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珍草、金真慧：格萨尔史诗新文学叙事生产与反思

【内容摘要】格萨尔史诗在中华文化数千年历史发展中被不断再创造、再发展。史诗传承形式立足不同时代语境的嬗变与建构，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践。格萨尔史诗新文学生产建立在对史诗传承与重构的双重基础上，试图保留史诗原始的叙事张力与文化意蕴，又希望融入新时代史诗文化的新故事、新生产要素，将民间叙事与书面文本互文、杂糅、叠合所产生的传承与创新，沉淀为新文学生产巨大的再生资源。格萨尔史诗新文学生产从外在的传唱形式到内在的文化表征，在兼收并蓄、瑕瑜互见的文学生产中日渐繁茂，影响力逐渐铺陈广泛，且直面传统危机与传承“变异”，反思口头传统与现代文本如何面对文化再认同意识的现实困境，建构起格萨尔史诗新文学生产的当代性、人民性和艺术性。格萨尔史诗新文学生产的文本意义升华至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情感价值，既传递了自强不息求生存、求发展的民族精神，又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种新的样式和不可替代的文化史价值。
【关键词】格萨尔史诗；新文学叙事；生产与反思

【作者简介】
　　丹珍草（杨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格萨尔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史诗学、民族学、多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
　　金真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多民族作家文学。

　　格萨尔史诗植根于藏族古代丰富多样的民间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民间文化反映了古老民族早期久远、原始的文化、文明与信仰。中国史诗以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为代表，藏族史诗《格萨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国“三大史诗”与西方史诗相比，从口头传承到书面文本，从历史到当下，传唱人、演述者与书面的多模态文本相互依存，始终保持史诗“活态传承”，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传承人、演述人）至今依然在牧场、草原进行着绵延不断的演述，表现出与世界史诗卓然不同的罕见特征。在“活态”发展中，格萨尔史诗既保有古老的历史性遗存，又在时代进程中被赋予了现代性、实践性，2004年8月，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6年5月，格萨尔史诗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格萨尔史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进一步确定了格萨尔史诗在全球文化多样性中的重要地位。从民间史诗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尔史诗以世界最长篇幅、最大规模之姿，不断以不同的新生产方式实践、推进、突破，不仅彰显了古老史诗跨时代、跨文化、跨地域、跨民族传播的恒久生命力，更以“活态”方式传承的超级文类和独特文化形态，最终成为文明演进史的重要部分。
　　世界各民族远古神话故事，历来都是后世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与话语母题。格萨尔史诗的新文学生产则还原、赋予新时代新文化意义，与鲁迅先生“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立意有所同而有所不同，为原史诗注入新故事的文化生产观念，在古今交织的微妙平衡中，古老题材的史诗再度被关注，作品主旨也借此升华，引发了当代人的共鸣与反思。格萨尔史诗的新文学生产建立在史诗传承与重构的双重基础之上，试图保留史诗原始的叙事张力与文化意蕴，又希望融入新时代史诗文化的新故事、新视角、新生产要素，将民间叙事与作家文本互文、杂糅、叠合所产生的传承与创新，沉淀为新文学生产巨大的再生资源，重构恪守传统精神意蕴的同时与史诗精神达成古今共识，召唤神话中英雄主义，融入新叙事新文化，彰显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实践成果，为当代人解读史诗提供了多维度路径。
　　一、格萨尔史诗的新文学叙事与“新传唱人”
