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作为“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的意涵阐释

摘要：“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格萨尔》为代表的我国多民族史诗作出的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话语表述和理论总结，其内涵博大而深邃，为我国史诗研究和学术思想领域提供了明确的话语指南。这一重要表述不仅是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高度，对格萨尔史诗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和文明意涵所给予的高度认可和肯定，而且是对这部史诗宏大、神圣而崇高的叙事风格，对于其跨境、跨民族、跨文化语境传播的宏伟格局，以及对于活态传承方式和口头与书面相结合的传承体系所作出的科学评价和客观论断。
关键词：格萨尔；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意涵；阐释

　　《格萨尔》史诗是一个“文本内容浩瀚、话语结构复杂、文类形态多样、传承方式众多，跨民族、跨境、跨文化圈流传的宏大叙事传统”，就其体量而言，按传统说法，已经有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170多卷文本，况且这一统计数字在2019年由喜马拉雅文库搜集编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300卷《格萨尔王传大全》再次被打破。仅按照传统的统计，也可超越世界上任何一部长篇叙事作品，成为篇幅最长、规模最大，依然以“活形态”方式传承，与《江格尔》《玛纳斯》并称“中国三大史诗”。2006年和2009年，《格萨尔》分别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一、“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的提出及其理论逻辑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格萨尔》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作过重要指示，发表了重要讲话。早在201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西藏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图片和实物时，就观看了藏戏、史诗《格萨尔》，充分肯定了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格萨尔》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文化名人和文艺作品，强调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到“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2018年3月20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盛赞人民的创造精神，指出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作、发明创造。在列举一系列伟大成就时，又一次提到《格萨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等气势恢弘的伟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讲话中提出了多个伟大：伟大思想巨匠、伟大科技成果、伟大文艺作品、伟大史诗和伟大工程，尤其用“震撼人心”一词来高度评价和赞扬《格萨尔》等我国多民族史诗。
　　2019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博物馆考察时，强调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支持和扶持《格萨（斯）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2019年9月27日，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又一次指出，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国各民族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提出“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
　　从“史诗”到“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的跨越式表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格萨尔》等多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肯定和深层认识。这一表述是将《格萨尔王传》为代表的三大史诗置于整个人类文明和中华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认识的，同时也是从人类文明互鉴和中华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的高度审视并提出来的。它不仅是一种政治性话语，更重要的是涉及一系列具有深层内涵的学术逻辑。格萨尔史诗是藏族和相关族群文化艺术的高峰。千余年来，其文本先后经过了从历史到历史的神话化，再到神话的艺术化的演进过程，因此具有累层性和多维性特征。本质上可以分为表现文化性质的文本和表达文明意义的文本两种。文化文本、元叙事或作品的原意（或意思，meaning）都是同一个概念。按照文学理论，原意不是阅读文本的唯一标准和理解对象，寓意或文本背后的意义的读法在很长时间内取代了文本应有一个所给定的字面意思的要求。换言之，无法实现其现实的意义，不能让作品为己用，甚至不能背叛作品原意而得到更丰盛的收获和超越原意而获得社会性意义和效应，那阅读就不是文学的阅读。吉尔吉斯斯坦著名作家、《玛纳斯》学者艾特玛托夫说：“（史诗）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历史条件，史诗整体的艺术性和主题思想呈现多层和多面性是确定无疑的。……多层次化本身便是史诗本身的魅力”。因此，史诗文本也是多层次的。但最基本的文本层次体现在字面上呈现的文本内容和因对这一字面文本的评价和判断而产生的延伸意义。史诗叙事中“原意”和超越原意的文本背后的延申“意义”分别与我们所谓的“文化”和“文明”有关。甚至可以把前者称为“文化文本”，而后者可以称之为“文明文本”。