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藏医院博物馆藏彩绘棺板

       近30年来，青海柴达木盆地东南缘发现数量巨大的吐蕃、吐谷浑墓葬，主要分布在柴达木河（上游称托索河）、察汗乌苏河、沙柳河、巴音郭勒河流域和宗务隆山南麓。据肖永明统计，至少有墓地22处，墓葬1000余座。“近20年来，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都兰热水，直尕日、科肖图、夏日哈河北村、香日德、香加乡莫克里、德令哈市夏塔图地区的墓葬进行正式的发掘，共清理墓葬约100座，其中都兰热水血渭、卢斯沟、直嘎日地区发掘的墓葬约60座，这些正式发掘的墓葬大多数已经被盗掘过，完整保存的墓葬极少”。

       其中不少墓葬出土彩绘棺木，除了少数是经过考古发掘外，多数属于盗掘出土。明确为考古发掘的有2002年的德令哈市郭里木乡两座吐蕃墓出土的3具彩绘木棺，绘制内容有狩猎、帐居、乐舞，宴饮、野合等。资料一经公布，在学界引起轰动，有多篇研究论文发表，对于墓主人族属有吐谷浑、吐蕃、苏毗、吐蕃占领下的吐谷浑邦国等各说，对内容有生活场景、丧礼等解释。盗掘彩绘棺板现多集中收藏在海西州博物馆、都兰县博物馆、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还有个别棺板流失海外。近年，青海藏医药博物馆（以下简称藏医药博物馆）入藏一批彩绘棺板，其形制和彩绘内容均与以往发现的“吐蕃棺板”有较大差别，C14测年为390-430年。本文意欲对这批彩绘棺板作详细描述，并对彩绘木棺的复原，时代特征，彩绘题材特别是与祆教有关的内容进行初步的分析，希望对吐谷浑史以及青海道、祆教入华等方面的研究有所益助。
 

       现收藏在藏医药博物馆（ZB）的这一组彩绘棺板共计10件，分别为棺盖、侧板、前挡、后挡；从形制、尺寸分析，可能属于2组。

       ZB-M001平面呈梯形，由3块长条状木板构成，窄端中间凹入。通长228.5-230厘米、宽端61厘米、窄端45.5厘米、厚5-5.5厘米。两侧残存7个铁钉（一侧3、一侧4），两端保留有锯痕，表面及背面为锛痕。中间板材有前后两个左右贯通的榫眼，两侧板材在相应位置各开有榫眼，用一块长方形榫板将3块木板用木钉相铆接。从该木板的形状、结构观察，应为木棺的盖板（图1）。盖板周边绘有红色边框，边框内间隔约5-10厘米绘两重同心圆的圆圈纹，外圈用黑色线绘，完全闭合；内圈用灰色线绘，多不闭合，右侧有缺口。框内可以中间划分为右侧的牛耕图和左侧的耙磨图。右侧牛耕图有2牛、2人，两牛并排前行，有一横杠架在两牛颈后，共同牵引一直辕犁；两牛之后有一人，身穿小翻领窄袖衣，衣长过膝，翻领施黄色，腰系带，下身穿白裤黑靴，右手扶犁梢，左手执细棍。后面跟随一人，服饰同前，红衣，黄色翻领，右手抱一罐，左手左扬，像是在播撒种子。左侧耙磨图有1马（或骡）3人，一匹黑灰色的马背搭镶有红边的鞍鞯，奋力拽一耙子，耙子后拖有树枝；马头前方一牵马人，身穿黄色直襟小翻领窄袖衣，翻领和袖口镶有红边，腰系带，足穿靴，右手牵缰，左手扬鞭；牵马人身后之人身材略小，服饰同前，黑衣、黄裤、黑靴，领口和黑靴靿上沿镶红边，手中持绳；后边一人身材高大，侧面，高鼻，颌下有胡茬子，服饰同前，红衣、黑靴，领口和黑靴靿镶黄边，双手持杯。两人之间绘一黄色圈足碗。最左端随意绘有树木（图2）。
图1 ZB-M001：结构图
图2 ZB-M001：彩绘全图

        ZB-M002平面略呈梯形，通长209-213厘米、宽端31厘米、窄端22厘米、厚4-6厘米。木板上沿残存4个铁钉痕迹，两端为锯痕、正反面为锛痕（所有木板均如此）。上沿在前后各开有宽5厘米、深2-2.5厘米的凹槽，下沿有前中后3个矩形榫眼，其前后榫眼中还保留有榫板。内侧近两端处各有一上下贯通的浅槽，前端的槽宽3厘米，后端的槽宽3.5-4厘米，应该是安装前后挡板所用。从该木板的形状、结构观察，应为木棺的右侧板（以棺的后端向前计）的上部（图3）。正面两端分别涂红色作底，中间以白色作底。两端红色部分前端较宽、后端较窄，前端分上下3排绘9个圆圈，其中有6个圆圈内绘小圈；后端分上下2排绘4个圆圈，下方还有一圆圈的上部。