　　中国神话故事背后的诸神体系，是中华文明关于“自我”认知的独特表述，神话中的“神”与“话”，注重人与自然万物的灵性链接，中国多民族神话中都包含“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崇尚自然，提供了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体现了世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格萨尔史诗的新文学叙事已然不是单纯的只讲“神话”“传说”“故事”与“英雄”，新文学生产既充满了传统文化“往事”中的神奇魔幻、英雄传奇和生态意蕴，又兼具理性反思；既表达对史诗文化精神的尊崇与传续，又立足于现代危机，将觉知与忧思并行，贯穿古今又直指未来，以新文学叙事的方式推演出当代启示录。格萨尔史诗口耳相传的方式，成为早期无文字时期人类对史前文明诠释的重要依据，“传承人”“传唱人”是民间文化史口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演述”保留了一定历史时期、特定族群的生产方式与社会活动，汇聚了藏族历史文化各个阶段的民间文艺生活，包含了人类共同记忆的诗性智慧，承载原始文明与信仰的精髓。在传统史诗文化的不断滋养下，格萨尔“新传唱人”又以不同文体、多种题材的大量篇幅描绘了天、地、神、人、动植物共生的关系理念，关怀乡村生态，强调实证调研，关于生物与环境是不可侵害的整体；关于史诗“地方性知识”的故乡生活和地理表述，成为引发作品共鸣的重要根基，体现出民族志书写路径形成的新世界想象图景，一部史诗，可以成为一部人类共筑精神家园的智慧总成。
　　“寻找文学的矿脉，应该从地理空间上入手”，青藏高原的雪域与草原、荒芜与生机等地理特性，深刻影响着藏族人民对待万物的感知与思考，在辽阔无边却又空寂灵性的自然空间中，藏族人民感受着自然赋予的残酷与启迪，孕育谱写了“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与坚强不屈的精神。史诗中的格萨尔王在神力护体与天神庇佑的加持下，总能识破阴谋，战胜强大的魔王，铲除人间的祸害，最终，格萨尔王历经艰难岁月，降妖除魔，完成拯救苍生的事业，恢复草原和平，与母亲、王妃一同返回天界，功德圆满。当格萨尔史诗成为口头传统，丰富广泛的内涵及其庞大结构的体系，已经深深融入到了藏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民间习俗、生活事项和一种思维方式，同时也成为历史记忆和文学艺术的灵感源泉。
　　文学生产和文学艺术的实践过程往往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是民间生活的一部分，于是，说唱演述或口传文本经常是“镶嵌”在文学生活和文学创作过程之中的，其故事叙事、语言表达、审美特征、社会功能等都会相应发生适应性改变。新文学叙事在很多时候是民俗生活事件，有时也是生活实践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历代史诗的传唱者、创作者、演绎者也是格萨尔王非凡能力的助力者，格萨尓史诗创作与流传，深深根植于藏族民众的生产生活中，“作为植根于藏族民间文化土壤的口头说唱文学，《格萨尔》史诗的情节框架、说唱程式、传承方式、传播路径、价值体系，以及习惯性修辞和套语等，都有其源于藏族文化传统的内在规定性”，作为一种传统文学样式，不仅具有审美功能，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成为神圣性与民间民众娱乐性相融合的基本方式，史诗以其理想的、崇高的、精神的、丰富的人世想象，展现了富有生命力的民间文艺集大成者的风采，而“民间叙事与作家文本互文、杂糅、叠合所产生的传承与创新效应，已成为藏族文学巨大的再生资源”，激发了无数作家、艺术家和歌手的想象力，成为他们新文学生产灵感的重要来源。
　　从口头传唱到书面记录，从民间文学走向作家文学，从集体创作到个体创作，格萨尔史诗的传承形式经历了深刻的嬗变。当代作家在原有史诗的基础上进行了现代性生产，将古老史诗以新实践的形式进行传承，焕发出史诗的生命力。而对于古老题材的当代传承，“文学生产活动通常仍然是以或‘言’或‘文’二者必居其一的方式进行。这不是文学生产者钟情于哪种媒介的问题，而是因为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情景，发挥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言’和‘文’这两种文学生成和传播方式，构成了人类文学的整体图景”。不同形态的“格萨尔”主题作品，适用于不同人群，作用于不同时代，在通俗与高雅之间，在不同体系的文艺中自由生长。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格萨尔》史诗文本由三类不同的文类部件组成，即历史性文类、神话性文类和艺术性文类。其中，历史性文类是史诗诸文类的基础，但它在后来的口传语境下，不断经历‘去历史化’的过程，并逐步融入神话化和艺术化的意象，最终构筑起‘史诗大厦’”。格萨尔历经千年日益厚重，英雄形象愈加丰满，史诗传播与生产在自然语境中喷涌而出的民族精神与英雄形象，使其成为具有强大冲击力的中国史诗代表，震撼着全人类。