文化文本贯穿史诗文本历史的始终，渗透在史诗故事文本的字里行间，在逻辑上优先于文明文本，作为文明文本形成的基础而产生的，而文明文本是在文化文本基础上形成的，往往是以神话化的史诗故事文本被艺术化的结果来呈现，它所表达的是一种意义，是一种隐含在文化文本或史诗故事背后的意义世界。文化和文明两种文本在史诗中融合成为有机统一，分别表现了史诗文本内容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二者互为因果，于特殊中见普遍，在普遍中见特殊，在现象中见本质，于本质中显现象，见微知著，见著知微。如果说文化文本是史诗文本的底色和基础，熔铸了史诗大厦的根基，而文明文本使其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跻身于宏大叙事的行列，得以跨境、跨文化语境传播。文化和文明是格萨尔史诗文本所表现的最主要的两种内涵元素，不仅组成了格萨尔史诗文本的二元结构体系，也共同构成了格萨尔文化的意义结构。关于文化和文明概念，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德国伊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认为，文化是一种使民族之间表现差异性东西，而文明是一种使民族之间差异性减少的部分。文化体现民族性的东西，具有多元性特点，张扬个性，突出特色；而文明是体现人性的东西，具有同一性或甚至具有普适性特点。在生成的逻辑次序上，文化先于文明而存在，文明是在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没有文化的积淀和他文化的交流就没有文明的形成。文化是文明形成的基础。文明源于绚烂多姿的不同文化交流、借鉴、消化和吸收。从这个意义上说，格萨尔史诗中的文化文本与它持有的特定的族群有关，表现了这个族群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特色，不同民族传承的《格萨尔》都呈现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点。而文明文本则体现了格萨尔文化流传的所有地区和族群的基本一致的价值观和公认的理念和思想。无论是藏族格萨尔还是蒙古族格萨尔，其中所体现的文明文本的内涵大体相同。
　　文化文本意义上的格萨尔是一种以物质性形态、社会性形态和观念性形态并存的集合体，它不仅关系到自然物质生态（格萨尔神山圣水、鸟兽花木等）和人文生态（风物遗迹、建筑、生活方式、语言、经济和军事活动等），而且关系到人伦思想（风俗观念、艺术、信仰等）。而文明文本则是对文化文本的内化和概念化，表现在观念、信仰、精神和思想层。体现出文学艺术作品所追求的极高境界——体现人性、主张大同、尊重人道、提倡普适价值，是一种超越种族、国家和文化边界的理想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和“魂”的意义和作用。总书记不仅把《格萨尔》为代表的中国三大史诗与中华五千年主要精神文明成果并驾齐驱，而且与伟大物质文明遗产等量齐观。人作为社会的存在，既是物质性存在，也是精神性存在，小至个体，大到社会，物质和精神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要面对和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强调我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两次讲话中提出的多个伟大中，不仅包括思想巨匠和文艺作品，也包括工程和科技成果，既涉及到物质文明成果，也涉及到精神文明成果。“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这句话其中的要义，就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结合。就《格萨尔》史诗而言，“作为我国口传文学遗产的经典英雄史诗，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重要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是享誉世界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不仅能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相协调，而且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向而行；不仅与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弘扬诚信文化等重要举措息息相关，更是攸关民族未来和国家前途命运，以及凝聚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密切相连。这正是它被称作“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的重要依据。
　　当我们从学术上分析“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这一具有充满理论意义的结论和评价，其内涵可谓“博大而深邃”。它是不仅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高度对格萨尔史诗所蕴含丰富文化和文明意涵的高度认可和肯定，而且是对这部史诗宏大、神圣而崇高的叙事风格，对于其跨境、跨民族、跨文化语境传播的宏伟格局以及对于结合口头与书面形式的活态传承体系的科学评价和客观论断。
二、“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的文本意涵
　　（一）能指层面：文本的显性内涵—文化文本
　　“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的完整含义首先要从史诗的文本中去探求。《格萨尔》史诗的文本经历了历史本位阶段、到历史神话化、再到神话艺术化的演进过程。它主要以生活在公元11—12世纪的历史人物格萨尔及其英雄事迹作为主线，展现了生活在青藏高原各民族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画卷。在上千年的口头传承中，这种历史叙事不断从客观历史到虚构、再到理想化世界变异。正是由于经历了不同历史条件，史诗的文本结构呈现多层和多面性。法国学者安托万·孔帕尼翁把文学的文本分为“文本意思”（meaning）和“文本意义”（significance）两种。认为，文本不仅有一个原来的意思，还有一个后来产生的与后代的价值观发生关系的阐释性意思。他引用赫希的说法认为，“意思”乃文本接受过程中稳定不变的东西，它回答的问题是“文本说什么？”，而“意义”指的是文本在接受过程中变化的东西，它回答的问题是“文本有何价值？”。关于文本的“意义”将在后文详细赘述。文化文本是由物质形态，社会性形态和观念性形态构成。这种显性的文本，从符号学的角度讲，是文本的“能指”。“能指”和“所指”是索绪尔语言学范畴的内容。索氏认为词语是符号（sign），它有两部分组成：“能指”（写出或说出的标记）和“所指”（概念）。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对于认识格萨尔史诗的文本结构和意义结构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所谓能指层面的格萨尔内涵即是指在格萨尔文本的叙事的字里行间都能够读到的东西，是显性的和故事情节所表达的字面意义，这在叙事学意义上的被称为“故事”或“元故事”。主要表达的是“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这部“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内容。
