修好的804年，目的是求取汉译佛典及译藏事宜。而吐蕃内部有了发生在嘎琼的兴佛盟誓活动，才能够派使团前往大唐取经。进而认为颁行诏文和立碑的时间为802—803年间[13]。该年夏格旺堆也撰文《嘎琼石碑》，简要梳理了嘎琼石碑的相关文献记载和学术研究背景，同时从考古角度分析了石碑遗存现状，另外根据方形碑座四周山峦雕纹特点，作出象征佛教须弥山的尝试性解读[14]。
二、考古调查历程 　　回顾嘎琼石碑考古调查历程，现代学术意义上最早的考古调查者应属根顿群培。1946年2月5日，他为了编撰《白史》，同霍康·索朗边巴对嘎琼石碑进行了实地考察，首次抄录全部碑文[15]，并向噶厦政府递交了一份呼吁修建围墙以保护嘎琼石碑的呈文[16]。
　　1948年黎吉生考察了嘎琼石碑（图四），首次公布石碑高度、宽度和厚度等数据[17]，同时抄录了嘎琼石碑全部碑文。 　　图齐于1948年8月考察了嘎琼石碑，随后提出嘎琼碑文为后弘期按照赤松德赞诏文仿造的观点之外，没有进行更多考古角度的调查与考证活动。
　　1983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对石碑进行调查，从民间收回4块嘎琼石碑残件。1993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又组织专家对嘎琼拉康寺及石碑周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2.13平方米，南北长6.3、东西宽5.1、深约2.4米，又从桑杰寺和柳梧村委会院内找回2块嘎琼石碑残件。当时的考古成果汉文简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发表，只有一份藏文调查报告由参与考古工作的次旦格列发表在1994年的《西藏研究》上[19]。2020年7月，次旦格列向笔者提供了当时未能发表的汉文简报。这份简报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考古发现和嘎琼石碑周围的调查情况，以及考古测量的碑座及碑身的详细数据[20]，长期以来被沙土掩埋的碑座也得以重见天日。根据简报记载，该地还出有排列整齐但已压坏的琉璃瓦数十块和刻有棋格形图案的青砖及刻有“廓莫然拉”（go rmo ram la）[21]字样的砖块。遗憾的是这些重要文物早已不知下落，也未留下任何图片资料。其时还从寺庙尼姑处得知原嘎琼拉康院内另有1件石碑，但进行考古试掘后无任何发现[22]。考古发掘结束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在石碑原址上修建了一道围墙加以保护，又将碑首等一些断碑文物转移至文物管理委员会所在地罗布林卡院内。
　　1997年柳梧当地群众对嘎琼拉康寺进行了重建，残碑在已故寺庙住持洛桑群培和其他僧人的努力下得到了较好的保管。2013年，嘎琼拉康寺被列为西藏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嘎琼拉康寺庙管理小组与罗布林卡管理处协调后将当年的断碑等文物取回寺庙。
　　2014年7月1日，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嘎琼拉康寺西南侧进行试掘，发现了吐蕃时期嘎琼祖拉康的西南侧佛塔塔基遗址及寺庙柱础和砖瓦碎片等遗物[23]。2018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又对嘎琼石碑遗存开展了为期20天的考古清理工作，在拆除1993年废旧围墙的同时，对碑座周边进行了试掘。试掘面积约43平方米，深约3.5米。在原地地基堆积中发掘出大量绿釉琉璃瓦残块，有筒瓦、板瓦及少量八瓣莲花纹瓦当，同时出土少量青砖。此外，发现原地表砂层上铺垫的一层包含大量琉璃瓦残块、少量青砖残块并混杂较多小鹅卵石及页岩碎片的灰褐土地基，最厚处约0.5米，概因其地处拉萨河南岸沙地，为防塌陷而铺设。地基表面明显经夯打加工，石碑基座放置其上。考古人员认为地基上铺垫的建筑材料混合物极有可能是当时嘎琼拉康寺建成后的建筑残渣。清理中发现，碑座上部长方形凹槽与碑身断裂衔接处有乳白色石灰，可见碑身插入凹槽时使用了乳白色粘合物固定黏合[24]。
三、史料记载情况与“skar cung”一词的流变考察
 （一）史料记载情况
　　嘎琼祖拉康（skar chung gtsug lag khang）或嘎琼拉康（skar cung lha khang）、嘎琼多吉英（skar chung rdo rje dbyings）及嘎琼石碑（skar chung rdo ring）作为赤德松赞时期的重要崇佛功绩，藏文史书有详略不尽的记载，但多数极为简略。“嘎琼”意为小星星，“拉康”为神殿。“多吉英” 指“金刚界”（vajra-dhātu），是密宗瑜伽部中的专有名词。敦煌汉文密教文献中音译成“嚩日罗驮睹”，与胎藏界相对，二者为佛教密宗根本两部。
