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史诗结构中的叙事素分析
作者：吉多加
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25年第5期
时间：2026-09-21 08: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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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格萨尔》史诗庞大且复杂的叙事结构中，一些基本的叙事单元在叙事层级系统和情节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表现英雄天神下凡主题的神降叙事和催生史诗矛盾情节的叔侄争斗叙事，旨在构建神话背景、组织神圣框架，并通过夸大和演绎人物矛盾关系主题推动叙事发展、催生新的情节。以叙事素话语观照，不仅有利于识别并系统化相关叙事单元，分析它们如何在史诗中相互作用，而且有助于阐释其在相关文化传统中的互文性特征，从而为史诗叙事的生成、流变与成型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路径。在方法论意义上，叙事素与史诗学其他概念进行比较和对话，对认识其价值和未来的阐释空间有一定助益。
关键词：《格萨尔》；叙事素；神降叙事；叔侄争斗；叙事结构
在民间叙事研究领域，功能、母题、母题位、情节基干等常见术语构成了分析叙事结构和形态的概念体系。这一体系主要运用于对民间故事和传说文类的分析。在史诗研究中，国内外学术界往往更倾向于借助口头诗学和表演理论来阐释其内涵，对其叙事构型和结构形态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多尔夫曼（Eugene Dorfman）是少数几位采用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分析史诗叙事的学者之一，在其著作《中世纪浪漫史诗中的叙事素：叙事结构导论》中首次提出并阐述了叙事素（narreme）这一概念，旨在捕捉和表达叙事结构中的核心或基本单位，并将其应用于结构功能的分析。他的分析对象涵盖了《罗兰传》《熙德传》等史诗，以及十二部法语和西班牙语叙事作品。多尔夫曼认为，“除了作为下文必要基础的开头‘ 叙事素 ’和作为前文自然结果的结尾‘ 叙事素 ’外，检验一个‘ 叙事素 ’的标准就是它必须是前一个‘ 叙事素 ’的有机结果和后一个‘ 叙事素 ’的有效原因”。这一工具在叙事结构分析中，不仅连接了包括核心事件和边缘事件在内的整个事件链条，形成完整的故事框架，还通过有机关系串联起更小范围内的功能性中心事件链条。“由于它们作为叙事结构中核心事件的特殊功能，这些中心单元被称为‘ 叙事素’。”
一、叙事素：概念阐释
史诗叙事是一系列精心组织的事件的叙述，这些事件以渐进且相互交织的方式串联成一个链条，其中事件间的联系构成了其根本特性。多尔夫曼将事件作为结构单元明确分为两类：中心或核心事件（central-or-core-incidents），它们构成了故事的核心焦点；边缘事件（marginal-incidents），它们围绕核心事件，为其提供支持，并丰富和扩展整个情节。因此，分析叙事结构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一是从宏观层面出发，将核心事件与边缘事件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链条；二是从微观层面观察，聚焦于功能性更强的中心事件链条，探究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对史诗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后，多尔夫曼发现这些史诗的主要叙事素往往围绕家庭或王朝争战的变体展开，次要叙事素则涉及侮辱的变体。此外，还包括背叛行为和神力行为的变体，以及对背叛的惩罚和对神力的奖励。基于此，他得出以下结论：“叙事结构中的‘ 叙事素 ’是已分析过的叙事结构中的组成单位；它们为其余中世纪史诗的功能分析提供了一种工作方法，并可能为它们的最终重新分类提供新的依据。同时，‘叙事素’揭示了一种内在的功能和结构上的经济性，这种经济性往往被种类繁多的上层结构细节所掩盖，而这种经济性丰富了对有关文学作品的理解。它们还有助于揭开中世纪讲故事技巧中的一些未解之谜”。多尔夫曼的分析对史诗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之后，叙事素概念在少数作品中得到运用并对其进行理论化阐释。
叙事素与普罗普提出的“功能”、格雷马斯（Algirdas-Julien-Greimas）提到的“行为主体”（actants）、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运用的“叙事单位”（narrative units），及在叙事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母题”（motif）有一定的关联性或相似性，但它们的侧重点不同：“功能”侧重于叙事中角色的行为及其在情节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叙事的抽象结构和普遍规律；“行为主体”侧重于叙事中角色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强调叙事的角色结构和语义关系；“叙事单位”侧重于叙事中具有独立意义的单元，强调叙事的语义层次和符号学意义；而“母题”作为叙事中重复出现的最小主题单位，通常是一个具体的形象、情节或主题元素，侧重于叙事的内容和主题，强调某些元素在不同叙事中的重复出现及其文化意义。表一从定义、侧重点、作用、应用、理论背景诸层面，简单区分了上述概念，以突显叙事素概念的挪借价值。