　　能指层面的“意义系统”与格萨尔史诗所反映的“文化文本”相联系，如前所述，它具有物质性形态、社会性形态和观念形态三种特点，具体到对故事文本加以理解，即可以概括为“族群记忆、地方性知识、民间信仰和母语表达”等四个方面的内容。这些“文化文本”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等特点。它对于作为跨民族流传的格萨尔史诗而言，呈现了族群的文化特性，譬如藏族格萨尔中所表现的文化文本与蒙古族格萨尔中所呈现的文化文本是不同的，文化文本在不同族群中展现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势。
　　尽管《格萨尔》流传范围极广，但它最初诞生于青藏高原，成为这部史诗的发源地。藏族《格萨尔》是流传在不同地区民族《格萨尔》的母胎。因此，在口传文化的特有概念、叙事理念、思维方式、叙事逻辑等构成的鸿篇巨制上，流传于青藏高原的，作为源的《格萨尔》史诗都是一部“教科书式”的范本，其体系更加庞大，故事更加完整，叙事更加宏大，主题更加鲜明，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族群记忆、地方知识，以及民间信仰也更加丰富多彩。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无论从主题的神圣性、结构的宏大性，还是在其思想的崇高性方面，藏族格萨尔都为流传在不同民族和其他地区的《格萨尔》提供了范例，其他民族的格萨尔史诗至今尚处在不同程度向“宏大叙事”演进的过程中。二者形成了“源”与“流”的关系。作为一种范例，该史诗将德格岭仓部落历史真实人物英雄格萨尔的传奇经历作为本事，在漫长的历史演变和说唱艺人的创编过程中，将藏族历史上诸多重要事件融入其中，与其形成了互文关系，成为史诗文本的重要素材。“从宏观上看，整个史诗的时空观指涉了藏族从分散的部落社会走向统一的吐蕃社会的历史事件、社会事象、民俗传统、军事成就等。随着互文化的递进，《格萨尔》借鉴了藏族历史上诸多指涉社会文化事象的概念和术语。”例如，把“宗”（古时西藏县级行政机构）作为史诗叙事的程式化和传统法则，用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十八小宗或六十四小宗等来描述和划分史诗故事的单元。史诗还以其独特的串珠结构，汇聚了众多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文体形式。同时广泛涉及了藏族等相关族群的哲学、天文、地理、谱牒、动植物、医学、工艺等方面的知识，演述中穿插着众多的“赞歌”，如“山赞”“河赞”“茶赞”“马赞”“刀剑赞”“盔甲赞”等，回溯着藏族民众关于自然万物的经验知识和先民的文化创造。此外，在史诗流传的雪域高原上至今分布着数以百计的格萨尔人文风物遗址遗迹，回应着本土念中关于人与自然和生态环境的认知和互动。它既是唐卡、藏戏、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又是现代艺术形式的源头活水。它不断强化着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连续感，因而《格萨尔》史诗传统堪称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除此之外，也融入了当时诸多历史事件，包括佛本之争、吐蕃时期和后弘期时代藏族地方势力间的相互征战等。
　　史诗故事一直担当着叙述历史、传达知识、规范行为、维护社区、调节民众生活的角色。在其他民族中传播的《格萨尔》史诗或传说，也根据地方民间习俗和历史文化进行本土化，表达着各自不同的地方性知识、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体现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互融性和创造力。可以说，多民族构成的《格萨尔》文化“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二）所指层面：文本的隐性内涵——文明文本
　　格萨尔史诗之所以从历史到神话、再到宏大叙事演进和发展，是由其文本化使然。自公元12世纪左右格萨尔主人公作为叙事对象和叙事主题，被纳入公众的口传范畴之后，将元叙事（或文化文本）意义上的故事根据人们各自的观念进行重新解构，也就是成为被“言说”的对象而加以“文本化”。在公元13世纪以后，进一步吸收了佛教的哲学思想，对其叙事文本加以艺术化模塑处理，再通过对格萨尔元叙事文本的价值解构，引发了对意义的转换，在故事主题、故事范型、意义表达等方面产生了凝聚、再造、置换、象征等话语演变。从而使处在神话化和民间传奇故事阶段的故事文本体系化，事件有序化，人物完美化（或思想体系化，时间有序化，空间逻辑化），最终成为宏大叙事。从此，便展现出英雄史诗的一系列特征：即主题的神圣性、结构的宏大性和思想的崇高性。这是这部史诗的文明文本产生的最重要的前提。
　　正因哲学和艺术化的参与和再造、模塑，使得文本在原始意义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之前的史诗文本所体现的是一种口传性“历史”和充满“隐喻化”的神话叙事，而此时此刻便跃进到对一种具有象征性和普世意义的“崇高思想”或“崇高境界”的展现。这就与元故事或文化文本意义上的格萨尔叙事相比有了质的飞跃。这是由语境变化对史诗文本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如前所述，安托万·孔帕尼翁对这一问题作了精湛的结构性分析并给出了类型定义。他认为，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所有艺术作品随着语境的变迁将超越作者或艺人的原意，在每个时代都出新意。既然过去的作品对我们仍然有吸引力、有价值，那么，作者意图中的原始（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就无法控制和决定一部作品的意义。既然一部作品对后代仍然有着吸引力和价值，那么其意义就不可能止于作者意图或原始语境。从这一观点出发，安托万·孔帕尼翁不仅看到了文本的表面叙事，即“文本意思”（meaning），还发现了叙事背后隐藏的深层含义，即“文本意义”（significance）。如前所述，“意思”是单一的，而“意义”则让意思与具体情境发生关系，所以它是多变的、多元的、开放的，甚至可能是无限的。读一个文本，无论是当代的还是古代的，我们都会与自己的人生体验相联系，并赋予它一个超出其原始语境的价值。