       画面左侧3组骑马者前后相随构成的出行图，3匹马的颜色和3个骑马者的服饰及颜色均不同，前者为红马，做行走状，鞍鞯、络头、缰、鞦均简单绘出；骑者穿红色小翻领窄袖衣，翻出的衣领为灰色，头戴黑帽，并有黑帛后垂，下身穿灰色窄腿裤，足穿黑靴，左手执缰，右手上举。中间为铁灰色马，马的姿态和佩戴马具同前；骑者身穿黄色窄袖衣，外披红底白花披凤，头戴桔红色帽，有同色帛后垂，窄袖衣腰部以下可见灰、红褐两色的灯笼状短裙，其下露出白裤、白靴；右手执缰，左手抬至马鬃上，特别要需要注意的是骑者的两颊、额头、嘴唇部有涂红。后者为淡黄色马，马的姿态和马具一如前二者；骑者未加施彩，身穿小翻领窄袖衣、窄腿裤，未戴帽，左手执缰，左手垂于身侧。中部下方是用5根棍子挑起呈锯齿状的白色帛带，每根棍子两侧各置一细颈罐、一直腹杯。帛带之上及右侧有4人、2穹庐，左侧2人面向穹庐作行走状，左侧人身穿灰蓝色小翻领窄袖衣，衣长过膝，领部及袖口为红色，衣襟稍偏右，旁侧开叉；下身穿红色裤，统于白靿黑靴中；双手前伸，左手持一钵；头发后拢，脑后似有小髻。

       右侧人形象、服饰姿态与前者同，惟颜色不同。红衣、蓝翻领、白裤统于白靿黑靴中；双手未见持物。两穹庐绘制非常简略，立面圆拱形，顶部有圆形天窗略伸出，前方正中设长方形门，右侧穹庐两侧黑色，中间黄色。穹庐右侧有一人站立，形象、服饰同前述2人，灰蓝色窄袖衣、红色小翻领。右侧穹庐以蓝底红花、黄色、红底蓝花、蓝底白花4色竖长相拼合，门前（或门内）坐有一人，红衣，手中似有持物。最右侧大部黑汙不清，可辨为一顶帐篷和一人，帐篷立面呈尖顶长方形，两侧各有一绳索斜拉于地，帐篷尖顶及两角分别绘有草叶状纹饰，正面设门，从画面分析，应该是两侧各有4条细绳向两侧斜上拉起，形成对称的四弧状；前有长方形垫子（?），门内有横置的物体，涂有黄色，似乎是一个横躺人物的袍服。帐篷左侧有一人，侧向帐篷门口跪坐，颈戴软帽，身穿小翻领窄袖衣，嘴鼻部戴有半月形物件，两手前伸，左手持短树枝，很可能是带有口罩的祭司(图4-5；图19）。
图3 ZB-M002：结构图
图4 ZB-M002：彩绘全图
 图5 ZB-M002：彩绘图局部-帐篷与祭司

       ZB-M003平面呈梯形，由3块长条板状木材构成。通长209.5-210.5厘米，宽端58厘米、窄端43厘米、厚4.5-6厘米，因木板干燥起翘，两端宽度并非原状。中间木板的正面（上面）有纵长的起脊，前后各有一个左右贯通的榫眼，两侧板材在相应位置各开有榫眼，用一块长方形榫板将3块木板相卯接，在两侧板的榫眼位置存有木钉，用于固定榫眼、榫板和木板。两侧板靠近边缘部各残存3个铁钉。从该板的形状与结构观察，亦应为木棺的盖板（图6）。盖板正面周边绘有红色边框，边框内间隔约3-7厘米绘两重同心圆的圆圈纹，外圈用黑色线绘，完全闭合；内圈用灰色线绘，多不闭合；中心加一黄色圆点或小圈；较为草率。边框内遍涂黑色为底，之上绘彩色图案，左侧多脱落，右侧可见有牛耕图像。图像中两牛一红一灰，并排拽直辕犁前行；后面有一人身穿黄色交领窄袖衣，右手扶犁梢，左手扬起赶牛；前有一人身穿红色小翻领窄袖衣牵牛。右半部多已脱落，仅可见有体量较小的人，身穿红色小翻领长衣，左手上扬。中部和右半部散布有小圆圈，内填红色，现可分辨出9个，其中右上角3个圆圈呈品字形分布，可能为星图。右端另有一组红色火焰纹。此图很有可能是“织女牵牛星汉图”（图7）。
图6 ZB-M003：结构图
图7 ZB-M003：结构图