关键词：《格萨尔》；叙事素；神降叙事；叔侄争斗；叙事结构
在民间叙事研究领域，功能、母题、母题位、情节基干等常见术语构成了分析叙事结构和形态的概念体系。这一体系主要运用于对民间故事和传说文类的分析。在史诗研究中，国内外学术界往往更倾向于借助口头诗学和表演理论来阐释其内涵，对其叙事构型和结构形态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多尔夫曼（Eugene Dorfman）是少数几位采用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分析史诗叙事的学者之一，在其著作《中世纪浪漫史诗中的叙事素：叙事结构导论》中首次提出并阐述了叙事素（narreme）这一概念，旨在捕捉和表达叙事结构中的核心或基本单位，并将其应用于结构功能的分析。他的分析对象涵盖了《罗兰传》《熙德传》等史诗，以及十二部法语和西班牙语叙事作品。多尔夫曼认为，“除了作为下文必要基础的开头‘ 叙事素 ’和作为前文自然结果的结尾‘ 叙事素 ’外，检验一个‘ 叙事素 ’的标准就是它必须是前一个‘ 叙事素 ’的有机结果和后一个‘ 叙事素 ’的有效原因”。这一工具在叙事结构分析中，不仅连接了包括核心事件和边缘事件在内的整个事件链条，形成完整的故事框架，还通过有机关系串联起更小范围内的功能性中心事件链条。“由于它们作为叙事结构中核心事件的特殊功能，这些中心单元被称为‘ 叙事素’。”
一、叙事素：概念阐释
史诗叙事是一系列精心组织的事件的叙述，这些事件以渐进且相互交织的方式串联成一个链条，其中事件间的联系构成了其根本特性。多尔夫曼将事件作为结构单元明确分为两类：中心或核心事件（central-or-core-incidents），它们构成了故事的核心焦点；边缘事件（marginal-incidents），它们围绕核心事件，为其提供支持，并丰富和扩展整个情节。因此，分析叙事结构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一是从宏观层面出发，将核心事件与边缘事件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链条；二是从微观层面观察，聚焦于功能性更强的中心事件链条，探究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对史诗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后，多尔夫曼发现这些史诗的主要叙事素往往围绕家庭或王朝争战的变体展开，次要叙事素则涉及侮辱的变体。此外，还包括背叛行为和神力行为的变体，以及对背叛的惩罚和对神力的奖励。基于此，他得出以下结论：“叙事结构中的‘ 叙事素 ’是已分析过的叙事结构中的组成单位；它们为其余中世纪史诗的功能分析提供了一种工作方法，并可能为它们的最终重新分类提供新的依据。同时，‘叙事素’揭示了一种内在的功能和结构上的经济性，这种经济性往往被种类繁多的上层结构细节所掩盖，而这种经济性丰富了对有关文学作品的理解。它们还有助于揭开中世纪讲故事技巧中的一些未解之谜”。多尔夫曼的分析对史诗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之后，叙事素概念在少数作品中得到运用并对其进行理论化阐释。
叙事素与普罗普提出的“功能”、格雷马斯（Algirdas-Julien-Greimas）提到的“行为主体”（actants）、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运用的“叙事单位”（narrative units），及在叙事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母题”（motif）有一定的关联性或相似性，但它们的侧重点不同：“功能”侧重于叙事中角色的行为及其在情节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叙事的抽象结构和普遍规律；“行为主体”侧重于叙事中角色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强调叙事的角色结构和语义关系；“叙事单位”侧重于叙事中具有独立意义的单元，强调叙事的语义层次和符号学意义；而“母题”作为叙事中重复出现的最小主题单位，通常是一个具体的形象、情节或主题元素，侧重于叙事的内容和主题，强调某些元素在不同叙事中的重复出现及其文化意义。表一从定义、侧重点、作用、应用、理论背景诸层面，简单区分了上述概念，以突显叙事素概念的挪借价值。
图1 叙事素及相关概念的基本特质
另外，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提出的母题素（motifem）概念，是对普罗普“功能”理论的延伸。他利用母题素来定义民间故事，将其视为一系列主题的序列。在这个框架下，母题素的插槽可以被不同的主题所填充，任何特定替代主题的填充都被视为同义转换。基于这一理论，邓迪斯成功识别出北美印第安民间故事中一系列清晰的结构模式。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采用神话素（mytheme）概念，将“神话拆分为构成对立关系的最小元素，从这些对立中发现神话的产生、意义和构成，以此证明人类普遍思维模式和文化构成”。母题素、神话素，抑或本文中的叙事素，都是旨在为某种（或某一类）文本寻找特定的结构模式及其背后的思维构成。