这就与孟子提出的著名的文学批评方法，即“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不谋而合。孟子主张用自己对诗意的理解、用读者的主观体会、逆向追溯作者的本意，探讨诗人的心志。“意思”是文本“阐释”的对象；“意义”是文本应用于（原初的或后来的）接受语境，亦即对文本的评价。“意义”是通过对文本结构的体验和感受中所得出的，是一种主体性意识。因此可认为，“意义总是存在于外部，总是外附于事物。具体讲意义是由人类的心灵赋予事物，并非存在于事物内部”。就格萨尔史诗而言，也可分为“意思”意义上的文本和“意义”性文本两种。“意思”意义上的文本即关系到史诗的故事本体或作品原意，而“意义”性文本则关系到史诗所蕴涵的文明观或价值观，或与当下社会的价值观相联系的文明思想，这里更强调故事接受者或读者的主导作用，通过解读和理解原意建构起符合接受者主体意识的意义和内涵。前者姑且在此被称作“文化文本”，后者被称作“文明文本”。格萨尔史诗的文本既要从文化文本层面去了解，也要从“文明文本”层面去理解。这种“意义”化的文本被索绪尔符号学理解为“所指”。“所指”层面的格萨尔文本就是本文所谓的“文明文本”。在安氏的著作中被称为“文本意义”，主要涉及的就是“意味着什么？”“有何价值？”等问题。也就是说，《格萨尔》作为一部“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它最根本的内容或更重要的不是它讲述了什么故事，而是这个故事所体现出来的象征意义到底是什么。陈岗龙在翻译北京版蒙文《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提出北京版《格斯尔》故事内容曲折有趣，而且口语化特征明显，可读性很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北京版《格斯尔》的内容完全通俗易懂和透明无遗。实际上，表面叙事的背后还隐藏着深层的宗教文化内涵。因此，翻译北京版《格斯尔》的时候，还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的翻译，还应该充分考虑其蕴藏的深层文化含义”。这个表面叙事背后的深层意义，要比它的表层故事更重要，它们往往以象征手法来呈现，这是故事文本的另一层广阔的世界。这个意义性世界，就是文本的“所指”，其表现往往是一种人类的普世价值，具有文明的内涵和意义。也是《格萨尔》史诗所体现出来的当代价值。
　　通常人们把格萨尔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加以阐释，但是格萨尔史诗之于当代社会的价值而言，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文明的载体。当下格萨尔流传在我国藏族、蒙古族、土族等13个民族中，并且流传到了“一带一路”沿线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原因与其所蕴涵和倡导的一系列文明的思想息息相关。
　　那么，格萨尔史诗中包涵了哪些文明要素和文明的思想？它所蕴涵的“文明文本”到底指什么？
　　1.艰苦奋斗、顽强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
　　《格萨尔》史诗主人公觉如（格萨尔称王之前的名称）出生以后，在嘉萨的嫉妒下，母亲郭姆只能带着觉如住在阴山沟里。晁通听到岭地的百姓都在赞颂觉如，再也坐不住了，请一位法术高强的外道法师施法陷害觉如。对于晁通的阴谋诡计，觉如早有察觉，与法师一番缠斗后，觉如用石头将法师堵在山洞中，然后念咒语，刹那间山崩地裂，法师与和岩石一起被粉碎。觉如和母亲在阴山沟里住了几年时间，后来在晁通的挑拨离间下，岭人驱逐觉如母子到黄河畔。虽然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先有嘉萨的嫉妒，后有晁通的陷害，但觉如有顽强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坚持不懈、百折不挠，总是能在困境中脱颖而出，总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种精神始终贯穿在《格萨尔》史诗的从头至尾，每一次降妖伏魔，每一次征战抗敌，都体现出英雄格萨尔坚定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格萨尔王以及岭国的众多战将，是古代藏族人民着力塑造的典型英雄形象，是不屈不挠、崛起奋发的精神之体现。因此，从宏观上看，《格萨尔》史诗表现出藏族人民对英雄艰苦奋斗、顽强不屈精神的讴歌，饱含着崛起奋发的民族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当代价值，也是中国人民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所赓续的重要精神价值。
　　2.人天同构、人天同律的自然生态思想。
　　藏族是敬畏自然的民族，在其文化中处处充满了朴素的自然生态思想，自古以来就有年神、神山、圣湖、神兽、神木、神石等自然崇拜传统，告诫人们年神不能得罪，神山不得破坏，圣湖不得污染，神兽不得猎杀，神树不得砍伐，神石不得开采。认为一切生物和人类相伴而生，所有生物都有神灵，从而形成了外器世界（自然环境）与有情世界（生物），构成了天（神界）、地（人界）、地下（鲁界）上中下三界宇宙结构框架，每一层都有相应的生物和神灵。这个理论强调自然环境、自然生灵，人类和人创造的神灵各自形成体系，他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格萨尔》史诗的基本叙事也是在天、地、地下这样一个主干框架下完成，其主题就涉及到天神与人间、人间与鲁界的关系。地下鲁界的瘟疫，只有莲花生大师能解除，而作为回报，鲁王的女儿要到人间成为格萨尔的母亲。为了造福于人类，英雄格萨尔从天界派遣下来的，他一个人身上就具有了天神、人间、鲁界的三种特征，成为了“天人合一”“人天同律”的完美代表。另外，在史诗中表现出来的“央”（g-yang，大致与“福禄寿”雷同）等自然生态概念，数不胜数、不胜枚举。例如，史诗中出现九大神山：雅拉香波、念青唐古拉、库拉日杰、沃德贡杰、卡瓦格博、阿尼玛卿、冈仁波齐、尕朵觉沃和喜玛拉雅。三大圣湖：纳木措、羊卓雍措、玛旁雍措。阿尼玛卿是格萨尔王的战神，帮助他降妖除魔。在藏族观念中，这些神山圣湖能够给人带来“央”，也就是吉祥福禄，这些都是《格萨尔》史诗的重要内容。
　　3.智勇兼备、使智使勇的济世之道。
　　史诗英雄格萨尔在15岁登上了国王的宝座，娶珠牡为妻，并正式取名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从此开始了他东讨西伐、征战四方的历程。相继征服了北地魔国、东北方的霍尔国、东南方的姜国和南方的门国，杀死了统治这些地方的四大魔王鲁赞、白帐王、萨丹和辛赤，解救了众百姓。从此四方安定，民众过上了吉祥幸福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格萨尔王并不是只有勇气而没有智慧，只有蛮力而没有谋略。格萨尔根据敌人的情况和战争的形式，有时使用武力降伏，有时使用语言说服，将智慧和勇武并用，扫除一切暴虐势力、拯救黎民百姓。格萨尔率领大军降服霍尔、救回王妃珠牡；降服姜国、保卫盐海；打开阿里金窟，救济人民；与周围各国交战，取得青稞、马匹、牛羊、珊瑚、玉石、兵器、绸缎、玛瑙、珍珠，壮大了岭国。从其他地方取得的财富和宝物救济给老百姓，是《格萨尔》史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除了“四方四敌”之外的分部本，基本上叙述了这样一个主题。