　　《格萨尔》系列的新文学生产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如神话母题、史诗原型、生死观、生态观等，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立足于现实世界的个体生活，以现代的角度回顾历史的源头，同时预见文明的未来。格萨尔史诗的新文学生产建立于对史诗重构的基础之上，是对古老题材的当代演绎，体现了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成果。也因此，新文学创作“重精神”，在新旧相接中与史诗精神达成古今共识，在神话色彩中重召英雄，同时融入新故事凸显勇敢、和平的价值。阿来的《格萨尔王》、次仁罗布的《神授》、梅卓的《神授·魔岭记》、夏加的《天子·格萨尔》等等，作家、小说家、诗人，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和个体生活，以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活跃于史诗的新叙事生产中。作为新时代的“史诗传唱人”，他们对故事进行了巧妙的加工与再创造，创作有其强烈的个性意识与个人风格，同时又体现传统文化对新叙事文学的影响。这些“传唱人”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又一代记录者、创作者和传承者，通过作品将格萨尔史诗的精神内核传递并发扬，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华民族最长、最古老的史诗提供了宝贵的媒介。
　　格萨尔史诗的新文学生产叙事充满了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传奇、英雄主义和生态意蕴，同时又兼具理性反思，表达对史诗精神尊崇的同时，又立足于现代危机，将觉知与忧思并行，贯穿古今又直指未来，以新文学叙事的方式推演出了当代启示录。
　　二、格萨尔史诗的现代性生产实践
　　格萨尔史诗极大地影响了藏族民间文艺形式，亦可称为格萨尔文化的当代传承实践与文化表征，“传统与现代并存，史诗中的英雄主义篇章，民歌的谚语对唱，旁白的幽默哲思，格萨尔王恩怨纠结的爱情，以及终得善果的理想主义气息，洋溢着一种浪漫、唯美和自由”，成为文艺生产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当创作者进行文艺创作的母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时，这汩汩“活水”如同文化心理，自然而然潜移默化般影响到个人乃至集体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道德准则，进而润物细无声，无意识流动间对作者产生影响力、想象力和文字表达的倾向。对于接触过格萨尔文化的作者而言，英雄格萨尔王无疑是他们叙述中必然存在的母题元素。格萨尔王作为具有“稳定”意义的文化典型，其文学表达与内涵在不断建构中，对“英雄主义”“家国情怀”等内涵的追求极为稳定，并不因时代或社会制度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英雄史诗中的主人公或多或少带有神话色彩的超凡绝伦的英豪，他们在本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所建立的丰功伟业，尤其是征服异族敌人的辉煌武功和战胜自然暴力（常化为各种妖魔鬼怪）的除害事迹，乃是英雄史诗所共有的主题”，格萨尔史诗故事的书写因关涉社会历史更迭与部族间的冲突征战，亦可称之为“英雄时代”的传奇叙事，其中自然包含了多民族集体记忆的共同承续。
　　格萨尔史诗作为一种精神载体与书写资源，创作者在进行现代性生产时，依旧保留着史诗的历史性与开放性，在天灾人祸、群魔乱舞、部落战争的乱世中，创作者以复杂动荡的现世召唤英雄，在古今多个不同类型角色的跨时空联动语境中，以当代史诗“新传唱人”的身份和视角反观史诗，在此之下召唤而来的故事依旧庄严、传奇、坚韧、魔幻。无数作者“新传唱人”实践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等多样文学体裁，共同铸就了“格萨尔系列”文学作品。而新的反思也由此诞生，无论是新文学生产中的“衍生”或“变异”，还是作者对现代文明的忧思，格萨尔史诗精神的失落与更新，始终在生机与危机中坚守开放性和启蒙性。
　　藏族作家阿来积极参与到“重述神话”系列（The Myth Series）创作中，该项目2005年发起，邀全球作家各自选择一个神话进行改写，它要求作家根据自己创作的风格赋予神话新的意义。于是，阿来在2009年推出了长篇小说《格萨尔王》，他在对口耳相传的格萨尔史诗原叙事基础上，进行“史诗小说”新叙事文学现代性生产实践的再创作，将史诗英雄格萨尔王降世人间后的一系列英雄事迹与当代的说唱艺人晋美传唱格萨尔王的事迹交织缠绕，通过“神子降生”“赛马称王”“雄狮归天”三部分，展现了格萨尔王神性与人性交织纠结的传奇一生。
　　作者对古老史诗进行的现代性生产转化，主要以第一人称的晋美“本人重述”进行，在史诗原叙事的基础上进行改写、重构、续写。在小说《格萨尔王》中，史诗说唱艺人晋美作为故事的旁观者，被赋予了“神授”使命，在梦境与现实的互动中与英雄进行对话。阿来选择原史诗作为故事主线，侧重于描写格萨尔王降妖除魔、戎马一生的英雄伟业；另一条则是描写晋美的游历以及成长。当晋美成长为草原上最有名的“仲肯”，从而也完成了艺人的说唱使命；下凡转世的格萨尔王，则在他的行吟中完成了英雄的使命，而非史诗的故事结局。
　　《格萨尔王》对神性、魔性、人性的多重注解，显示出文学生产者对人心复杂多变的反思与自省。晋美困惑时，梦中的神便会引领他走向正确的路；另一边，史诗世界中的格萨尔，也会在梦中受到天母朗曼达姆的责难：“原来你发下大愿斩妖除魔是假，来人间沉湎酒色是真！”格萨尔王从沉迷中惊醒，继续完成在人间的使命。晋美与格萨尔王的“‘插入文本’与‘主要文本’之间相互解释，设置悬念，又化解悬念，构成从容不迫、整然有序的认知过程，使小说文本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在故事的环绕中，无论是凡人还是半神半人，他们的觉知觉醒都需要帮助，他们的成长与成功并非孤立，而是在具有坚毅、勇敢、良善、正义等优良品质的“协助者”“启示者”点拨下，才能参透使命并最终达成。格萨尔王展现出“神的挣扎”，证实神性并非尽善尽美，人性亦非全然蒙昧，在这种体系之下，神的渡劫飞升亦可视作人的修行，而魔性则可能寄生在任何的念想中。阿来笔下人物的困惑与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产生了共鸣共振。