运用叙事素概念分析《格萨尔》史诗叙事结构时，需明确区分其核心叙事与从属（或边缘）叙事。英雄格萨尔的故事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阶段展开：从天界下凡至人间，在人间创造丰功伟绩及重返天界。在这一结构性框架下，史诗人物经历了很多事件，这些事件之间的连接有时清晰明了，呈现出一条连贯的叙事线索；但在某些情况下，前后的逻辑联系可能并不是很直接，而是作为模式化的情节元素，共同构建了史诗。限于篇幅，本文的分析对象仅限于《格萨尔》史诗两个结构性的重要主题：其一，神降叙事，它为整个故事提供了神话背景，构成了叙事的神圣框架；其二，叔侄争斗，作为叙事催化剂，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二、神降叙事的叙事素
英雄格萨尔从天界下凡的故事模式，是赋予史诗主人公“神性”的重要叙事手段，也是为整个庞大叙事构筑框架的重要方法：在主人公历时性的经历中，格萨尔下凡既是叙事开端，也为其重返天界奠定了基础，进而形成了史诗圆满的叙事闭环。《拉达克本》《贵德分章本》等分章本用一章叙述神降情节，德格木刻本《仙界遣使》、桑珠说唱本《天界篇》等分部本则用一部内容叙述。我们在此选取若干重要的文本作为范例，分析神降叙事的叙事素构成。
运用叙事素概念分析《格萨尔》史诗叙事结构时，需明确区分其核心叙事与从属（或边缘）叙事。英雄格萨尔的故事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阶段展开：从天界下凡至人间，在人间创造丰功伟绩及重返天界。在这一结构性框架下，史诗人物经历了很多事件，这些事件之间的连接有时清晰明了，呈现出一条连贯的叙事线索；但在某些情况下，前后的逻辑联系可能并不是很直接，而是作为模式化的情节元素，共同构建了史诗。限于篇幅，本文的分析对象仅限于《格萨尔》史诗两个结构性的重要主题：其一，神降叙事，它为整个故事提供了神话背景，构成了叙事的神圣框架；其二，叔侄争斗，作为叙事催化剂，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二、神降叙事的叙事素
英雄格萨尔从天界下凡的故事模式，是赋予史诗主人公“神性”的重要叙事手段，也是为整个庞大叙事构筑框架的重要方法：在主人公历时性的经历中，格萨尔下凡既是叙事开端，也为其重返天界奠定了基础，进而形成了史诗圆满的叙事闭环。《拉达克本》《贵德分章本》等分章本用一章叙述神降情节，德格木刻本《仙界遣使》、桑珠说唱本《天界篇》等分部本则用一部内容叙述。我们在此选取若干重要的文本作为范例，分析神降叙事的叙事素构成。
图2：史诗文本中的神降叙事情节
表二中所列五个文本涵盖了分章本、分部本、艺人说唱本、手抄本、木刻本等多种文本类型，可以代表史诗在对待神降叙事这一重大主题时所呈现的叙事结构和核心单元。相比于分部本丰富的情节展现，分章本对于神降叙事这一主题的叙述则显得直接和简约，没有过多的节外生枝，从而也保留了叙述该主题所需要的基本元素和核心情节，但同时也带有各自在不同因素组合下形成的独特风格。《贵德分章本》和《拉达克分章本》的叙述基本相似，两者都出现神子化身鸟前往岭地查看的情节，都缺少格萨尔人间生母从龙宫到郭域的叙事，只是两者对天神指派神子的缘由叙述不大相同：前者是处于天神对人间苦难的同情，后者则是因为人类帮助天神杀死黑色野牦牛，作为酬谢人类提出神子下凡的请求。《沙莫寺分章本》的开头与上述版本不同，出现了三头豚鼠争执被白梵天王用慧刀劈开，分别在人间成为魔王鲁赞、霍尔国刽子手，以及格萨尔的情节，类似的预叙事在史诗文本中较为常见。该分章本的叙事较接近分部本内容，都有龙宫发生瘟疫并得到龙女的情节。分部本《仙界遣使》和艺人桑珠说唱本《天界篇》在分章本基本情节基础上进行了宗教思想层面的渲染与口头艺术层面的扩充，即出现神子一降生就能念诵百字真言、在天界接受灌顶授记、无量光佛或释迦牟尼的预言、八十大成就者的誓言等情节。格萨尔在天界的父母、兄弟，抑或他在天界的名称、指派其下凡的天神、神子不愿前往的相关情节，可以看作史诗故事的表层结构或从属叙事，从口头叙事的流动性和变异性来看，表层结构出现变异和差别是再自然不过的。
但是，《格萨尔》各类版本的神降叙事始终围绕着几个始终不变的核心元素展开：第一，人间出现灾难，需天神之子下凡拯救，天神们商量或得到人间请求；第二，梵天王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顿珠或图巴噶瓦被选中；第三，因为留恋天界，神子不愿前往（或躲藏）；第四，三个儿子进行射箭、抛石等比赛，最小的儿子胜出；第五，他对天神提出下凡人间的地域、部落、父母、兄弟、骏马、武器、妃子等条件，天神一一答应；第六，他的人间生母必须是龙王祖纳仁钦之三女儿梅朵拉泽；第七，在莲花生大师的计谋下，龙宫发生瘟疫，大师前往消灾除病，作为酬谢得到梅朵拉泽；第八，龙女一定出现在郭·然洛敦巴坚赞之地，由他抚养；第九，作为下凡的前提，神子需要在天界死去。如果我们去除上述文本中为数不多的差异性，抹掉史诗情节层面的具体人名等要素，在此基础上提取叙事结构中的核心单元，对叙事的功能性事件进行抽象化概括，那么我们就能得出以下叙事素：
1.人间有难
2.派天神之子
3.神子不愿前往
4.考验神子
5.神子提出条件
6.同意下凡并死去