　　4.多元共构、天下大同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主体对共同体的一种认同，其内涵包括家国同构、共同体意识，强调重视亲情、心怀天下，与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天下为公等传统文化有重要联系，又是对这些文化的一种超越。天下大同，原是儒家宣扬的“人人为公”的理想社会，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思想底框。“天下”是古人对世界的表达，而“大同”出自《礼记》，指没有差异、没有战争，是“仁”的最终归途。可以说，天下大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也是对当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诠释。《礼记》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或《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任担当，或陆游“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忠诚执着，家国情怀是那种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壮怀，是百姓之心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格萨尔》史诗正是表现多元共构、天下大同的家国情怀的典型例子。史诗中，不同邦国、不同部落、不同民族聚合在一起，共同为一个和平安宁的世界而奋斗。史诗蕴含几千年来青藏高原沧桑变迁的历史，而青藏高原上不仅有藏族，还有其他诸多民族，这些民族是如何团结在一起，凝聚力量的，这就是故事背后的意义世界。简单来说，《格萨尔》史诗表现的正是青藏高原的多个民族，为了家国，为民除害，保护百姓，反对侵略，保卫家乡，最终获得和平与安宁的故事。格萨尔前往北方降魔时，曾嘱咐岭国臣民：“不要挥兵去犯人，但若敌人来侵犯，奋勇抗击莫后退。”这是格萨尔和岭国英雄的行为准则。如霍尔入侵岭国时，受格萨尔委托代理国政的贾擦协尕尔召集臣民宣告：“国家有难，大家要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努力杀敌，为民除害，为国立功。”他本人身先士卒，勇敢杀敌，最后战死沙场。又如《保卫盐海》之部，当姜国出兵夺取岭国盐海的消息传来时，格萨尔说道：“姜地兵马犯边疆，寸土不让不投降，花岭大战紫姜国，维护公益图自强，保卫岭国救百姓，保护饭食万民享。”这次战争尽管敌人十分强大，但是格萨尔率领众英雄和人民，经过八年苦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除了岭地人民的公事外，我格萨尔没有私人事；除了所有百姓的福利外，我格萨尔没有别的图谋”。史诗中格萨尔的这句话，完全体现了格萨尔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类似的主题在格萨尔中不胜枚举。
　　5.不畏强权、抑强扶弱的人文精神。
　　史诗在第一部《天岭卜筮》中，明确授予格萨尔“降伏妖魔、抑强扶弱、救护生灵，使善良百姓能过上太平生活”的使命。格萨尔也宣称“世上妖魔害人民，抑强扶弱我才来”；“我要铲除不善之国王，我要镇压残暴和强梁”。在格萨尔一生的活动中，也的确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例如，在《降服妖魔》中，格萨尔力排臣属的劝阻，不顾爱妻的挽留，毅然奔赴北方去消灭那个以“一百个大人作早点，一百个男孩作午餐，一百个少女作晚饭”的魔王。另外，还可看到，格萨尔每当打败入侵的敌人之后，所惩办的也只是挑起战祸的个别罪魁，对敌国的一般臣民并不进行杀戮和骚扰，而且还要救济贫苦人民，任用忠臣良将。主人公格萨尔一生不畏强权、不怕艰难险阻，以惊人毅力和神奇力量征战四方、降伏妖魔、抑强扶弱、造福人民的英雄业绩，热情讴歌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斗争。这在藏族《格萨尔》中有完整的体现，而在其他民族《格萨尔》中也同样如此。例如，“土族人民需要的是格萨尔‘抑强扶弱、为民除害’的英雄精神，土族人民以格萨尔的这一英雄精神风格塑造自己民族的英雄形象。”英雄主义是铭刻在中国人民骨髓中的一种情怀，史诗所展现的格萨尔主人公不畏强权、抑强扶弱的精神，便是英雄主义情怀在青藏高原人文思想中的具体体现。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国际上各种敌对势力觊觎我国，虎视眈眈，因此中国人民秉持英雄主义精神，风骨凛凛，不惧威胁，才能生生不息，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正因为史诗中蕴含了以上一系列具有中华文化核心价值思想的文明内涵，才使之以跨民族、跨文化语境传播，成为多个民族共享的文化传统。
三、“震撼人心伟大史诗”的叙事风格
　　“叙事风格”是衡量一部文艺作品是否具有独特的品质和与众不同个性的重要标志。《格萨尔》是由一系列人类远古口传文化的特有概念、叙事理念、思维方式、叙事逻辑等构成的鸿篇巨制，它既是传统的，又是经典的，只有经典的东西才有可能流传千古，生生不息。关于经典，以往的学界有不同的定论，但总体而言，经典应该是“不受人世沧桑和趣味变幻之影响的作品：经典是立即让人心动的作品……。将一部作品称为‘经典’，那大多是因为感悟到了它的恒常性，它那不朽的含义，它超越了一切具体时空坐标，常在常新”。对以上关于“经典”的这一结论，虽然很难挑出毛病，但作为宏大叙事的史诗，这一定义尚难能尽数其全部内涵。1850年圣勃夫对经典作家的定义倒是十分符合对史诗作为经典的定义：“真正的经典作家，［……］就是一个符合以下条件的作者：他充实了人类精神，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宝库，他推动了人类精神的进步，在看似被探索得无所遗漏的人类精神深处发现了某些确切的伦理真相或永恒情愫；他在表达思想、观察和创新时，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形式皆开阔宏大、细致敏锐、健康优美；他在对所有人的讲述中既拥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又能使自己的风格被大众所接受，这风格没有生僻词汇但又令人耳目一新，它兼收新旧，生命常青传万代”。经典作品跨越了所有的矛盾与冲突：个体与全体，现实与永恒，局部与整体，传统与独创，形式与内容。从叙事风格角度讲，作为经典的《格萨尔》有三个重要的特点：即主题的神圣性（或题材的重大性）、思想的崇高性和结构的宏大性。这三种特性使史诗注定与其他文类作品不同。