       ZB-M004平面略呈梯形，通长209-222厘米、宽端38厘米（因木板开裂，并非原状）、窄端25.5厘米、厚4-5.5厘米。木板上沿残存3个铁钉痕迹。上沿在前后各开有宽6.8-7厘米、深3厘米的凹槽，下沿有前后2个矩形榫眼，榫眼中还保留有榫板。内侧近两端处各有一上下贯通的浅槽，前端的槽宽5.5厘米，后端的槽宽5-5.8厘米，应该是安装前后挡板所用。从该木板的形状、结构观察，应该是木棺的右侧板(以棺的后端向前计）的上部（图8）。正面两端各有红色窄条，中间涂灰色底，因汙损，部分发黑变色。前端红条带上下绘4个圆圈，外圈墨线闭合成环，内圈黄线上方不闭合；后端红条带上下绘3个圆圈，形同前端，外圈墨线多脱落，隐约可见。画面分左右两部分，右侧绘2走兽、1树、1鸟、1羊（或鹿），两走兽向右行走，以一树相间隔；前者细颈长吻，耳较大，细尾上翘，右侧两爪着地，左侧两爪抬起，作行走状，四肢关节处有向外伸出的毛，颈下、腹下及后臀施红色，耳部施黄点；后者头、颈较粗大，耳较小，颈胸之间绘有叶状鳞片，兽身和腿部绘有短双弧线的斑纹，细尾向后斜下方略翘，四肢关节处有向外伸出的毛，口、耳略施红彩。两兽之间的树木右侧绘一戴胜鸟，有较长尾羽；左侧绘一羊（或鹿），作回首状。整个画面左侧绘一持长枪（或棍）的骑马人及两个站立的人，红色的马作奔驰状，佩有络头、靴、鞍鞯等马具，骑者身穿灰色交领窄袖衣，衣长过膝，头戴尖顶小帽，下身穿白裤黑靴，左手执缰，右手持长枪（或棍）直刺前方站立的人；被刺的人全身赤裸，两手分张，头发上竖，身体施有灰色，嘴唇和男性生殖器用红色绘出；身后站立一人，也是全身赤裸，涂红色，腰间似乎系带，两手分张(图9）。
图8 ZB-M004：结构图
 图9 ZB-M004：彩绘全图

       ZB-M005平面略呈梯形，通长208厘米、宽端30厘米、窄端20厘米、厚5-5.5厘米。木板上沿残存3个铁钉痕迹。上沿在前后各开有宽4-4.2和4.5-5厘米、深2-2.5厘米的凹槽，下沿有前后2个矩形榫眼，后端榫眼中遗保留有榫板（稍残）。内侧近两端处各有一上下贯通的浅槽，前端的槽宽3厘米，后端的槽宽3.5厘米，应该是安装前后挡板所用。从该木板的形状、结构观察，应为木棺的左侧板（以棺的后端向前计）的上半部（图10）。正面两端为红色，前端宽、后端稍窄，前端红底中间绘2个完整的圆圈，两侧绘4个不完整的圆圈，圈周可见不甚明了的联珠纹；后端红底上绘2个完整、2个不完整的圆圈，圈周也可见有联珠纹痕迹。主体部分涂有浅灰色的底，绘一奔跑的虎，张口伸出红色长舌，虎的身和颈部细长，全身绘有斑纹，颈部中段有黄色头箍，颈箍后面和前肢与前胸交接处有向后飘起的白色火焰状纹。虎头前方有一骑马人，马为灰色，马具齐备，抬腿徐行；骑者头戴矮平的红色帽，后有同色帛带下披，身穿黄色衣，外罩红色披风，披风的领部和两襟镶蓝边，两腿似乎盘坐在马鞍上(图11）。
 图10 ZB-M005：结构图
 图11 ZB-M005：彩绘全图

       ZB-M006平面形状略呈梯形，窄端上缘伸出，通长（包括伸出头端）235厘米、宽端35厘米、窄端24.5厘米、厚4-5厘米。木板上沿残存有4个铁钉。上沿在前后各开有宽6-7厘米、深2-3厘米的凹槽，下沿有前后2个矩形榫眼，后端榫眼中还保留有榫板（稍残）。内侧近两端处各有一上下贯通的浅槽，前端的槽宽5厘米，后端的槽宽5-5.5厘米，应该是安装前后挡板所用。从该木板的形状、结构观察，应为木棺的左侧板（以棺的后端向前针）的上半部（图12）。画面的两端为红色竖条带，前端红底上绘4个圆圈，后端绘3个圆圈，均、内外两重圈，外圈为墨线绘成封闭圆圈，内圈用黄色，不封闭，从保存较好的后端观察，缺口朝上。主体画面以淡灰为底色，为了叙述方便，从左至右依次分为3组：1、一击鼓乐手，身穿红色小翻领窄袖衣，衣长过膝，足穿黑靴，短发，双手敲击腰间所挎的束腰鼓，身后有一大圆圈，圈内右侧有一方形物，表面装饰宽带状十字形纹，十字形的中间装饰白线描绘的×形纹。