　　同时，阿来在故事起源中更加隐喻性表明了他的思辨性思考，即出现了新的“魔”，而这种“魔性”出自人的内心。阿来将故事的缘起一分为二，在“缘起之一”的部分，阿来将“魔性”与“人心”相联系，“……世界上本来没有魔。群魔乱舞，魔都是从人内心里跑出来的”。而魔不仅是为祸人间的外力存在，更是内化了的自我，“魔变成了人自己，魔与人变成一体”。在此之下，人、神、魔的大战拉开了序幕，战胜魔即战胜人自身，克服魔性即克服人性。而故事“缘起之二”则是原史诗情节，天上的神灵被人间的悲苦所撼动，于是派发愿下凡的神子崔巴噶瓦救世。故事的缘起看似分离，却在阿来的演绎中进行了交流对话，在两个话语系统的交流、冲撞与穿插中构成了叙事的张力。而格萨尔王可以消灭在人世间作恶的魔鬼，却无法消除人内心衍生出的“魔”。僧人对国王说：“大王所说是一种魔鬼，还有一种魔鬼是从人心里自然增长，那又如何区处？”格萨尔王也因此困惑，僧人答道：“佛家传授的，就是人自己战胜心魔的无上胜法。”在与僧人的对话中，格萨尔王明白，人生生不灭，心魔也随人的繁衍而生生不息。心魔代表着人的多种欲望，欲求由小而大，“因为人们想要一个国，于是就要产生首领，首领的大权下还要分出很多小权，所以人有了尊卑；因为人们都想过上富足的日子，于是有了财富的追逐；除了田地、牧场、宫殿、金钱、珍宝，男人们还想要很多美女，于是就产生了争斗，更因为争斗的胜负而分出贵贱。所有这些都是心魔所致”。生活在世俗社会的人，在起心动念之时，心中千沟万壑的欲望时刻在考验人性，其中的挣扎与堕落是人自我斗争后的结果，人性中的恶与欲无法驱逐，只能以自我的意志进行反抗与压制。
　　晋美与阿来是彼此相互的投射，阿来曾说：“书中那个说唱者晋美就是他自己。”阿来的重述赋予了自身“新传唱人”的角色，而作为牧区“仲肯”的格萨尔艺人晋美梦中通神的本领，使他不断回到那个辉煌的神话时代，二者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形成了强烈对比，梦里与梦外、历史与现实的交织穿越中，不断变化“看”的内视角与外视角，又从不同的面向重现了英雄时代与英雄气概，《格萨尔王》成为当代重新流传的史诗故事，为古老故事注入了现代性生产活力。
　　梅卓在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中，也将现实中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与魔性相连接，当原始的自然秩序被破坏，人类的贪欲横生，冲突中“使得魔鬼出世成为可能，妖魔鬼怪全都伺机而动”，魔王路赞在此之下拥有转世祸乱人世的条件，而人类中也存在魔鬼附身者。小说的最后，戴着仲夏艺人帽的阿旺罗罗说唱起《魔岭大战》中的最后场景，雄狮大王再一次庇护了故事内外的人们，“艺人们的说唱中，他活着，巨大的光罩升起，保护着世界的安全。只要艺人在，光罩就在，山河大地的原生样貌就在，人与动物、自然与生灵的最初平衡就在”。梅卓刻画了史诗艺人对“史诗空间”的守护，而格萨尔王不仅在史诗世界中战胜了妖魔，更在史诗世界外，护佑了人间。作者在最后表达了传统的抵抗、克制与守护，史诗的叙事力量成为一种古老智慧，在人性与魔性、保护与破坏之间寻求了一种平衡与和解方式。
　　次仁罗布发表于2011年的中篇小说《神授》，则是以典型的现代性生产实践，探讨格萨尔艺人在现代社会中得与失的矛盾与反思。亚尔杰在梦中被丹玛选为格萨尔说唱艺人，在神将丹玛的引导下，他在梦中看到格萨尔王的事迹，他带着故事走向草原上一个又一个部落，亚尔杰一个牧羊人的命运因为说唱格萨尔而被改变，“我从未想过说唱格萨尔王能改变我的命运。我说唱，是因为我无法控制自己，格萨尔王的一切在我头脑里活灵活现，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让我处在一种身临其境之中”。受到关注的亚尔杰，带着故事又走入了城市的研究所，逐渐融入到现代生活，他不再在草原上说唱格萨尔，而是在录音室进行录制，成为都市人的亚尔杰却逐渐失去了神明的眷顾，失去“神授”的神授艺人亚尔杰回到游历的原点，返还故乡，却发现原本熟悉的人与生活也变得陌生。小说结尾，另一位少年正等待着“神授”，他直言不讳地对亚尔杰说：“亚尔杰，我也跟你一样，在等待神灵的降临。今年是我十三岁的最后一天，我在等待被神授，祈望神灵开启我的慧眼。让我像你一样能说唱格萨尔王，能像你一样离开这片草原，到繁华的都市里去。”少年对亚尔杰的模仿，不是对传统艺人的尊崇膜拜，而是对离开故土、摆脱原有身份、获取财富的成功人士案例的对照复制。在这之中，史诗传承剥离了神圣性，史诗不再是艺人的精神故土，而是欲望的跳板，小说最后的开放式结局，更是一种命运的隐喻：摆脱的终点是迷失与失去。
　　阿来与梅卓构建的新史诗小说与神授世界，与次仁罗布的现实世界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史诗、艺人对传统文化的守护对照了个人对传统的消解与丧失。当欲念破坏内心世界的安稳与自然生态的平衡时，“魔性”即人性的阴暗面会加剧个人甚至群体的异化。阿来、梅卓、次仁罗布表达的传统对现代的维护不是倡导复古主义，而是寻求平衡，人性善恶面的平衡，人与自然生灵间的和谐。