　　记载建立嘎琼拉康的史书包括：《娘氏宗教源流》[25]（1124—1192年）、《底吾史记》[26]（1208—1230年）、《弟吴教法源流》[27]（1261年）、《五部遗教》[28]（1285年，伏藏）、《奈巴教法史》[29]（1283年）、《拔协（增补本）》[30]（12—14世纪）、《布顿佛教史》[31]（1322年）、《红史》[32]（1346—1363年）、《智者喜宴》[33]（1545—1564年）、《白玛噶波教法源流》[34]（16世纪）、《西藏王臣记》[35]（1643年）等。
　　嘎琼拉康被毁之事见于《底吾史记》[36]和《弟吴教法源流》[37]。
　　以上史书中，《娘氏》和《拔协》首次出现嘎琼拉康作为赤德松赞延续先王传统修建“誓愿佛殿”（thugs dam lha kang）的传说[38]。两部史书除了叙述上的细微差别，内容基本一致。遣词方面，《娘氏》用“嘎琼祖拉康”（skar chung gtsug lag khang），而《拔协》用“嘎琼拉康”（skar chung lha kang）。关于赤德松赞的另称塞那勒·井云（sad na legs ’jing yon），《拔协》将“歪脖”语义“mjing yon”误读成“’jigs yon”，“mjing”字误认为“’jigs”字的缩写体[39]。因此，笔者初步推断《娘氏》为母本，其后许多史家参考引用这一典故范式。而所有文献中《智者喜宴》最为详尽，尤为珍贵地引述了与碑文内容相同的赤德松赞诏文[40]。
　　除上述史料外，另有两部嘎琼碑文及赤德松赞诏文的抄录史料文献。其中一部为20世纪70年代从锡金人丹萨巴·扎西占堆（gdan sa pa bkra shis dgra ’dul， 1902—1988年）手中发现的18世纪著名高僧、历史学家噶妥·仁增次旺诺布（kah thog rig ’dzin tshe dbang nor bu，1698—1755年）所藏文献集，收录6份碑文，皆为手写。其中嘎琼碑文抄录尾记中记载抄录时间为第七饶迥水虎年（1422年），并强调抄录于“嘎琼杰德”石碑本身。所以，该文献比《智者喜宴》早了122年，也是最早关于嘎琼拉康碑文的记录。抄文除了对部分厘定文字之前的吐蕃古词进行了现代改写之外，完整保留了碑文内容。另外一部是保存于哲蚌寺“乃就拉康”（gnas bcu lha khang）的《诏书碑文集》（bka’ gtsigs dang rdo ring yi ge bzhugs so）[41]，录有2份诏书、2份碑文和1份赤松德赞时期关于佛教传入吐蕃方面的历史文献。其中一份诏书为赤德松赞的诏书文献，整体内容与嘎琼碑文相同，只是在后面记述了参与此次盟誓活动的所有人员名单。嘎琼碑文最后载：“详细诏书内容与先祖时期诏书齐存”，即指此诏书。
 （二）“skar cung”一词的流变考察
　　藏文史料及今天学界和政府部门对“嘎琼”一词的不同写法，因各执一词而出现混乱现象，对古词地名的规范和文本术语的统一带来了一定困扰。笔者根据碑文本身及不同史料和学术用词，对“嘎琼”一词在碑文中的写法和后来在不同史籍叙述中产生的变迁进行校勘梳理，以便还原古词在史家叙述与现代研究及学界译文中出现的混乱现象，进而立足碑文本身，根据实有材料，进行溯本清源和语词勘误。
　　目前已知的后弘期较早记述性史料[42]中，《娘氏》（12世纪）最早记载赤德松赞的歪脖特点和嘎琼拉康名字的来源典故和建造传说，使用“skar chung”写法。同样写法与典故亦出现于《拔协》（12—14世纪）。  　　同样，史料的不同写法延续到后来的学术研究中。1946年对石碑进行过考察的霍康·索朗边巴在2001年文章题目使用“dkar chung”，但是正文遵循“skar cung”[44]。对完整碑文进行过考察和拍摄的黎吉生在1949、1973、1985年的文章正文和录文中均使用“skar cung”。1950年图齐在著作《西藏王陵》中文章章节题名中使用英文音译“kar chung”一词，但在正文和碑文录文中不仅使用原始“skar cung”，而且指出布顿的两种写法[45]。此后，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王尧和美籍华人李方桂等人也沿袭黎吉生的“skar cung”一词。1984年，陈践在碑文录入时虽使用“skar cung”，但在文章题目和正文中采用了弟吴·觉赛和布顿的“dkar chung”。1993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员次旦格列经过实地考察后，在碑文抄录中记为“×cung”，但在其之后发表的藏文文章正文中写为“skar chung”。2013年，巴桑旺堆在录入碑文时写为“skar chung”，并认为碑文本身所显如此。