       2、从左至右1穹庐、2大帐篷、1马及牵马人、1小帐篷、1跪坐人物。墨线勾勒的穹庐呈馒头状，正面用红线画出长方形门；墨线勾勒的两座山字形顶帐篷，正面向上撩起形成大门，左侧帐篷门上有黑红两色绘出的四方连续菱格纹，右侧帐篷门上为墨线绘出的二方连续三重波纹；穹庐与左侧帐篷间绘有一个束腰台状物，其上有火焰纹，很可能是一圣火坛；两帐篷之间绘有一件高领圜底罐，罐腹部装饰有花朵纹，罐上伸出一组对称的花叶，罐体填灰褐色，花朵纹和花叶填白色；一匹灰色的马从右侧帐篷右后侧伸出前半身，马头前有一人身穿浅赭色翻领窄袖衣，衣长过膝，腰系带，足穿黑靴，右手执马缰；马与牵马人右侧上方是一小型尖顶帐篷，顶尖及两角各装饰一圆形物，正面设长方形门，帐篷右侧是一侧面朝向帐篷的跪坐人物，光头，鼻子前带有上卷的物件，身穿翻领窄袖衣，衣长及踝，足穿黑鞋，右手持一叉状细棍指向帐篷门；跪坐人物下方及两侧有间错开的3排锯齿状纹。3、从左至右分别绘有3树木，1帐篷、1架子。3棵树木非常简略，依次为红色、褐色、黑色线条绘制，体量渐次变大，仅在枝头有一个树叶（或花）；帐篷略微倾斜，立面呈尖顶的圭形，上半部绘菱格纹，下半部正中有长方形门；架子由两根立杆、一个长方形的框和纵横交错的棍构成，其间有白色线条绘出的禾草状纹，或为禾草架（图13）。
图12 ZB-M006：结构图
图13 ZB-M006：彩绘全图、线描图

       ZB-M007平面呈长方形，长52.5厘米、宽17.6-18.6厘米、厚4.5-4.8厘米。正面绘一交领人物胸像，墨线简拙，黄色交领内着红色圈领衫。此板与ZB-M008合为同一幅人物胸像，此板为下半部。(图14左）。
图14 ZB-M007、ZB-M008拼合图及彩绘全图

       ZB-M008平面呈长方形，长52厘米、宽16-17厘米、厚4.5-5厘米。正面绘一短发人物头部，脸颊部有涂红。与ZB-007可拼合，应为上半部。两侧有浅钉眼8个，背面有纤维残痕。上部边缘有一条明显曾被遮盖的痕迹（图14右）。

       ZB-M009平面略呈梯形，横剖面呈梭状，中间厚而两侧薄。横长35-38厘米、宽20-22厘米、厚2.5-5厘米。正面彩绘已不易辨识，仅可见周边涂绘有红色边框，两侧边框并绘有墨线圆圈纹，内套灰色不闭合的圆圈纹；框内可辨有两道黑色斜弧线，其下压有横椭圆形的红色，右侧上下隐的可看出有黄色粗线和细墨线，从残迹分析，有可能是红龟、黑蛇构成的玄武图像。推测此板为后挡板(图15）。
图15 ZB-M009：彩绘全图

       ZB-M010平面呈长方形，长37厘米、宽16-16.7厘米、厚4.5厘米。正面用墨线绘一封脚掌。上方边缘有明显的一条曾被遮蔽的痕迹。此板可能为前（或后）挡板的上半部图（图16）。
图16 ZB-M010：彩绘线图

       这一批彩绘棺板较为零散，似乎还缺少一些部分，既没有见到一件底板，也缺少左右侧板的下半部。究其原因，有两种可能：1、这种木棺原本就没有底板（如内蒙古扎兰诺尔鲜卑人木棺就没有底板）；2、底板没有彩绘，侧板下半部分彩绘很少或因墓葬进水致使彩绘脱落，盗墓者认为没有价值而遗弃。但笔者还是试图对现有标本的原有形制做一个初步的复原。如前分析，这批彩绘棺板共计有盖板2件（ZB-M001、ZB-M003）、右侧板上半部2件（ZB-M002、ZB-M004）、左侧板2件(ZB-M005、ZB-M006）、前挡板2件（ZB-M007、ZB-M008可拼合成1件）、后挡板2件（ZB-M009、ZB-M0010）。根据不同棺板的结构、尺寸以及彩绘图案布局相比较，可以推测ZB-M006和 ZB-M004为同一木棺的左右侧板，ZB-M001为其盖板，ZB-M007、ZB-M008可以相拼合为前挡板，ZB-M0010为后挡板，这6件棺板可以组合成一副木棺，两侧板下半部和棺底板缺如（图17.1）。ZB-M005、ZB-M002两件尺寸相若，但结构稍有不同，勉强可以作为一副木棺的左右侧板的上半部，ZB-M003为其盖板。ZB-M009与这两件左右侧板尺寸相合，应为后挡板，暂可作为一副木棺对待，两侧板、前挡板、棺底板阙如（图17.2）。两副木棺的两侧板上沿都有前后两个凹口，但两个棺盖板上都没有与之对应的凸出部分，很可能当时是用两根横置的方木条卡在两个凹口之间，用于固定木棺两侧板。这种做法曾见于新疆民丰尼雅汉晋墓地的M3、M8两墓的木棺。这两副木棺有明显差别：1、前者棺盖板上面平整，后端两侧伸出“捉手”，后者上面有纵向的脊，后端平齐；2、前者左侧板后端上部伸出“捉手”，与棺盖板相对应，后者后端平齐；3、前者两侧板两端红色边框较窄，后者则较宽。两个木棺分别做推测还原，可以看出它们的结构大致相同，总体呈前高后低、前宽后窄的形制；前后挡板都是嵌在两侧板的前后两端稍向内收的部位；两侧板上沿有前后两个凹口，用于嵌入横向木棍固定；棺盖板底面平整，用铁钉固定在两侧板上。
图17 木棺复原图 1、第1组木棺；2、第2组木棺