　　作为编剧、作家的季明杰，2015年出版长篇小说《藏地往事：格萨尔王之歌》，则是以另一种方式改写了史诗。季明杰痴迷藏族文化，多次深入藏族民众生活区域，与格萨尔艺人进行交流，耗力十三年完成了该作品。不同于以往作品中被神力加持的格萨尔王，季明杰笔下的格萨尔是无神力的凡人，他是在亲人、朋友、狼群的帮助之下，不断克服险境的“成长型英雄”，整部小说略过了原史诗赛马称王、降妖除魔、回归天界的过程，而是以格萨尔的降生、磨炼、成长、复仇展开的。格萨尔刚出生，叔叔晁通便联合强大的西原部落头领萨拉杀害了他的父亲森伦，而晁通在多次暗杀格萨尔失败的情况下，将格萨尔与其母亲梅朵娜泽驱逐出了部落。人们起初因格萨尔的降生而欢呼，族人们认为格萨尔的降生是神的旨意，而在部族被灭后，他们又在晁通的谣言之下，认为格萨尔的降生是部落的灾难，将孤儿寡母驱逐出了部落。成年后的格萨尔为了报仇和回归草原，他带领部落几千的人马去迎战西原的万人部落。两军对阵，萨拉的大军将格萨尔一方包围，而就在萨拉刚刚下达屠杀命令的那一刻，群狼却突然从天而降。此时，珠姆也带领剩余的族人出现在了战场上，狼群和南岭部落族人里外夹击，西原部落最终大败，格萨尔斩杀了萨拉，统一了草原。最后故事落在格萨尔与珠姆成婚，群狼对月长啸……故事的未完结也在暗示，新一轮战争虽未开始，但序幕已经拉开。
　　小说中，作者另插入了苦行僧人的视角，他不断与战争的决策者进行着对话：“仁慈害不了人，贪嗔痴才是杀人利器。世事无常，生既是死，死既是生。”作者借由苦行僧之口，揭露了人性的贪婪与残忍才是战争的本质，苦行僧人的出现时机与话语，都指向慈悲为怀的倡导。而作为凡人的格萨尔，他挣扎于“放下”与“我执”，最后格萨尔完成复仇，依旧选择屠戮对方部落，在和平与杀戮的一念间，格萨尔完成了家族传承的闭环：“和平有时候也应该需要暴力，而只有用血的代价才能制止血的屠杀。”格萨尔的成长史是这部小说的核心脉络，他在磨难中逐渐成熟，不仅完成了复仇，更思考着草原的未来，成长为真正的英雄。而狼群在故事的出现又象征了神秘且强大的自然之力，它们在关键时刻拯救主人公，也为故事增添了奇幻色彩。
　　人类历史上每一场战争的发动，可以说皆由人性中的欲念所起，是人的贪欲、破坏欲、占有欲、征服欲的体现。因此，作者聚焦神话故事中的草原战争，依然是对人性、神性、魔性的探讨。而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是人还是转世下凡的神子，他们都无法避免与自我欲望以及外界诱惑的斗争。格萨尔是“人性化的神”，他具有超凡的神力与可识破天机的慧眼，同时也具有明显的人性弱点，在善恶、生杀之间，人性的复杂在于他既有为民除害的英雄之气，又存在杀伐果决、冷酷与暴力的一面；他有爱民如子的仁爱之心，也会有被情欲迷惑忘记使命之时。对于格萨尔王这一传奇人物的塑造，作者的共性是并未忽略他身上属于人部分的七情六欲，在神性与人性的拉扯中赋予了他真实的性格。不论作者聚焦于史诗人物还是说唱艺人，时间空间是遥远古代还是咫尺现代，神话始终是现实的隐喻，这种镜像关系始终在表达一种平衡：神性与人性的平衡，自我与外界的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作品内核始终在思辨、互证“神的人性”与“人的神性”。
　　三、格萨尔史诗的当代传承及其反思
　　格萨尔史诗新文学生产的文本意义升华至共同体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既传递了艰苦卓绝、自强不息求生存、求发展的民族精神，又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种新的样式和不可替代的文化史价值。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雪域高原成为文学题材的圣地，扎西达娃、阿来、杨志军、范稳等作家不断述说着在这里发生的神奇故事。久远的历史，在静默中放射着神秘、奇异、智性的光芒。格萨尔故事发生场域是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共生的青藏高原，体现了藏域多元文化的灿烂与丰厚，以及多民族、多区域、多文化间的砥砺与碰撞、坚守与交融。在青藏高原与草原的生态系统中，格萨尔史诗的诞生与藏族古老的历史文化土壤息息相关，它在具有高生态系统中顽强生发，更在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逐渐成型。
　　格萨尔史诗是多元文化共生的产物，承载了多个民族共同记忆的文化巨著，它串联起中华民族各成员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它又似一面镜子，反映出人类共通的情感追求，如英雄主义、爱情、友情、忠诚等美好的品质，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其中找到共鸣。神话不能单一论其为虚构的故事，它更是先民对自然、社会和自身命运的理解和解释。格萨尔王的故事早已超越了虚构的层面，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引发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对正义、勇气和爱的永恒追求。