　　12世纪之后，史家在嘎琼寺名前后添加一些特殊缀词对寺庙的政治地位和布局结构进行了某种界定，例如前缀词“杰德”（rgyal sde或rgyal lde）并未出现在碑文中，该词有“王统之地”或“王室居地”等意思，出现在《拔协》《布顿教法源流》和《红史》；后缀词“多杰英”（rdo rje dbyings），出现在《娘氏》《奈巴教法史》《红史》《智者喜宴》《王臣记》等史籍。奈巴曰：“赤德松赞将嘎琼之大祖拉康建为金刚界坛城”，可见其指寺庙结构，与桑耶寺相仿，是密宗坛城结构，四周建有佛塔，中间为核心殿堂。
　　汉文语境中，1982年王尧首次翻译为“噶迥”，成为广为使用的学术名词。1987年，王启龙在翻译李方桂与柯蔚南著作时采用“嘎迥”一词。1990年西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在普查全区宗教场所时写为“嘎琼拉康”，此后西藏各级统战、民宗系统及柳梧地方部门等均沿用“嘎琼”一词。也有一些学者使用“噶琼”，如巴桑旺堆撰文《杰德噶琼石碑》。2013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第六批西藏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时，又使用“嘎尔琼拉康”，今天在寺庙门口也能看到相关文物保护标志石刻。总之，学界、行政、文保部门各执一词，出现名称不统一的混乱局面。本文根据目前政府部门登记使用的名称，统一使用“嘎琼”一词。
四、结语
　　嘎琼石碑考古调查和碑文研究史将近有一个世纪，西藏本土与海内外学者对吐蕃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嘎琼石碑文物与碑文文本做出了漫长的考古调查与语文考证，其成果可谓丰硕翔实。然而，经历近代历史变迁后，不少石碑为代表的金石铭文遭遇毁坏，嘎琼石碑尤为典型。因此，需将实地文物与碑文语文统一起来进行双重考察，从而实现历史场景与文本意义的互通还原与辅佐印证。西藏碑文研究的语文学考证已相当成熟，然而欠缺考古与文献、语词流变等角度的纵向学术史梳理，特别是近现代的石碑文物变迁也未纳入到整体考察中。
　　嘎琼石碑的考古调查可以分为西藏民主改革（1951年）前后，民主改革之前有西藏传统学者德钦曲果仁波切与根顿群培、霍康·索朗边巴等进行实地考察与简单清理工作，然而不能算作现代专业考古调查。此外，又有当时英国驻拉萨商务代表黎吉生凭借其特殊身份与学识背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相关记载与考证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民主改革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研所前身）和今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作为国家在西藏设立的专业文物考古部门展开了四次考古调查与清理工作，出土大量文物，确定了吐蕃嘎琼拉康的整体方位布局，以及深受中原汉地影响的青砖、烧瓦、翠釉烧陶、莲花瓣柱础柱垫等建筑材料与工艺特色。
　　关于“嘎琼”一词，虽在藏文文献中写法各异，但是总能发现一些规律，史书总有年代较早的参考文本和后期的生成传统。比较碑文抄录与黎吉生照片，再核对今天的石碑遗存，发现碑文原始写法为“skar cung”，后弘期以来的史料中由于文字厘定记载为“skar chung”，同时又出现“dkar chung”的错讹记载，后期传讹到16、17世纪史家书写的史料中。通过对该词的流变考察，我们得以窥探藏文史料的生成传统与前后参考脉络。

注释
[1]巴桑旺堆：《吐蕃石刻文献评述》，《中国藏学》2013年第4期。
[2]嘎琼拉康寺庙在解放前期的名称。目前当地民众仍如此称呼。
[3]H. E. Richardson, Three ancient inscriptions from Tibe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Letters, Vol.XV: 1 (1949).
[4]Giuseppe Tucci, 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Roma: Is. M. E. O., 1950, pp.50-52, 68-69, 104-108.
[5]H. E. Richardson, The skar-cung inscriptio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1 (1973).
[6]王尧编著：《王尧藏学文集》卷二《吐蕃金石录·藏文碑刻考释》，第147～157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
[7]陈践注释：《吐蕃碑刻钟铭选》，第106～113页，民族出版社，1984年。