       这批彩绘棺板如果从形制来观察，可看出其与此前在青海发现的吐蕃时期（7-8世纪）的彩绘木棺有较大差异。考古发掘的德令哈夏塔图吐蕃墓树轮测定下限784年，出土木棺的棺盖板有两种形式：一种呈弧拱形，状若板瓦；另一种底面平整，上面中间起脊较高。而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木棺的两件棺盖板，一件为上下平整的平板，另一件下面平整，上面中间有不太明显的起脊。吐蕃木棺的前后挡板也有两种形式，一种上部呈圆拱形，一种为长方形。侧板一种为内侧无凹槽，一种内侧有凹槽。藏医药博物馆的木棺没有出现弧拱形棺盖板和圆拱形前后挡板，两套木棺的侧板内侧都有凹槽。

       德令哈市巴音郭勒河下游癸现一些吐谷浑时期墓葬，经测年“能够明确处于吐谷浑时期（663年之前）的墓葬有：德令哈布格图阿门、德令哈巴格希图热、德令哈闹哈图、德令哈市水泥厂北、德令哈怀头他拉镇阿齐特沟、德令哈畜集根艾日格、德令哈畜集爱里斯太”等7处（肖永明）。这些墓葬集中在德令哈，均为竖穴土坑墓，都有木棺。其中闹哈图共有被盗掘墓葬4座，墓葬树轮测年下限为461年，出有木棺，“从侧板判断为梯形木棺，木棺侧板上下及两侧均有榫卯结构，有挡板，棺长240厘米、高38厘米”。巴格希图热墓地被盗墓葬3座，测年下限492年，“梯形木棺，有的木棺两端有榫卯结构，有的两端内侧刻槽，用来镶嵌盖板”。布格图阿门墓葬3座被盗墓葬，测年下限603年，出有木棺，但未作描述。水泥厂北墓葬的测年为592年，竖穴土坑墓中出有彩绘棺板，由于盗掘抛出时间较长，“棺板上的彩色画迹已基本消失殆尽，仅残留模糊墨迹，画风草率，可辨图案有马、奔鹿、牛、羊等个体动物形象和马上射鹿的射猎场面，墓葬附近有木质车轮残段和泥质灰陶片”。肖永明调查的4座墓葬虽然没有对木棺做出详细描述，但从披露的“木棺为梯形”、侧板“内侧刻槽”、彩绘棺面“画风草率”等特征看来，明显地与藏医药博物馆的木棺更为接近。

       我们可以再参考一下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墓地十六国时期墓葬 M4，“木棺前宽后窄，保存完好，由棺箱及盖板组成。棺长2.08、高0.6、底板外宽0.45米，棺盖长2.32、宽0.65米。棺盖上覆盖朱色帛绢及袋状物，棺内底部铺垫草木灰，上置草席，其上陈尸一具，仰身直肢，头向西北”。M5“木棺保存完好。死者仰身直肢，右手执衣物疏于胸前，棺内底铺草木灰，上置草席，棺外见朽木及草绳”。简报未对木棺做详细描述，也没有结构图，仅从筒报描述难以明确其完整形制和细部结构，但大的形制似乎与藏医药文化博物馆的木棺较为接近。有学者封于鲜卑人墓葬中木棺形制简单总结为：“棺木前高宽，后低窄，是鲜卑民族棺木的重要特征之一。1世纪左右的内蒙古扎兰诺尔的桦木棺就是前宽后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美岱村的鲜卑墓葬棺木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固原出土之漆棺，从其部分复原情况来看，也是前宽后窄，结合漆画内容视其为鲜卑民族遗物则是无疑的”。实际上从内蒙、吉林、辽宁出土的1世纪之后，被认为是鲜卑人墓葬中的木棺已经表现出不同类型，到北魏时期的平城（今大同）、原州（今固原）木棺形制又有变化，似乎出现趋同现象。因为对鲜卑人木棺还没有做过较长时段、较广区域的系统梳理，其类型在不同时段、不同区域的演变还没有完全理清楚。但无论如何，藏医药博物棺的木棺形制基本上还是符合鲜卑人木棺的特征。

       2016年，藏医药博物馆对其中一件棺板（编号ZB-M00001）作了C14测年，测定结果为390-430年。如果考虑到木材可能会有一定的存放期，墓葬年代最晚可到5世纪后半叶，也就是 390-460年之间。这个测年结果与我们从木棺形制分析的结果较为吻合。