　　（一）题材的重大性（主题的神圣性）
　　关于题材的重大性（或主题的神圣性）包括人物、事件在整个族群历史上的重要位置。史诗文本中所描述的主人公往往都是半人半神的英雄（表明既有历史真实的成分又有神话虚构的成分）。他是一个民族远古时代在该族群共同体性质下建构起来的一种完美的理想化人物形象。他一生所完成的神圣业绩折射的是一个族群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反映的是关于远古口传时代该族群沧海变迁的历史及其命运。展现了格萨尔主人公带领青藏高原的诸部落从分散走向统一，分裂走向团结，纷争走向和平的神圣历史。
　　（二）叙事结构的宏大性
　　关于叙事结构的宏大性即是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讲的。在广度上，由于史诗是一个民族数千年口头传统的集大成者，它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全面反映了口传时代藏族及相关族群的历史、社会、宗教、风俗、道德和艺术的面貌。不论在时间跨度上，还是在空间维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一般叙事作品所涵盖的范围。其中所叙述的事件和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且往往涉及到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人物形象众多而复杂，叙事结构完整，极富想象力，叙事语言方面表现出极其高超的艺术性，融汇了众多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形成了气势恢宏，篇幅浩繁的“超级故事”。自公元十一世纪以后，英雄格萨尔的事迹在广袤的青藏高原的三江源地区逐渐生根、发芽，不断被民众的诗性思维哺育以及演述人心系魂之的。在深度上，其中所反映和叙述的事物、理念和思想等都关系到整个族群或民族普遍认可或权威化的、合法化的神圣性本质。这种本质与人类文明并行不悖，对人性和人道的追求作为终极目标，佛教文明和佛教哲学的接入使这种本质更加具有了精神和思想的深邃意涵，具有了形而上的特色。因此，我在总结格萨尔史诗的逻辑演进脉络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它“发端于‘史’，演进于‘喻’，完成于‘境’”。这里所谓的“境”就是指史诗所追求的最高哲学思想或精神境界。
　　此外，格萨尔史诗是一部关于至今以活形态传承的关于英雄格萨尔神圣业绩的宏大叙事，以韵散兼行的方式讲述了格萨尔王从天界下凡投身岭国，成为黑发藏民之主，为救赎岭国芸芸众生他戎马一生、降伏四方妖魔、抑强扶弱，完成人间使命后返回天国的英雄故事。格萨尔说唱演述人在演唱时，经常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史诗的全部内容：“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面地狱完成业果”。可见，整个格萨尔史诗的完整体系是由英雄下凡、降服妖魔、安定三界三部分组成。无论在时间表现上和空间结构上，还是在叙事策略、叙事思想的表达上都体现出宏大性和普世性特点。以南方诸民族格萨尔为例，我们发现正是由于这种宏大性叙事，使得“在南方诸民族中所构拟的格萨尔故事与也藏族格萨尔具有了大致相同的类型化结构，也就是南方诸民族的《格萨尔》文本在大体上也都表现为三个与之对应的主题，即英雄诞生、降妖除魔、返回天界。其中，核心叙事都是由格萨尔在人间降妖除怪的英雄事迹构成”。可见无论是在口头还是书面流传的《格萨尔》，这一程式化的叙事结构“与相关族群叙事的文化传统相融合，衍生出各具民族风格和地域色彩的口头演述和史诗文本”。
　　（三）关于思想的崇高性
　　所讲的都是关于英雄和人类和平、统一、团结、平等的大主题。公元1世纪朗基努斯援引荷马、萨福和埃斯库罗斯等人的作品作为范例所提出的“崇高”概念更为适合作为史诗概念的定义。他提出“崇高”的五种源头，伟大的思想、强烈的感情、优美的修辞、高雅的措辞及高贵的用法。与其说这是他为文学推荐一种严肃的文学写作风格而提出的，不如说是对“史诗”所下的专门定义。尽管由于地域、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各民族各地区《格萨尔》的文类特征和叙述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都继承和发扬了作为宏大叙事的核心主题，即史诗的崇高性和神圣性。各个民族语言的《格萨尔》都讲述着格萨尔王为救护生灵而投身下凡，率领“岭国”部落降妖伏魔、抑强扶弱，推动众人和睦相处、建设美好家园的神圣故事，体现了民族英雄救人民于苦难的崇高使命，反映了我们各民族人民群众反对战争，向往安定、幸福生活，渴望和平社会的共同心理。共同信奉人天同构，人天同率的自然生态思想，多元共构，天下大同的家国情怀，不畏强暴，抑强扶弱的人文精神，智勇兼备、使智使勇的济世之道，倡导正义，自由、平等的历史构想等崇高而神圣的思想。它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一脉相承，也是我国各民族共同认可的精神追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体现。《格萨尔》史诗所表达的这些思想内涵，“培育了共同的价值理想和情感纽带，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
四、“震撼人心伟大史诗”的传播广度
　　如前所述，正是由于这部史诗所蕴涵的“文明”思想，以及其崇高、神圣而宏大的叙事风格，使得格萨尔史诗以跨民族、跨国界、跨文化传播，其传播范围之广，传承民族之众，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格萨尔史诗自公元11至12世纪开始在三江源为核心的青藏高原腹地形成后，不断向外辐射，逐渐拓展到青藏高原以外的地区和民族中，在区域和地缘层面形成了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核心区域”和“辐射区域”两部分，呈现出横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一个巨大的史诗流传带。因此，藏族格萨尔和其他民族格萨尔之间形成了“源流”关系。作为“流”的格萨尔流传地区包括今天的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东乡族、纳西族、白族、傈僳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等民族地区，以及我国周围邻边国家和地区，如不丹、锡金、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和布里亚特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它们之间形成了核心区域和辐射区域互为映衬、互相联系的一个跨地域、跨民族、跨国界的巨大的格萨尔史诗带或格萨尔文化圈，且这样一部史诗的多重化的存在现象在世界史诗版图上可谓蔚为壮观!