这是《格萨尔》史诗神降叙事主题的核心元素，如果将各个文本之间的差异性看成一个变量，那么上述叙事素就是一个定量，它们在史诗神降叙事中占据核心位置：“人间有难”和“同意下凡并死去”作为叙事始末，中间经过“神子不愿前往”“考验神子”的叙事转折和高潮，并在“神子提出条件”一项中对史诗未来的人间情节进行了部署和预叙事，使神降叙事与英雄诞生情节相关联，从而促成了史诗叙事在宏观层面的连续性。神降叙事建构史诗的神话框架与宇宙观，通过叙事原型与宗教编码，开篇定调“天命—业力”的叙事逻辑，在时空上将岭国历史纳入佛教宇宙周期。1—6 的叙事素链条作为具有前因后果关系的功能性事件和标识性情节，既是叙事者推动叙事向前发展的技艺，也是探寻其文化逻辑和结构原型的钥匙。因为在叙事传统语境中相同的神降主题累见不鲜，不足为奇，但由相同的叙事素链条所构成的神降情节却并不常见，而我们恰好在聂赤赞普神话中见到相近的叙事结构。这似乎在说明神降叙事的这一范型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原初叙事（proto-narrative）特质，聂赤赞普和格萨尔神降叙事结构性的高度相似性可能源自更为古老的神话叙事传统，抑或是后者对前者的承继和互文，但这是另一个学术命题，只待另文撰述。
三、叔侄争斗的叙事素
作为推动叙事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争斗和矛盾在体现英雄主义和部落征战叙事的史诗中尤为普遍。它们以部落或家族内部的争斗以及与其他氏族部落的战争等形式呈现。《格萨尔》史诗中，叔侄之间的矛盾和争斗（见表三）是叙事结构得以生成和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晁通要是不急躁易怒，格萨尔也不可能功成名就”这句谚语揭示了民间对这一组人物关系的认识。前者对后者的不可或缺性，说明这一组人物的矛盾和争斗关系对史诗叙事产生的结构性影响。
但是，《格萨尔》各类版本的神降叙事始终围绕着几个始终不变的核心元素展开：第一，人间出现灾难，需天神之子下凡拯救，天神们商量或得到人间请求；第二，梵天王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顿珠或图巴噶瓦被选中；第三，因为留恋天界，神子不愿前往（或躲藏）；第四，三个儿子进行射箭、抛石等比赛，最小的儿子胜出；第五，他对天神提出下凡人间的地域、部落、父母、兄弟、骏马、武器、妃子等条件，天神一一答应；第六，他的人间生母必须是龙王祖纳仁钦之三女儿梅朵拉泽；第七，在莲花生大师的计谋下，龙宫发生瘟疫，大师前往消灾除病，作为酬谢得到梅朵拉泽；第八，龙女一定出现在郭·然洛敦巴坚赞之地，由他抚养；第九，作为下凡的前提，神子需要在天界死去。如果我们去除上述文本中为数不多的差异性，抹掉史诗情节层面的具体人名等要素，在此基础上提取叙事结构中的核心单元，对叙事的功能性事件进行抽象化概括，那么我们就能得出以下叙事素：
1.人间有难
2.派天神之子
3.神子不愿前往
4.考验神子
5.神子提出条件
6.同意下凡并死去
这是《格萨尔》史诗神降叙事主题的核心元素，如果将各个文本之间的差异性看成一个变量，那么上述叙事素就是一个定量，它们在史诗神降叙事中占据核心位置：“人间有难”和“同意下凡并死去”作为叙事始末，中间经过“神子不愿前往”“考验神子”的叙事转折和高潮，并在“神子提出条件”一项中对史诗未来的人间情节进行了部署和预叙事，使神降叙事与英雄诞生情节相关联，从而促成了史诗叙事在宏观层面的连续性。神降叙事建构史诗的神话框架与宇宙观，通过叙事原型与宗教编码，开篇定调“天命—业力”的叙事逻辑，在时空上将岭国历史纳入佛教宇宙周期。1—6 的叙事素链条作为具有前因后果关系的功能性事件和标识性情节，既是叙事者推动叙事向前发展的技艺，也是探寻其文化逻辑和结构原型的钥匙。因为在叙事传统语境中相同的神降主题累见不鲜，不足为奇，但由相同的叙事素链条所构成的神降情节却并不常见，而我们恰好在聂赤赞普神话中见到相近的叙事结构。这似乎在说明神降叙事的这一范型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原初叙事（proto-narrative）特质，聂赤赞普和格萨尔神降叙事结构性的高度相似性可能源自更为古老的神话叙事传统，抑或是后者对前者的承继和互文，但这是另一个学术命题，只待另文撰述。
三、叔侄争斗的叙事素
作为推动叙事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争斗和矛盾在体现英雄主义和部落征战叙事的史诗中尤为普遍。它们以部落或家族内部的争斗以及与其他氏族部落的战争等形式呈现。《格萨尔》史诗中，叔侄之间的矛盾和争斗（见表三）是叙事结构得以生成和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晁通要是不急躁易怒，格萨尔也不可能功成名就”这句谚语揭示了民间对这一组人物关系的认识。前者对后者的不可或缺性，说明这一组人物的矛盾和争斗关系对史诗叙事产生的结构性影响。
图3：史诗文本中的叔侄争斗情节
觉如（少年格萨尔）的降生激发了叔叔晁通的嫉妒之心，晁通担忧觉如会成为自己登上岭国王位的绊脚石，因此屡次试图扼杀均未能成功。之后，他造谣说觉如是邪恶的象征，并将觉如母子流放到荒凉、危险的玛麦玉龙松多。这一流放事件成为史诗中英雄成长叙事的重要转折点。在流放期间，觉如母子生活困苦，觉如以半人半神的身份降伏了众多妖魔鬼怪，为当地带来安宁。从叙事角度来看，这段经历为后续的岭部落迁移和觉如的成功逆袭奠定了基础。叔侄之间的争斗，成为贯穿格萨尔从鼻涕虫觉如到赛马称王全过程的重要叙事主题，它由以下叙事素构成：
1.发生矛盾
2.被流放
3.获得契机
4.岭部落迁移
5.赛马称王