[8]H. E. Richardson,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5, pp.72-81.
[9]原文参见Fang Kuei Li and W. South Coblin,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87, pp.316-331. 译文参见[美]李方桂、[美]柯蔚南著，王启龙译：《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第219～23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M. L. Walter and C. I. Beckwith, The dat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54: 2 (2010).
[11]Lewis Doney, Emperor, Dharmaraja, Bodhisattva? Inscriptions from the Reign of Khri Srong lde brtsa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ibetan Languages, Vol.51 (2014).
[12]巴桑旺堆著：《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第42～5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年。
[13]康噶·楚臣格桑：《西藏古代历史》，第187～191页，西藏佛教研究学会出版社，2014年。
[14]夏格旺堆老师慷慨提供该论文，但尚未发表。
[15]相关记载和碑文录文参见霍康·索朗边巴著：《霍康·索朗边巴选集（修订本）》，第295～310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8年。
[16]该档案现存西藏档案馆。
[17]当时公布数据：高4.41、宽0.76、厚0.52米。参见H. E. Richardson, Three ancient inscriptions from Tibe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Letters, Vol.XV: 1 (1949).
[18]应为该寺第八世永津仁波切多丹·巴桑嘉措（rtogs ldan dbags bsam rgya mtsho）。
[19]次丹格列：《杰德嘎琼寺遗址调查》，《西藏研究》1994年第3期。
[20]碑座测量数据为长1.9、宽1.2、高0.88米。出土3块残碑，其中碑身宽0.83、厚0.37米，比黎吉生测量的数据小，或系石碑为向上递减的梯形结构，测量碑位不同所致。
[21]笔者怀疑该藏文是否为赤德松赞时期负责嘎琼祖拉康工程的某位王公大臣名字，然而目前无任何论证线索，待考。
[22]据传嘎琼拉康除现有东侧石碑之外，寺庙院内还另有1件石碑，称为“内石碑”（do ring nang ma），1949年黎吉生也根据该说法称之为“inner do-ring”，但记载未发现任何线索，至今对嘎琼拉康周围进行的数次考古试掘中也没有任何发现。
[23]资料现存嘎琼拉康寺庙管理委员会和嘎琼拉康石碑陈列馆。
[24]参见陈祖军等：《西藏嘎尔琼拉康吐蕃石碑考古清理工作完成  发掘出土大量绿釉琉璃瓦残块》，中国西藏网2018年12月27日
[25]娘•尼玛韦色：《娘氏宗教源流》，第47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26]底吾·璆赛著：《底吾史记》（lde’u jo sras kyis mdzad pa’i chos ’byung chen mo bstan pa’i rgyal mtsan lde’u jo sras kyi mdzad pa），第13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这部著作又被学界称为《弟吴教法源流》略版，西藏已故藏学家恰白·次旦平措认为作者底吾·璆赛就是《青史》所载“觉叶”（rta ston jo ye，1163—?），进而认为成书于12世纪中后期。著名藏学家丹·马丁（Dan Martin）则认为该书为弟吴·觉囊（lde’u jo nam，?—1230年）所著，著述年代在1208—1230年期间。参见Dan Martin, A History of Buddhism in India and Tibet: An Expanded Version of the Dharma’s Origins Made by the Learned Scholar Deyu, Somerville: Wisdom Publications, 2023, pp.26-29.