　　格萨尔的文化在当今的青藏高原自西（从西藏那曲）向东（东部德格地区）形成了不同的生态局面。总体上从纵横两个方面形成了立体化的不同层次的体系。从类型看，格萨尔文化生态可以分为原生型、过渡型/转换型和遗存型三种。在原生型文化生态中，艺人数量众多，以神授、顿悟等原生性艺人类型为主，文本是以媒介（口传）和载体（艺人）相统一的原则呈现为活态性，并以集体记忆延续着文本的代际传承、以诗性智慧统领着日常人们的思维方式，这一类型以西藏自治区的那曲市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为主要代表；在过渡型文化生态中，以佛教化特征鲜明的伏藏史诗、智态化艺人和秉持原生性特点的顿悟艺人相间而生，相伴而行。作为媒介的文本则以书写或自撰口述性为主，往往更多在佛教化的思想维度中演述着史诗故事，与载体融为一体的口头演述的分量在此被稀释，此类型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为主要代表；在遗存型文化生态中，原生型艺人和书写艺人均鲜有所见，不仅艺人数量有限，仅有的几位艺人亦均属吟诵或闻知艺人，这类艺人的说唱技艺由后天习得。口头文本凝结在书面上，从听觉转化为视觉，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接收方式，这一非口头的文本可以被改写、被阐释、被重构，此类型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为代表。
　　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对格萨尔史诗的称谓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有所区别。我国藏族、土族、怒族、独龙族聚居区，以及拉达克地区称作《格萨尔》，我国蒙古族聚居区，以及蒙古国、俄罗斯境内卡尔梅克人和布里亚特人称作《格斯尔》，操西部裕固语的裕固族称《盖赛尔》，操东部裕固语的裕固族人称《格萨尔》，白族人称作《夏宗格萨尔》，普米族称作《冲格萨》或《统格萨·甲布》，纳西族称作《格萨尔传奇》，白马藏族称《阿尼格萨尔》。蒙古格斯尔主要传播于内蒙古、青海、新疆、辽宁等省（自治区），在国外主要传播于蒙古国以及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图瓦和卡尔梅克等共和国。裕固族格萨尔主要流传在河西走廊中部的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乡族格萨尔主要流传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洮河以西、大夏河以东和黄河以南的山麓地带以及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地区。土族格萨尔流传在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和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境内。撒拉族格萨尔则流传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白族格萨尔流传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宾川县一带。普米族格萨尔主要流传在西藏林芝市和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等一带。怒族与独龙族两个民族由于语言上60%相通，且两个民族均与藏族毗邻而居，甚至不少处于杂居状态，所以共享同一种《格萨尔》。这两个民族都生活在滇西北部，依傍怒江和高黎贡山生活。纳西族格萨尔主要流传在摩梭支系，他们生活在云南省西北，四川、云南交界处的丽江市泸沽湖畔，在云南省宁蒗县以及四川盐源、木里等县也有分布。
　　在境外，格萨尔的最早流传区域是位于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交汇点的拉达克地区。在拉达克地区，格萨尔的故事备受关注。《格萨尔传奇》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不同的村子里，人们用大致一样的传统在口头说唱着这部传奇史诗，几乎每家每户都藏有传奇的不同版本，除此之外还有的家庭藏有格萨尔赞美诗，在婚礼仪式上也能看到与传奇有关的文化展演，格萨尔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长期以来，史诗传播一直处于一种自发状态。
　　巴尔蒂斯坦地处亚欧大陆南北交通要道，不同民族的文化一起滋养着这里，民间文学尤其发达，民间文学艺术水平很高。《格萨尔》史诗在巴尔蒂斯坦流传历史较为久远，但是真正进入世界的视野，则较为晚近，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格萨尔史诗在与当地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已经发展成为极具本土特色的独立《盖瑟尔》文本。
　　格萨尔史诗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吉尔吉特也有传播，主要的流传地在罕萨地区。在罕萨地区精通格萨尔的人十分稀少。百姓普遍认为：“如果有谁能把它讲的没有错误又没有遗漏，凯斯尔（格萨尔）就会带两只野山羊到他家的烟囱洞口，把它们的角交织在一起放在那儿，然后晚上给他们托梦通知他，清早，这人起来往哪里一望，他就会发现山羊”。从故事内容看，这里流传的格萨尔其来源应该是口头传播于拉达克地区的《格萨尔》藏语版本。
　　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锡金地区居住着一些雷普查人，有学者认为他们来自于西藏自治区或内蒙古自治区，他们与夏尔巴人等来往密切，深受藏族文化影响。《格萨尔》史诗在此地也有流传，传播状况，现在没有很详细的资料。
　　在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中也有《格萨尔》传播，这很可能是与夏尔巴人的迁徙有关。据说，夏尔巴人最早居住在西藏东部的德格与木雅地方，大约16世纪的时候迁徙到了现在居住地。其实，在他们迁徙之前，他们的祖先就已经传唱着《格萨尔》史诗，他们迁徙的时候，也一起带走了这部史诗。后来一些藏族又带来了在本土继续发展的史诗文本，与早已传播到这里的史诗文本产生了新的融合。在夏尔巴人中，熟知并能够说唱史诗的都是一些颇有学问的喇嘛。此外，不丹人多数来自我国西藏的东部，讲藏语，信仰藏传佛教，属于藏族文化圈，在历史上与我国的西藏联系密切。因此，藏族史诗《格萨尔》在不丹王国也有传播。关于蒙古国和俄罗斯的格斯尔在前面有所涉及，在此不再赘述。由此可见，格萨尔史诗既是属于我国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优秀口头文化传统，也是由很多国家地区和民族共享的重要文化遗产，是“一带一路”沿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例证。
五、“震撼人心伟大史诗”的传承方式和媒介
　　从传播途径和媒介来讲，口头与书面相结合的活态传承是《格萨尔》史诗当下的两种主要传播方式，这在世界史诗中独树一帜、绝无仅有。它不仅在民间说唱艺人的口头传唱，同样在书面文人的笔尖流露并付诸出版，呈现出口头和书面并驾齐驱、并肩发展的态势。口头说唱艺人则是《格萨尔》史诗历经千年长盛不衰的关键。