觉如在赛马中取得胜利，成功获得王位宝座，进一步加剧了叔侄之间的矛盾。在《魔岭大战》中，晁通心怀不满，暗中策划，意图联合东方的恶毒七兄弟和国王弭药玉泽，共同对抗格萨尔，以夺取他手中的王座。这一阴谋的策划和实施，最终成为格萨尔前往北方降魔的重要契机。在另一场重大战役《霍岭大战》中，晁通再次扮演了内奸、挑事者的角色，投奔霍尔国，在关键时刻破坏了岭国原本取得的胜利。由于其奸计，以岭国少年英雄囊俄玉达和格萨尔兄弟嘉擦协噶为首的多位英雄不幸遇害，霍尔部落借此机会取得了大胜。这次战役的失败和英雄的牺牲，成为格萨尔最终从魔国返回并下定决心战胜霍尔部落的重要契机。表三中有关叔侄矛盾的史诗文本和情节展现出这一矛盾和争斗如何推动情节发展、催生叙事。它由以下叙事素构成：
1.发生矛盾
2.内奸或挑事行为
3.获得契机
4.英雄获胜
作为血缘政治的叙事动力学（narrative dynamics），通过角色冲突的二元结构，对比两者不同的行为模式（利他主义和机会主义），叔侄矛盾形成了叙事催化机制。因此，晁通在《格萨尔》史诗中展现的破坏、背叛、嫉妒等负面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所导致的严重后果通常都由格萨尔来解决，或成为格萨尔推进英雄事业的新契机。尽管叔侄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特别是叔叔对侄子权力和声望的嫉妒，对岭国王位和珠牡为首的妃子的渴望，构成了史诗叙事深层的主题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叔侄之间的关系是纯粹敌对的。
晁通作为岭国三十员大将之一，在史诗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反面角色，而是一个具有“反面功能”的正面人物，其行动在推动情节发展的同时，也展现出史诗人物关系的复杂性。因此，叔侄之间的矛盾关系在史诗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多种变体。格萨尔降生至赛马称王期间，两者（或晁通）对权力（岭国王位）、财产（祖先财产）和女人（珠牡）的争夺，是叔侄矛盾关系的最初体现，《拉达克分章本》和《贵德分章本》将这种矛盾关系在叙事时间线上向后延伸至英雄下凡前，预设并突出了叙事中的人物关系。前面提到的民间表述这一组人物关系的谚语，最初的表述对象很有可能是赛马称王及之前的情节：晁通的种种阻挠和恶意不仅没有得逞，反而促成了觉如的茁壮成长，最终登上王位，开始被尊称为“格萨尔”。民间和史诗说唱艺人对这一名称的动词性解释, 恰好体现出英雄人物从鼻涕虫觉如到国王格萨尔的转变过程中，晁通作为叙事催生者的重要性。权力继承争端（赛马称王前的密谋）和军事背叛行为（霍岭大战中的通敌），在后来的许多文本中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化叙事主题，但晁通的种种行为并不是直接与格萨尔作对，而是以与异域发生关联和挑起争端的特殊身份，间接促成格萨尔完成一次次的英雄壮举。如在《门岭之战》《索岭之战》《汉岭传奇》《大食财宝宗》《门嘎香宗》《松岭之战》《杂日药宗》 等诸多文本中所表现的，叔侄矛盾关系在史诗中并非简单的敌对或合作，而是充满了转折和变化。
结语
运用叙事素概念对《格萨尔》文本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地揭示出史诗叙事结构中的核心单元及其建构作用。但在方法论意义上，我们的讨论应该置于更大的范围和更多元的话题下进行，才能有助于史诗学内部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对话和讨论。
第一，作为分析工具，叙事素提供了有力的切割标准，使庞杂的口头文本获得可操作的解剖框架，得以从类似《格萨尔》这样巨型文本中抽绎出史诗叙事的核心序列和从属叙事，超越具体文本的表层差异，建立类型学对比的客观尺度。同一文化圈内部相同主题叙事的叙事素分析，可以挖掘文化和叙事传统内部的深层结构，探讨史诗起源问题；跨文化层面的比较，能够展现不同文化对同一主题叙事的结构和逻辑异同，如《格萨尔》“地狱救母”与《荷马史诗》“奥德修斯下冥府”中共同的“异界穿越”主题的叙事素分析。在口头传统层面，它可看作变异测量的坐标系，通过叙事素的增删、置换、重组来量化口头传统的文本（或跨文本）的变异程度，从而进行数据化统计。高频重复的叙事素，是暗示口头渊源的重要标准。神降叙事和叔侄矛盾叙事素链条的反复展现，强化了我们对《格萨尔》史诗叙事起源和原型层面的认知。但我们也要注意文化还原论和语境剥离带来的问题和风险，即将活态叙事简化为机械组合，忽视史诗叙事的情感承载与社会功能。
第二，口传文学不存在权威版本是当今口头诗学理论界的重要观点之一。学者们强调，“ 口头史诗最引人入胜的特质，在于同一位歌手在不同表演中呈现的变异，以及不同歌手、不同地区（尤其是同一语言传统覆盖范围内）的版本差异。”同时，摈弃“版本”和“变体”等概念，认为这类陈旧的表述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范式的产物，转而使用“不同讲述”（different tellings）等概念。这种差异性的强调，目的在于摆脱长期以来将书面文本分析规约运用于口头文学研究领域所带来的束缚和困扰。但对于《格萨尔》史诗这样的巨型叙事来说，认识其各类版本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同样重要，因为，前者体现说唱艺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后者则说明史诗传统所承继下来的统一的叙事结构及其核心单元，两者分别指向创新和传承两个不同的层面。叙事素分析所体现的叙事相似性，是以史诗赖以生成和发展的“传统池”（pool of tradition） 为基础形成的文本共性和叙事共识。“作为言语共同体‘ 神话 ’的储存库”，“ 社会方言 ” （sociolect）发挥着传统池的功能，它按照该群体的核心符号、叙事和表达体系进行组织，保存着共有的意义”，并“拥有作为表达集群核心的关键元素”。从叙事层面来讲，这一“传统池”言语共同体中存储的、不同歌手共享的叙事范型，表达共有意义的关键元素就是“叙事素”，围绕特定“叙事素”链条构建的叙事网络，承载共享的神话主题和象征系统。