       此一时间段，正是吐谷浑占据青海大部期间。根据周伟洲《吐谷浑史》所作的梳理，312-313年吐谷浑率部度陇山，至抱罕，又南至甘南、川西北、青海等地，统治当地羌、氐人。从此之后至490年，吐谷浑国有以下重要事件：

       317年 吐谷浑卒，长子吐延立。

       319年 吐延被刺，长叶延立，改姓吐谷浑，亦为族姓、国号。

       351年 吐延卒，长子碎奚立。

       371年 碎奚遣使前秦，献马、金银，苻坚拜其为安远将军、漒川候。

       376年 碎奚死，子视连立。

       390年 视连向西秦称臣，拜沙州牧、白兰王。视速卒，子视罴立。西秦破视罴于度周川，遁保白兰山。

       400年 视罴卒，弟乌纥提立。

       405年 西秦败乌纥堤，逃南凉而卒。视罴子树洛干立，城吐谷浑，号戍寅可汗。

       411年 树洛干击败南凉王子，取浇河地。

       412年 西秦击吐谷浑别部于赤水。

       413年 西秦破澍洛干于浇河。

       417年 西秦击树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豺于尧杆川，树洛干退保白兰。卒。阿豺立。

       419年 西秦击吐谷浑觅地于弱水。

       421年 阿豺降西秦，封安州牧、白兰王。

       423年 阿豺向刘宋称臣，封安西将军、沙州刺史。

       426年 阿豺病死，从弟慕璝立。

       428年 慕璝子元绪击西秦，夺回浇河，夏赫连定封其河南王。

       429年 慕璝弟慕利延与北凉合击西秦，败。

       430年 西秦降北魏，地归吐谷浑。

       431年 赫连定灭西秦，旋为慕璝击溃。慕璝遣使北魏，受封大将军、西秦王。

       432年 慕璝遣使刘宋。

       436年 慕璝死，弟慕利延立。

       437年 北魏拜慕利延为镇西大将军。吐谷浑遣使刘宋。

       438年 刘宋封之为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

       439年 刘宋改封河南王。

       444年 慕利延杀兄子纬代，北魏败吐谷浑，退保白兰。

       445年 北魏击慕利延，慕利延败走于阗。

       448年 慕利延自于阗返。

       452年 慕利延卒，兄子拾寅立。刘宋封河南王。

       460年 北魏击吐谷浑，拾寅退保南山。

       467年 刘宋进拾寅号征西大将军。

       470年 北魏击吐谷浑，大破拾寅。

       474年 拾寅遣子费斗斤入侍北魏。

       475年 吐谷浑遣使刘宋、北魏朝贡。释法献从金陵经吐谷浑至于阗求佛牙。

       479年 吐谷浑三次遣使北魏朝献。刘宋进拾寅为骠骑大将军。

       481年 拾寅卒，子度易侯立。南齐以度易侯为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490年 度易候卒，子伏连筹立。南齐封之为秦、河二州刺史。

       390-490这一时期正是吐谷浑由初期开拓发展到壮大兴盛的重要阶段。吐谷浑最初占据了甘南、青海较为偏僻的地区，北部、东部先后有前凉、前秦、后凉、西秦、南凉、北凉等政权。这些政权都比吐谷浑势力强大，但由于这些政权相互之间征伐不断，先后更替，虽然无法集中力量灭亡吐谷浑，却又不愿坐视吐谷浑向北扩张，所以与吐谷浑之间多有战事发生。吐谷浑在与这些政权周旋拉锯的过程中逐渐向外扩张，实力也发展壮大。“到阿豺的后继者慕璝时，西秦衰亡，吐谷浑则日益强大，进入了它兴盛的时期。”我们特别注意到，在4世纪末至5世纪末的百年间，每逢战事不利，吐谷浑往往退居白兰。如390年视罴“遁保白兰山”，417年树洛干“退保白兰”，444年慕利延“退保白兰”，可见白兰是吐谷浑这一时期的根据地。白兰地望，学者多有考证，基本认定为青海湖以西、柴达木盆地东南的都兰县一带。所以，我们推测藏医药博物馆所藏彩绘棺板很可能出自这一时期的吐谷浑白兰地区。