　　历代史诗传承人对英雄主义的推崇，反映了人对死亡的恐惧，对生命的敬畏，“史诗简朴却鲜明地反映出个人（英雄个体）的价值和集体的力量，而集体的力量又是通过英雄个体的价值体现出来的”。人类早已认识到个体在自然体系中的渺小，在战争中的脆弱，在利益前的卑劣，人们对英雄的崇拜，正是对自我“超越”的精神建构。格萨尔史诗的流传，验证了历代传承者对英雄精神的向往，而当代作家“新传唱人”在新时代语境下，也在试图“重述”“传唱”英雄主义的定义，当代英雄的衡量标准不再局限于战争中的胜利与英勇，而是正义与道德，它不再被赐予宏大的冠冕，而是落地于面对现实困境时的超脱。当代文学回应现代社会对英雄的召唤，在此之中做出的响应不再是简单的崇拜，而是更深层的共鸣。
　　藏族诗人夏加在2012年推出了全国首部以《格萨尔》为底本的长篇叙事诗集《天子·格萨尔》，诗集“是对口头文学《格萨尔》史诗的创造性转化和重构，是又一部《格萨尔》史诗的‘故’事‘新’编”。夏加作为英雄史诗的当代“新传唱人”，具有格萨尔说唱艺人的演绎才能以及诗性智慧。夏加直接讲述晋美、亚尔杰、阿旺罗罗传唱的故事，相较于小说的叙事性，诗歌的创作需要作者把握史诗“宏大叙事”的基调，同时找出细腻的情绪共鸣。藏族民间丰厚的格萨尔文化滋养了夏加，他在色达草原上沉寂自我，深情倾听来自远古的召唤，草原万物赋予其诗性与灵感，他被赋予传颂格萨尔王千年功绩的神圣职责。夏加的《天子·格萨尔》相较于史诗的鸿篇巨制，篇幅显得短小，但诗人用简短的文字基本囊括了史诗的主要故事。夏加将故事分为“天子降生”“戎马一生”“雄狮王出征”“功德圆满”四部分，不同于原史诗文本的古代民间叙事表达，他采用了现代性诗歌的书写方式，这种创作风格与表述更为直白、通俗，对经典史诗的当代传承与发展颇具启发与实验性意义。在此框架之下进行了内容的展开，并将史诗中最著名的四大战争囊括进去，试图经过提炼保留格萨尔史诗的精神核心。
　　诗歌根据不同人物的设定，进行语言、心理、情感、情绪等细节的表达与各自人物心理意识的强化。《天子·格萨尔》歌颂英雄，复原恢宏的战场对决，同时也在气势磅礴中衬托出英雄的柔情。诗句承续了史诗母题的恢弘庄严，情绪充沛的同时，交织着英雄降世前便被赋予对抗罪恶的神圣使命，更为英雄人物格萨尔王奠定了神性。在《天子·出征》一篇中：
　　爱人，就要回到身边
　　黑魔，就要死亡
　　领噶布的雄狮大王
　　请高举双手
　　用圣明的光芒
　　击碎罪恶的城墙
　　毁灭，血泪，超度
　　你的使命正在成长
　　岭地的赞歌
　　——已经为你唱响
　　——《天子·格萨尔》
　　“雄狮大王”“圣明的光芒”“岭地的赞歌”等诸多表述，都是对格萨尔王的“加持”，诗歌的整体节奏充满紧迫感与爆发力，更是夏加代替英雄进行的战前宣言，在此凸显作为王者的战斗意志与击溃妖魔的责任与决心。而“爱人，就要回到身边”又在肃杀的出征氛围中注入一丝温情，象征着正义终将为爱侣带来团圆，“赞歌”更是对苦难的终结与新生的期待，具有终结困难的救赎意义。而诗的终篇《殊胜·归天》中，夏加又在追问中表达了自己的辩证哲思，问答中构成了叙事的张力，充满了尘埃落定后的空寂、超脱与悲悯。
　　我是谁？
　　我本无身无影
　　我是谁？
　　我本无根无源
　　我是谁？
　　我本无因无果
　　生生世世，宏愿的命定
　　你的眼里，我不曾来过
　　你的心里，我不曾走过
　　春天的岭，欢快的黑头藏人
　　我不曾来过，也不曾离去
　　……
　　——《天子·格萨尔》
　　作为诗的收尾部分，夏加将史诗杂糅，沧桑的情绪基调彻底释放，在“我”的多重追问中，叙事张力油然而生，“我”既是叩问者，也是回答者。在庄严的情绪中塑造“矛盾”，即肯定精神永恒的存在，暗示超越个体的使命感与慈悲心的永恒性，而情绪中表达出“四大皆空”的智慧，也可视为作者对生命本质的探寻。夏加的整部诗集融合了庄严、希望、愤怒、肃杀、柔情等多重情绪，情感表达直接而强烈，诗歌节奏极具起伏，同时又具有温情与诗性智慧，体现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向，以及二者的碰撞、融合与转化。
　　曾恒、周晴编著的《格萨尔传奇》则是将故事框定在格萨尔神子下凡，经历重重磨砺与挑战，最终完成“赛马称王”的经典故事。新文学叙事生产者虽与夏加所采用的创作形式不同，但他们都是通过塑造格萨尔勇敢、正义的美好品质，高扬英雄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刘向阳创作的当代史诗《格萨尔》是以神话史诗体裁进行的创作，内容上却另辟蹊径，让格萨尔在十八岁生日因命运的诅咒变为了雄狮，依旧在种种挑战中获得胜利，解放自我，拯救同族。无论英雄的命运如何被新生产者改写，原史诗中围绕英雄展开的叙事，始终在发挥强大的作用与召唤，而坚守史诗精神的作者便会顺应史诗，在格萨尔身上凸显最为强烈的英雄使命感。
　　其实，“格萨尔”主题及其精神一直存在于公众视野，近些年则尤为活跃。作为世界人类共享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其新生产已突破纯文学范畴，如格萨尔石刻、格萨尔绘画等也在走向人们的日常生活，既立足于本土实践，又积极进行着文化创新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史诗艺术文化新形态的迅速发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审美趣味，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与世界文化的交往交流”。