第三，民俗研究者和口头诗学实践者面对民俗学中的变异问题时提出互文性方法（intertextual-approach），认为互文性并非随机或偶然，而是源自口头表演创作与接受过程中的阐释行为。“互文本是由文本群、文本片段或社会方言中类文本段落构成的语料库……与我们所读文本（直接或间接地）共享词汇系统及较弱程度上的句法结构”。因此，学者将史诗的这一现象也称作“史诗诗歌的互文池”（intertextualpool-of-epic-poetry）。叙事素分析呈现的史诗叙事的互文本性，不仅在史诗叙事的语域内部，而且超越了特定史诗不同版本的局限，指向更广阔的同一语言下的叙事文本宇宙。变异和对传统的调适，通过展现文本间的动态关系，强调意义的网络化生成，揭示文化记忆的流动机制。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或能够）确定一个“原始版本”或追寻一个单一的“叙事原型”，如对《格萨尔》史诗与聂赤赞普神话中“神降叙事”主题共享的叙事素的阐释，互文性可能是使两者发生关联和对话的更有利的视角之一。另外，互文性能超越“固定文本”之幻象，通过“叙事素”的分析解构所谓的“原始版本”，认为所有的史诗文本都是基于叙事素的重组产物。叙事传统由早期的文本所构建，而说唱艺人的口头演述也对其进行着新的建构，因此，对于口头史诗来说，其传统是动态性的、互文性的，承载着传统和个人的双重印迹。
第四，“社会方言”的对立面是“个人方言”（idiolect），前者为后者提供规范，是特定社会群体共享的语言储存库，包含该群体的文化记忆、神话原型和表达惯例，后者是前者在“传统池”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和重组。史诗学者表述说唱艺人个体在特定时空形成的独特语言系统，反映其认知风格和创作个性时提出“ 大脑文本”（mental text）概念，来分析口头史诗表演的“ 前文本 ”形态 。劳里·航柯（Lauri Honko）提出，“要理解实际表演中的文本生产过程，似乎必须假设一种前叙事（prenarrative）或前文本框架的存在，即歌手心智中相关意识与无意识材料的组织结构 。这个预设模块包含：1）故事线；2）文本元素（如情节模式、史诗情境意象、多样形式等）；3）它们的再生产通用规则；4）语境框架（如对既往表演的记忆）。”在叙事层面，叙事素的分析，已经涉及到其中的故事线、情节模式、史诗情景意象等模块，它可以看作是史诗艺人在表演前储备于记忆中的、基于传统核心结构的、具有可塑性的叙事认知框架和史诗构建模板。尽管大脑文本不是固定的，流动性是其结构特点，但对《格萨尔》史诗叙事素的分析能够说明，不同艺人叙述同一史诗相同叙事主题（或情节）时，其大脑文本或前叙事中，已经存在非逐字记忆的较为固定的核心情节文本，它以史诗叙事基因库的形式存在。不同艺人每一次的表演都是基于叙事素链条的扩展和个体化阐释。叙事素类似于保罗·利科的“情节化”（emplotment）概念，起到叙事的连贯性与联结性功能。
第五，大脑文本不是一个单一的思维模块，而是多种元素形成的复杂组合，叙事素链条只是其中有关史诗核心情节的部分，它还包括集体的表述法则、复现的传统意象、程式和短语的组合，以及个体的语言风格等。“歌手的传统系统中存在多个保持独立性的‘ 大脑文本 ’（包括不同史诗类型）。这形成了歌手传统系统内部的互文性 ，其材料丰富度远超表演文本所呈现的 。文本元素可以跨文类调用并适应新功能，但进入史诗语域的一切都必须遵守文类规则。自由借用的限制来自再生产的基本规则——它们决定了如何调适多样元素，以及什么内容能以何种方式被纳入。”本文分析的叔侄矛盾及其变体的叙事素，是史诗系统内部可以进行反复展现的重要结构，这个结构在艺人头脑中形成一个模式化的前叙事，但它的使用遵照了史诗传统文类的叙事规约， 即它主要功能在于通过矛盾和争斗起到催生和推动叙事的作用，而不是扩大和加剧人物矛盾，使两者变成完全对立的人物 。当下学人提倡将大脑文本仅使用于个人层面的、对某位歌手言语行为的经验观察，认为在描述口头史诗歌手的创作技术与表演时，考量其经验性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我们的认识应当基于对艺人个体的经验性观察，但我们同样无法忽视的是，对于大型史诗叙事来说，假设存在着一个属于集体艺人群落的“集体大脑文本”或“集体前叙事”，存在着一个共同认可并遵循的“范型叙事”，是合理的，它把叙事素作为核心结构和基础单元，预设了史诗叙事的总体构架和生成逻辑，并通过艺人个体每一次“有限度的创编”和赋予个体特征的叙事策略进行特定文本的演述。
作者简介
吉多加（Chakdor Gyal），笔名东布（lDongbu）、芒麦（Mingmed），藏族。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格萨尔》史诗学、藏族叙事文学、藏族诗学理论。
1.发生矛盾
2.被流放
3.获得契机
4.岭部落迁移
5.赛马称王