       棺板ZB-M006左半部的穹庐与左侧帐篷间绘有一束腰台状物，台状物上半部和下半部各有两道横纹，台面上绘出上升的火焰纹,我们推测是袄教的圣火坛（图18）。帐篷右侧是一侧面朝向帐篷的跪坐人物，光头，鼻子前带有上卷的物件，右手持一叉状细棍指向帐篷门（图19）；棺板ZB-M002右半部的帐篷左侧有一人，侧向帐篷门口跪坐，头戴软帽,身穿小翻领窄袖衣，嘴鼻部戴有半月形的物件，两手前伸，左手持短树枝（图20）。我们推测这两位都是带有口罩的袄教祭司。能否确定棺板图像与袄教有关，关键是圣火坛和祭司的确认。我们可以通过对现在已知的袄教圣火坛和祭司图像的观察，来分析棺板画的图像性质。
 图18 M006彩绘图局部：帐篷与圣火坛
图19 M006彩绘图局部：帐篷与祭司
图20 ZB-M002彩绘图局部：帐篷与祭司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以及收藏于海内外博物馆的袄教图像已有相当数量，主要出现在石棺床、石椁、石门上，集中在北朝至隋代的北方地区。圣火坛和祭司口罩的形制各不相同，呈现出多样化的样态。西安北周安伽墓石门的门额中央，有一个放置在3匹骆驼背上的圣火坛，由束腰的仰覆莲座承托的圆盘，圆盘上堆置圣火；两侧的鸟身祭司前方脚下还各有一个较小的圣火坛，是一个高圈足盘，盘的下缘装饰一周垂下的莲瓣。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棺床正面中央也有一个圣火坛，是一个高圈足的容器，圈足之上的钵状容器有装饰着上下三圈仰莲瓣，圈足下部凸出一圈（张庆捷）。史君墓石椁南侧板壁上出现的圣火坛是上下有层阶的方形台子，台面上是升腾的圣火。

       安备墓棺床正面的圣火坛最为复杂，这是一件双龙缠绕造型的高足器，高足下部是覆莲座，上面的盆状器装饰着华丽的联珠纹（葛承雍）。德国科隆博物馆收藏的石棺床阙楼侧面各有一个圣火坛，上半部是一个束腰仰覆莲座,下半部是喇叭状的高足，高足下部装饰覆莲瓣（施安昌）。日本 Miho博物馆收藏的石棺床的一扇屏风中出现圣火坛，是一个结构简单的束腰台体,上中下各有一圈凸棱。除了中国北方的袄教图案，中亚也出现一些圣火坛图像，吉尔吉斯斯坦 Nawekata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纳骨瓮正面中央有圣火坛，是上下有层阶的方形台体。吉尔吉斯斯坦Sivaz遗址出土的陶纳骨瓮正面有圣火坛图像，造型奇特，像是一个高足、高领、小口罐,罐肩部装饰覆莲纹，罐腹部装饰二方连续三角纹（葛勒耐）。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Panjikant）Ⅲ号遗址的壁画中出现两个并列的圣火坛，形制相同，柱状的下半部装饰有一圈联珠纹，柱顶有两层盘，上层是圆底盆的形状，下层是装饰二方连续三角纹的平盘。早在古波斯帕亚王朝的波西斯银币背面开始出现圣火坛（公元前1-公元1年制造）（李铁生），到了萨珊王朝（226-651年）的银币上更是广为流行。银币上的圣火坛造型主要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较粗的柱状台，下有两层阶的台座，上有三层阶或两层阶的台面；另一种是细柱，下有两层阶座，上有两层阶的台面。这两种都有在柱子中间系飘带的现象。纵观中国北方、中亚、西亚的袄教圣火坛造型,波斯以柱状坛为多，中亚、北中国则形式多样，北中国特别流行装饰仰莲瓣或仰覆莲瓣的圣火坛。与藏医药博物馆棺板画圣火坛最为接近的是Miho博物馆的束腰形圣火坛（图21）。
图21 不同类型的圣火坛 

       1、安伽墓门楣中央圣火坛；2、虞弘墓石椁底座圣火坛；3、史君墓石椁南壁圣火坛；4、吉尔吉斯斯坦Nawekat遗址纳骨翁圣火坛；5、安备墓石榻正面圣火坛；6、Miho博物馆藏石屏风圣火坛；7、科隆博物馆藏石榻门阙两侧圣火坛；8、萨珊阿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银币圣火坛；9、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Panjikant）III号遗址壁画圣火坛；10、乌兹别克斯坦Sivaz遗址纳骨翁圣火坛；11、安伽墓门楣两侧圣火坛

       接下来我们从口罩形状入手讨论带有口罩（padām）的祭司图像。以上列举的北中国、中亚袄教图像中多有祭司与圣火坛共存于同一画面。祭司形象五花八门，不外半人半鸟形象和正常的人物形象。关于半人半鸟形象学界曾有较多讨论, 张小贵，曾系统梳理了各种不同观点，认为“这些图像显然表明，火坛两旁站立的人物是祭司无疑。这种反复出现的图像也使我们相信上述火坛两旁对称侍立的半人半鸟形象亦是祭司”。正常人物形象的祭司在发型、头冠、服装上有多种形式，所戴口罩样式也多有不同。或因表现角度的不同（正侧面和四分之三侧面），口罩分别呈现为“钺形”和“半月形”两种。前者见于安伽墓石门楣、安备墓石榻、科隆博物石棺床阙楼侧面、吉尔吉斯斯坦Sivaz遗址出士陶纳骨瓮正面；后者见于虞弘墓石棺床正面、史君墓石椁南侧板壁和东侧板壁、Miho博物馆石屏风、吉尔吉斯斯坦Nawekata遗址出土陶纳骨瓮（图22）。藏医药博物馆的彩绘棺板上两个祭司所戴的口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ZB-M006棺板中部的跪坐人物，头部为正侧面，鼻子前戴有一个上卷的物件，似乎是“钺形”口罩的变形；另一种是ZB-M002棺板右侧的一个跪坐人物，头部接近正侧面，戴软帽，嘴鼻部戴有“半月形”口罩，两手前伸，左手持短树枝。
图22 不同类型的祭司口罩