全球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风向，激发了格萨尔史诗更具现代性的生产潜能，如电视连续剧《格萨尔王》（1987），动画电影《格萨尔王：王之崛起》（2017），《格萨尔王之磨炼》（2023），央视推出的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二季》之《格萨尔唐卡》（2018），格萨尔文化故事片《仲肯》（2023）；戏剧连环画《格萨尔王》（1980），漫画《英雄格萨尔》（2019），图画故事书《格萨尔王——民族英雄》（2022），画册《勇者仁心：格萨尔史诗艺术荟萃》（2024）；曾恒、周晴编著的《格萨尔传奇》（2021），刘向阳创作的神话史诗《格萨尔》（2022），孙明光的报告文学《寻找格萨尔王》（2024），降边嘉措的长篇小说《雪域雄狮：除暴安良格萨尔王》（2024）；收录于音乐专辑《美丽中国》的歌曲《格萨尔》（2013），首届“岭·格萨尔王音乐季”（2024），舞蹈史诗剧《诗经·格萨尔》（2025）等等。同时，格萨尔相关的译本也在海外出版，格萨尔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英雄IP引入新兴游戏行业，格萨尔文创、格萨尔旅游业也在市场经济的催生下不断更新。
　　进入数字媒体时代，格萨尔的传播也早已更为多元，格萨尔摇滚乐、交响乐、乐队、影视动画、游戏IP、文创等不同样式的文艺形式在公众范围取代了传统的传播空间。一切看似为史诗提供了多样发展的机会，但这也正对应了当代传承的危机，在商品化的喧嚣中，“格萨尔”作为一种文化元素，在不断开发中出现了“变异”形态的文艺作品，在良莠不齐、舍本逐末的资本冲击中，原始的史诗精神被忽视，一种猎奇、颠覆形式却冠以“格萨尔”文化标签的产品涌现在了消费市场。“资本主义借助故事化将讲述占为己有。它让讲述听命于消费。故事化生产出消费形式的故事”。无数新文学叙事生产者、创作者清晰看出现代文明强势侵袭带来的诸多隐患，史诗文化传承的民间基础受到挤压，从而带来的传承困境与文明危机。正如《神授》中亚尔杰表达的困境：“我不愿想，牧民们不再听格萨尔王故事时，说唱艺人还该存在吗？”而《神授·魔岭记》中，阿旺罗罗置身于历史变迁、新旧交替的时代中，梅卓将多种现代性问题与史诗故事相结合，不仅具有对自然、文明的忧思，又细腻、敏锐地关注到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层面的密切联系，以此来书写着人们对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的态度和思考。
　　无论是新文学叙事的生产者对传承危机的担忧，抑或外部视角结合时代主题的客观审视，都在承担对格萨尔史诗文化价值的守护，以辩证的自我使命唤回真实的史诗精神。现代社会浸染于虚无主义、荒诞主义、解构崇高之中，英雄叙事早已被娱乐化表达所取代，英雄主义早已退出日常生活的语境之中。处于社会变革大浪潮中的文艺生产者，敏锐地捕捉到个体面对时代剧变之下的龃龉、渺小与无措，人们一边渴望崇高，同时又对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报以失望，而“对历史的回望和叙述中，作家既立足于个体又超越个人主义视角，既立足族群记忆又融族群于中华文明现代化进程的主线”。当传统的价值体系，如信仰、理想、道德、法治都在现代化冲击下瓦解，个人将避无可避地陷入精神困境，而在此之下则会逐渐萌生恐惧与焦虑，人对自我存在的质疑，内心的麻痹与贫瘠带来肉体上的“名存实亡”。作者对史诗的重述和英雄传奇的追溯，是想借此构建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史诗对历史的思考是在不断进步的”，史诗从来不是对历史的简单记录，而是用集体记忆为人类行为赋予“超越性意义”。格萨尔延续至今的斗争精神、英雄主义并未消逝在现代社会，它始终存在于创作者的召唤中，因此创作者在遮蔽中的重建，属于整个民族与人类——鲜活而生动、质朴而长存的精神核心。文学生产召唤的英雄延续着原本史诗的真正内核的同时，展现了人性良善的更多面：勇气、力量、爱、善良、光明、希望。
　　这是一个将一切概念解构为虚无的时代，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以其迅疾的功能提升进入文学场域之中，在主流观念中已被视为新质生产力在文学中的显现。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成为文学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语境”。面对传统危机，阿来、梅卓、次仁罗布、夏加、季明杰等作者依旧以其深刻的反思性与文化再认同意识，表达了对传统与现代、传承与迷失等现实困境与精神焦虑的辩证哲思，而启示作用到了当今，并以“当代文学重构史诗”的方式去保护和传承了格萨尔。正如阿来所说：“对传统文化，我们往往有一种态度，就是戏说它，解构它，颠覆它。我以为，我们打碎了很多东西，但我们建立起来的东西不见得就完全比原来的东西好。我写《格萨尔王》，并没有想去解构什么颠覆什么，相反，我想借助这部书去表达一种敬意，对于本民族历史的敬意，对于历史中那些英雄的敬意，对于创造这部史诗的那些一代又一代无名的民间说唱艺人的敬意，对于我们民族绵延千年的伟大的口传文学传统的敬意。”