觉如在赛马中取得胜利，成功获得王位宝座，进一步加剧了叔侄之间的矛盾。在《魔岭大战》中，晁通心怀不满，暗中策划，意图联合东方的恶毒七兄弟和国王弭药玉泽，共同对抗格萨尔，以夺取他手中的王座。这一阴谋的策划和实施，最终成为格萨尔前往北方降魔的重要契机。在另一场重大战役《霍岭大战》中，晁通再次扮演了内奸、挑事者的角色，投奔霍尔国，在关键时刻破坏了岭国原本取得的胜利。由于其奸计，以岭国少年英雄囊俄玉达和格萨尔兄弟嘉擦协噶为首的多位英雄不幸遇害，霍尔部落借此机会取得了大胜。这次战役的失败和英雄的牺牲，成为格萨尔最终从魔国返回并下定决心战胜霍尔部落的重要契机。表三中有关叔侄矛盾的史诗文本和情节展现出这一矛盾和争斗如何推动情节发展、催生叙事。它由以下叙事素构成：
1.发生矛盾
2.内奸或挑事行为
3.获得契机
4.英雄获胜
作为血缘政治的叙事动力学（narrative dynamics），通过角色冲突的二元结构，对比两者不同的行为模式（利他主义和机会主义），叔侄矛盾形成了叙事催化机制。因此，晁通在《格萨尔》史诗中展现的破坏、背叛、嫉妒等负面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所导致的严重后果通常都由格萨尔来解决，或成为格萨尔推进英雄事业的新契机。尽管叔侄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特别是叔叔对侄子权力和声望的嫉妒，对岭国王位和珠牡为首的妃子的渴望，构成了史诗叙事深层的主题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叔侄之间的关系是纯粹敌对的。
晁通作为岭国三十员大将之一，在史诗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反面角色，而是一个具有“反面功能”的正面人物，其行动在推动情节发展的同时，也展现出史诗人物关系的复杂性。因此，叔侄之间的矛盾关系在史诗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多种变体。格萨尔降生至赛马称王期间，两者（或晁通）对权力（岭国王位）、财产（祖先财产）和女人（珠牡）的争夺，是叔侄矛盾关系的最初体现，《拉达克分章本》和《贵德分章本》将这种矛盾关系在叙事时间线上向后延伸至英雄下凡前，预设并突出了叙事中的人物关系。前面提到的民间表述这一组人物关系的谚语，最初的表述对象很有可能是赛马称王及之前的情节：晁通的种种阻挠和恶意不仅没有得逞，反而促成了觉如的茁壮成长，最终登上王位，开始被尊称为“格萨尔”。民间和史诗说唱艺人对这一名称的动词性解释, 恰好体现出英雄人物从鼻涕虫觉如到国王格萨尔的转变过程中，晁通作为叙事催生者的重要性。权力继承争端（赛马称王前的密谋）和军事背叛行为（霍岭大战中的通敌），在后来的许多文本中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化叙事主题，但晁通的种种行为并不是直接与格萨尔作对，而是以与异域发生关联和挑起争端的特殊身份，间接促成格萨尔完成一次次的英雄壮举。如在《门岭之战》《索岭之战》《汉岭传奇》《大食财宝宗》《门嘎香宗》《松岭之战》《杂日药宗》 等诸多文本中所表现的，叔侄矛盾关系在史诗中并非简单的敌对或合作，而是充满了转折和变化。
结语
运用叙事素概念对《格萨尔》文本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地揭示出史诗叙事结构中的核心单元及其建构作用。但在方法论意义上，我们的讨论应该置于更大的范围和更多元的话题下进行，才能有助于史诗学内部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对话和讨论。
第一，作为分析工具，叙事素提供了有力的切割标准，使庞杂的口头文本获得可操作的解剖框架，得以从类似《格萨尔》这样巨型文本中抽绎出史诗叙事的核心序列和从属叙事，超越具体文本的表层差异，建立类型学对比的客观尺度。同一文化圈内部相同主题叙事的叙事素分析，可以挖掘文化和叙事传统内部的深层结构，探讨史诗起源问题；跨文化层面的比较，能够展现不同文化对同一主题叙事的结构和逻辑异同，如《格萨尔》“地狱救母”与《荷马史诗》“奥德修斯下冥府”中共同的“异界穿越”主题的叙事素分析。在口头传统层面，它可看作变异测量的坐标系，通过叙事素的增删、置换、重组来量化口头传统的文本（或跨文本）的变异程度，从而进行数据化统计。高频重复的叙事素，是暗示口头渊源的重要标准。神降叙事和叔侄矛盾叙事素链条的反复展现，强化了我们对《格萨尔》史诗叙事起源和原型层面的认知。但我们也要注意文化还原论和语境剥离带来的问题和风险，即将活态叙事简化为机械组合，忽视史诗叙事的情感承载与社会功能。
第二，口传文学不存在权威版本是当今口头诗学理论界的重要观点之一。学者们强调，“ 口头史诗最引人入胜的特质，在于同一位歌手在不同表演中呈现的变异，以及不同歌手、不同地区（尤其是同一语言传统覆盖范围内）的版本差异。”同时，摈弃“版本”和“变体”等概念，认为这类陈旧的表述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范式的产物，转而使用“不同讲述”（different tellings）等概念。这种差异性的强调，目的在于摆脱长期以来将书面文本分析规约运用于口头文学研究领域所带来的束缚和困扰。但对于《格萨尔》史诗这样的巨型叙事来说，认识其各类版本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同样重要，因为，前者体现说唱艺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后者则说明史诗传统所承继下来的统一的叙事结构及其核心单元，两者分别指向创新和传承两个不同的层面。叙事素分析所体现的叙事相似性，是以史诗赖以生成和发展的“传统池”（pool of tradition） 为基础形成的文本共性和叙事共识。“作为言语共同体‘ 神话 ’的储存库”，“ 社会方言 ” （sociolect）发挥着传统池的功能，它按照该群体的核心符号、叙事和表达体系进行组织，保存着共有的意义”，并“拥有作为表达集群核心的关键元素”。从叙事层面来讲，这一“传统池”言语共同体中存储的、不同歌手共享的叙事范型，表达共有意义的关键元素就是“叙事素”，围绕特定“叙事素”链条构建的叙事网络，承载共享的神话主题和象征系统。