[27]弟吴贤者：《弟吴教法源流》（mkhas pa lde’us mdzad pa’i rgya bod chos ’byung rgyas pa），第36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恰白·次旦平措认为这部史籍由弟吴·觉本（1123—1175年）著于12世纪中叶，13世纪初弟吴·觉囊（?—1230年）进行注疏。Dan Martin认为这部著作是在略本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所谓弟吴贤者（mkhas pa lde’u）便是弟吴·觉囊，其著于1261年或之后。参见Dan Martin, A History of Buddhism in India and Tibet: An Expanded Version of the Dharma’s Origins Made by the Learned Scholar Deyu, Somerville: Wisdom Publications, 2023, pp.26-29.
[28]吾坚林巴伏藏：《五部遗教》，第147页，拉萨雪木刻板（旧）。
[29]恰贝·次旦平措主编：《西藏史籍五部》，第23页，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
[30]拔塞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增补本）译注》，第180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
[31]布顿·仁钦竹：《布顿佛教史》，第250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18年。
[32]蔡巴·贡嘎多吉著：《红史》，第38页，民族出版社，1981年。
[33]巴俄·祖拉陈瓦著，多吉杰博编：《智者喜宴》，第406、409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
[34]衮钦·白玛嘎波：《白玛噶波教法源流》（chos ’byung dstan pa’i pad ma rgyas pa’i nyin byed），第249页，法国竹巴噶举派中心出版，2006年。
[35]第五世达赖喇嘛著：《西藏王臣记》，第68页，民族出版社，1957年。保留了拔协的典故，但未记载关于建寺的传说。
[36]其中记载：“热巴巾（赤祖德赞）十三岁时，被臣僚弑杀，败坏祖宗传统，寺院被毁，拉萨被淹，嘎琼（skar chung）被火烧。”参见底吾·璆赛著：《底吾史记》，第139页。
[37]也是同样记载，但此处嘎琼写为（dkar chung）。参见弟吴贤者：《弟吴教法源流》，第366页。
[38]赞普扬言要建造如日大小的佛殿，博学臣子劝言，太阳之大无法建成，但可在拉萨南岸的热玛岗地方建成小星星大小的佛殿，于是有了嘎琼祖拉康之说。建造过程中，石匠和木匠、泥匠相互斗气，觉得自己最重要，于是先用煮烂牛皮的材质建造泥塑并供养起来，然后再架木梁建造庑殿，最后才建造外墙。如此，终于建成了无与伦比的祖拉康。
[39]拔塞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增补本）译注》，第179页。
[40]该文为碑文的详细版，据称保存于桑耶寺。内容记载参见巴俄·祖拉陈瓦著，多吉杰博编：《智者喜宴》，第409～413页。
[41]该文献文号为phyi ra（137），共有8叶，每叶7行。
[42]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乌云毕力格提出“记述性史料”和“遗留性史料”的史料二分法，主张甄别史料的性质。
[43]恰贝·次旦平措主编：《西藏史籍五部》，第23页。
[44]霍康·索朗边巴著：《霍康·索朗边巴选集（修订本）》，第295、300页。
[45]Giuseppe Tucci, 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 pp.51, 104-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