　　“艺术是文化的表征，任何艺术总会借助自己独有的形式来昭示文化的灵魂”，而对传统危机与创新机制的反思，不仅指向史诗新生产者在当代传承实践中的自我审视，更在于观测者对生产传播生态症结的理性剖析，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破除格萨尔史诗当代传承困境的协力，赓续史诗持久的生命力。有学者认为“……如果对史诗与当代文学都抱有开放的眼光，而不拘囿于某种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纯文学观念，从材料与现实本身出发，那么这种假设就有生发的余地，史诗就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文学’”。英雄格萨尔，无论是否被资本市场席卷，但对于坚守文化自信，保持文艺尊严的创作者来说，他们始终在与史诗保持着积极的“互文性”。关于格萨尔史诗，作者们都选择在原有基调之上进行“压缩”“展开”“素材挪用”，对史诗进行了重述、再创。史诗在历史长河中不断重写的英雄故事，代代传承的“英雄主义”成为当代人刺破虚无的利器，对抗精神荒原的武器，正如坚守史诗精神，坚守传统的历代史诗创作者，他们也在抵抗无意义的书写，而对史诗解读的适时而变，本质是意义建构方式的进化，从早期史诗中对神力的集中，到后来对人性本身的聚焦；从对命运的臣服，到对自我的确证。
　　随着反思的深入，潜藏于新文学叙事中的现代与传统、创新与传承等矛盾冲突点是史诗现代性转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口头传统与现代文本面对着文化再认同意识的现实困境，而建构格萨尔史诗新文学生产的当代性、人民性和艺术性，可以推动格萨尔史诗新文学生产的文本意义升华至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情感价值。格萨尔史诗的新文学生产，本质上应建立在史诗传承与重构的双重基础之上，一方面保留史诗原始的叙事张力与文化意蕴，同时又融入新时代史诗文化的新故事、新视角、新生产要素，重构恪守传统精神意蕴的同时与史诗精神达成古今共识，召唤神话中的英雄主义，融入新叙事新文化，彰显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实践成果，为当代人解读史诗提供了多维度路径。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即渺小的“自我”主动去看清虚无主义的底色、资本市场的虚幻泡沫，拒绝外界环境对个人角色的“设定”，个人更可以主动选择，为某种超越自身的价值。格萨尔的故事能历经千年而不衰，并突破民族场域在世界广泛流传，民间艺人“仲肯”是史诗最直接的创作者，最坚实的拥护者。在当代语境中，格萨尔题材文学作品大多都设计了“传承人”角色，除却作者对书中角色赋予传承使命，作者自身也成为了一名“仲肯”，一个“新传唱人”，他们以文字的形式将史诗传播出限定场域，与说唱艺人融为了一体，将优秀传统文化带向国家化、世界化。无论是格萨尔史诗中的英雄格萨尔王、民间说唱艺人，还是坚守“互文性”的新文学叙事生产者、格萨尔史诗研究者，他们都是史诗精神的坚守者，破除虚无主义的个人，在勇敢、理想、希望中担当了民族文化传承的当代使命。
　　结语
　　格萨尔史诗新文学生产深受民间传统文化影响，在新时代语境中，立足于个体生活与群体心理，以未来角度回顾历史的源头，预见文明的未来。无数新文学生产者用沉静的笔触描述史诗发展的壮阔瑰丽与爱恨情仇，表达了对史诗的致敬与信仰，讴歌了对史诗精神的守望。格萨尔史诗新文学生产建立在对史诗传承与重构的双重基础上，试图保留史诗原始的叙事张力与文化意蕴，又希望融入新时代史诗文化的新故事、新生产要素，将民间叙事与书面文本互文、杂糅、叠合所产生的传承与创新，沉淀为新文学生产巨大的再生资源。在新旧相接中与史诗精神达成古今共识，在神话色彩中重召英雄，同时融入新故事以凸显勇敢、和平的价值，是对古老题材的当代演绎，体现了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成果。这些坚守民族文化的新文学生产者，深植于史诗情怀，服从神圣精神的召唤，演绎千百年的传奇故事，并重新给原始与神秘的文化赋予新的内核，使其融入到当代的文学生产的矛盾与反思中。
　　任何具有经典化的文本都必然历经“传统—现代”“小众—大众”“民族—世界”视域下的审视。格萨尔史诗的新文学生产充满了传统文化中的神话色彩、生态意蕴、英雄主义，同时又兼具理性反思。作者在表达对史诗精神尊崇的同时，又立足于现代危机，将觉知与忧思并行，贯穿古今又直指未来，以新文学叙事的方式推演出了当代启示录。而直面传统危机与传承“变异”，反思口头传统与现代文本如何面对文化再认同意识的现实困境，建构格萨尔史诗新文学生产的当代性、人民性和艺术性，是当今正面临的时代课题。格萨尔史诗中凝聚了国家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是文化多样性的鲜活样本，更是人类文明绵延传承的活态展示，它在当代的发展不仅是传统的、活态的，更要在守正创新中赋予自身新的时代意义。“格萨尔史诗传统”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进一步确定了其在全球文化多样性中的重要地位。格萨尔在当代被“传承人”以不同的实践方式生产，推进，突破，是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转化的优秀范式，彰显了古老史诗跨越时代的恒久生命力。格萨尔史诗新文学生产的文本意义升华至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情感价值，既传递了自强不息求生存、求发展的民族精神，又为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种新的样式和不可替代的文化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