第三，民俗研究者和口头诗学实践者面对民俗学中的变异问题时提出互文性方法（intertextual-approach），认为互文性并非随机或偶然，而是源自口头表演创作与接受过程中的阐释行为。“互文本是由文本群、文本片段或社会方言中类文本段落构成的语料库……与我们所读文本（直接或间接地）共享词汇系统及较弱程度上的句法结构”。因此，学者将史诗的这一现象也称作“史诗诗歌的互文池”（intertextualpool-of-epic-poetry）。叙事素分析呈现的史诗叙事的互文本性，不仅在史诗叙事的语域内部，而且超越了特定史诗不同版本的局限，指向更广阔的同一语言下的叙事文本宇宙。变异和对传统的调适，通过展现文本间的动态关系，强调意义的网络化生成，揭示文化记忆的流动机制。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或能够）确定一个“原始版本”或追寻一个单一的“叙事原型”，如对《格萨尔》史诗与聂赤赞普神话中“神降叙事”主题共享的叙事素的阐释，互文性可能是使两者发生关联和对话的更有利的视角之一。另外，互文性能超越“固定文本”之幻象，通过“叙事素”的分析解构所谓的“原始版本”，认为所有的史诗文本都是基于叙事素的重组产物。叙事传统由早期的文本所构建，而说唱艺人的口头演述也对其进行着新的建构，因此，对于口头史诗来说，其传统是动态性的、互文性的，承载着传统和个人的双重印迹。
第四，“社会方言”的对立面是“个人方言”（idiolect），前者为后者提供规范，是特定社会群体共享的语言储存库，包含该群体的文化记忆、神话原型和表达惯例，后者是前者在“传统池”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和重组。史诗学者表述说唱艺人个体在特定时空形成的独特语言系统，反映其认知风格和创作个性时提出“ 大脑文本”（mental text）概念，来分析口头史诗表演的“ 前文本 ”形态 。劳里·航柯（Lauri Honko）提出，“要理解实际表演中的文本生产过程，似乎必须假设一种前叙事（prenarrative）或前文本框架的存在，即歌手心智中相关意识与无意识材料的组织结构 。这个预设模块包含：1）故事线；2）文本元素（如情节模式、史诗情境意象、多样形式等）；3）它们的再生产通用规则；4）语境框架（如对既往表演的记忆）。”在叙事层面，叙事素的分析，已经涉及到其中的故事线、情节模式、史诗情景意象等模块，它可以看作是史诗艺人在表演前储备于记忆中的、基于传统核心结构的、具有可塑性的叙事认知框架和史诗构建模板。尽管大脑文本不是固定的，流动性是其结构特点，但对《格萨尔》史诗叙事素的分析能够说明，不同艺人叙述同一史诗相同叙事主题（或情节）时，其大脑文本或前叙事中，已经存在非逐字记忆的较为固定的核心情节文本，它以史诗叙事基因库的形式存在。不同艺人每一次的表演都是基于叙事素链条的扩展和个体化阐释。叙事素类似于保罗·利科的“情节化”（emplotment）概念，起到叙事的连贯性与联结性功能。
第五，大脑文本不是一个单一的思维模块，而是多种元素形成的复杂组合，叙事素链条只是其中有关史诗核心情节的部分，它还包括集体的表述法则、复现的传统意象、程式和短语的组合，以及个体的语言风格等。“歌手的传统系统中存在多个保持独立性的‘ 大脑文本 ’（包括不同史诗类型）。这形成了歌手传统系统内部的互文性 ，其材料丰富度远超表演文本所呈现的 。文本元素可以跨文类调用并适应新功能，但进入史诗语域的一切都必须遵守文类规则。自由借用的限制来自再生产的基本规则——它们决定了如何调适多样元素，以及什么内容能以何种方式被纳入。”本文分析的叔侄矛盾及其变体的叙事素，是史诗系统内部可以进行反复展现的重要结构，这个结构在艺人头脑中形成一个模式化的前叙事，但它的使用遵照了史诗传统文类的叙事规约， 即它主要功能在于通过矛盾和争斗起到催生和推动叙事的作用，而不是扩大和加剧人物矛盾，使两者变成完全对立的人物 。当下学人提倡将大脑文本仅使用于个人层面的、对某位歌手言语行为的经验观察，认为在描述口头史诗歌手的创作技术与表演时，考量其经验性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我们的认识应当基于对艺人个体的经验性观察，但我们同样无法忽视的是，对于大型史诗叙事来说，假设存在着一个属于集体艺人群落的“集体大脑文本”或“集体前叙事”，存在着一个共同认可并遵循的“范型叙事”，是合理的，它把叙事素作为核心结构和基础单元，预设了史诗叙事的总体构架和生成逻辑，并通过艺人个体每一次“有限度的创编”和赋予个体特征的叙事策略进行特定文本的演述。
作者简介
吉多加（Chakdor Gyal），笔名东布（lDongbu）、芒麦（Mingmed），藏族。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格萨尔》史诗学、藏族叙事文学、藏族诗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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