       1、2、安伽墓门楣祭司；3、安备墓石榻正面祭司；4、科隆博物馆藏石榻门阙祭司；5、乌兹别克斯坦Sivaz遗址纳骨翁祭司；6、史君墓石椁南壁祭司；7、史君墓石椁西壁祭司；8、Miho博物馆藏石屏风祭司；9、科隆博物馆藏石榻门阙祭司；10、虞弘墓石椁底座祭司；11、吉尔吉斯斯坦Nawekat遗址纳骨翁祭司

       除了圣火坛和祭司口罩的图形，我们还可以观察整个场景的情况。通常，祭司是站立或跪坐在圣火坛的两侧（虞弘墓、安伽墓、安备墓、吉尔吉斯斯坦 Nawekata)或一侧（史君墓、Miho博物馆、科隆博物馆、吉尔吉斯斯坦Sivaz），而藏医药博物馆彩绘棺板的两个祭司都没有与圣火坛在一起，而是分别在一顶帐篷的旁侧，手中所持的棍状物或夹子均指向帐篷门，与前举各例颇不相同。虽然我们对帐篷的性质不敢妄加推测，但我们也注意到，史君墓石椁南侧板壁的祭司分别刻在石椁正门的两侧，科隆博物馆的祭司刻在两侧门阙上，安伽墓的祭司刻在石门楣的两侧，似乎都与门有关。

       基于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彩绘棺板中的两处图像应该是袄教内容。那么，这两个木棺的墓主人是否为信仰袄教的粟特人还是信仰袄教的吐谷浑人，当时在吐谷浑境内袄教的传布和信仰是怎样一种状况?恐怕还要有更多的发现才有可能展开讨论。

       袄教是由粟特人带入中国的宗教信仰，在中国境内的信众主要也是粟特人，这是中外学术界的共识（林悟殊）。关于袄教入华时间，清末民初即已有学人关注，陈垣先生《火袄教入中国考》认为“火袄之名闻中国，自北魏南梁始，其始谓之天神，晋宋以前无闻也”，学界多从之。唐长儒先生《魏晋杂胡考》认为后赵时所奉“胡天”即为袄神，将入华时间提至4世纪前半叶。此后，饶宗颐、王素、陈国灿诸先生都论述过4-5世纪袄教入华问题。苦于没有考古实证，此一问题难以形成定论。青海地区发现的4-5世纪具有袄教内容的彩绘棺板画，无疑为学界探讨袄教传入华时间提供了新的资料。

       法国学者魏羲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粟特商人史》一书对粟特人商路有系统论述，分南北两道对沿途路线、粟特人聚落形态与人员构成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在四川活动的粟特商人，可能是由其他路径而非河西走廊进入中国的。其中一条即绕开河西向南穿越吐蕃地界，自于阗经柴达木盆地、青海湖至兰州，而后分道，或到京师，或去四川。”但针对这条路线的讨论并没有就此展开。霍巍曾有专文讨论粟特人与青海道，所列举文献不外三国时期诸葛亮举兵北伐，有“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氏、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指受节度”；《续高僧传》有“释明达，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以梁天监初来自西戎，至于益州”；隋代蜀地巨贾何妥“通商入蜀”等。这些文献并无一例明确指明粟特人经由青海到达蜀地，更没有提供粟特人曾经徙居青海的资讯。

       至于粟特人的活动路线，荣新江曾有专论，从中亚至长安在西域一段有北、中、南三条路线，河西向东分为南北两线，南侧的一线为：安国—康国―疏勒―于阗—播仙镇—石城镇—沙州—瓜州—肃州—甘州—凉州—兰州―原州—长安，并附有简图示意。其中没有提到有青海一线。近年，荣新江又对一些粟特人墓志如史君墓志、曹谅及妻安氏墓志、史索岩墓志、翟舍集及夫人安氏墓志作了分析，从中找出一些线索,认为“大概从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西平就是东来粟特人落脚的地方，那里或许曾经存在过粟特聚落”。这里所说的“西平”就是现在的西宁。1956年，西宁城隍庙街挖出一批波斯萨珊朝银币，夏鼐曾作研究，“76枚全部是卑路斯的银币，可以推知银币埋藏的年代当便在卑路斯在位（457-483年）的时期内”，由此认为：“由文献资料来看，今日青海西宁在第四世纪末至第六世纪初，在当时中西交通路线上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现在这一大批第五世纪的波斯银币在该地发现，更可替我们增添实物的证据了”。这样说来，藏医药博物馆的彩绘棺板画又为这一学术界关注的研究添加了重要的实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