　　史诗歌手是《格萨尔》史诗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他们也被称为《格萨尔》说唱艺人，在藏语中称“仲巴”或“仲肯”，意为说唱故事的人。从理论上讲，格萨尔史诗最初在民众的口头集体传唱，大约公元13世纪以后，由于佛教在三江源地区的传入，史诗的集体性传承方式逐渐演变为个体传承，陆续出现了现今的史诗说唱艺人，形成了不同的史诗传承类型。这些传承类型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掘藏、智态化、圆光、巴仲、顿悟、闻知和吟诵等。除了“闻知类”和“吟诵类”艺人与世界其他史诗的传承形态有共同之处外，其他几种为藏族史诗所独有。他们分别植根于不同的藏族思想文化土壤中，却都伸向了叙事文学的创作领域。“巴仲”（bab sgrung），意为“神灵启示的故事”，似乎与民间宗教中的“神灵启示”有关。“圆光”，藏语称“扎仲”（pra sgrung），类似宗教占卜者在预测未知事物时所应用的预言术。而“掘藏”在藏语中称为“代仲”（gTer-sgrung），与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宁玛派）中的掘藏传统或伏藏传统有根脉关系。“顿悟”，在藏语中称为“朵巴酿夏”（rtogspa nyams shar），即“觉悟体验的豁然性或同时性”。根据粗略统计，目前在涉藏地区还有160多位不同类型的艺人，主要生活在三江源地区和其他涉藏地区。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我国陆续发现了民间优秀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桑珠、玉梅、阿旺嘉措、玉珠、阿达、才让旺堆、昂仁、格日坚赞、次仁多杰等。其中桑珠是西藏墨竹工卡县的一位农民，能说唱50多部《格萨尔》，70万行，是目前说唱《格萨尔》最多的艺人。西藏那曲索县的玉梅，能说唱20多部，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说唱多部史诗的女艺人。扎巴老人生前说唱25部。藏族的《格萨尔》多为分部本，而其他民族的《格萨尔》文本多为分章本，除了长篇史诗的叙事之外，也有传说、故事、戏剧、雕塑、唐卡等多种格萨尔叙事文类，有格萨尔相关的遗迹叙事、文物叙事、民俗叙事、仪式叙事等众多叙事形态，其叙事文本有书面文本、口头说唱本、手抄本、木刻本、整理本、口述记录本、记忆写本等众多形式。现流传于世经常演唱﹑比较重要的大约有三十多部左右，即《天岭卜筮》《英雄诞生》《赛马称王》《世界公桑》《降服妖魔》《霍岭大战》《姜岭大战》《丹马青稞国》《门岭大战》《大食财国》等。这些文本不仅有传统的木刻本、手抄本，以及现代印刷版，而且依然在民间说唱艺人的口头活态传承。
　　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格萨尔》出现了“分章本”和“分部本”两种形式。所谓“分章本”，就是在一个本子里，包括上面说的三个部分，从头讲到底。《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拉达克分章本）、《岭·格萨尔》，都属于这一类。艺人在说唱时，也有这样说唱的。经过民间艺人不断的加工创造，情节不断发展，内容日益丰富，人物日益增多，艺术上日趋成熟、精美，其中某些部分就逐渐分离出去，独立成篇。这样的一部故事，藏语里叫“宗”，也就是“分部本”。通常说《格萨尔》有多少多少部，指的就是这种“分部本”—“宗”。从结构和形式上分析，《吉尔迦美什》《伊利亚特》《奥德赛》《罗摩衍那》《卡勒瓦纳》等世界上著名的史诗，都属于“分章本”。“分部本”是《格萨尔》一种独有的文本类型。此外，还有很多种异文本。所谓“异文本”，就是同一个部本，包括“分章本”和“分部本”，有不同的唱本和抄本。这种“异文本”，少则一两种，多则有好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版本。如《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霍岭大战》等是整个《格萨尔》史诗中比较受欢迎的文本。格萨尔史诗的抢救和保护工作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取得了巨大成就，先后在北京、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地陆续出版了《扎巴老人说唱本》《格萨尔精选本》等大型藏文版丛书。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格萨尔书面文本的出版工作更是进入到了全新的历史阶段。由德格县人民政府资助搜集的《格萨尔古籍丛书》是迄今为止最全的古籍版《格萨尔王传》大集成。这套丛书在300部《格萨尔王传》不同古籍版本的基础上，汇编成为118卷，于2019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抢救性录制桑珠老人《格萨尔》史诗说唱故事，截至2011年老人逝世，累计录制2114小时说唱故事。2000年，桑珠老人说唱本抢救性整理工作正式启动，到2016年，编辑出版了45部（48册）《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全套丛书累计超过52万诗行。四川出版集团、喜马拉雅文库、四川民族出版社及四川美术出版社积十年之功，推出300卷的传世之作《〈格萨尔王传〉大全》，它是迄今最全的《格萨尔王传》藏文文库，诠释了我国在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领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2020年由德格县人民政府资助搜集的118卷《格萨尔》影印本出版发行。2022年出版了玉树州重大文化工程《格萨尔》项目藏文卷70部。2024年8月由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德尔文部落搜集整理的61部本土格萨尔文本61卷通过了专家审读。这些文本在文本类型上，不仅包括口传、半口传和源于口传的文本，还囊括藏族传统意义上的各种手抄本、铅印本、木刻本、分部本，以及新纪录的版本等。
　　在蒙古地区曾先后出现了琶杰、金巴扎木苏一批优秀艺人。根据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格斯尔奇艺人普查，认定和登记75位艺人。其中有青海的乌泽尔等18人、新疆的昭·道尔吉等32人、内蒙古的罗布桑等17人、辽宁的敖日布等3人、甘肃的贾吉亚（女）等15人。内蒙古的罗布桑等7位艺人于1991年被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为“格斯尔奇”，已故著名艺人琶杰被命名为“杰出的格斯尔奇”。
　　蒙古文《格斯尔》有7种不同的版本，其中1716年的北京木刻本蒙古文《格斯尔》应该是最早的版本，共有7章，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北京发现了后6章，共13章。内容从格萨尔在天上之时起，到地狱救母为止，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格萨尔传记。国内蒙古文《格斯尔》最早的现代铅字本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格斯尔的故事》，上册为北京木刻版七章本《格斯尔》，下册为六章本《隆福寺格斯尔》，构成首尾一贯的十三章本。没有任何修改和校勘注释，今天重新与木刻版核对，发现有不少错误。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批珍贵的蒙古文《格斯尔》抄本，它们包括格日勒扎布校勘注释的《诺木其哈敦格斯尔》，巴·布和朝鲁、图娅校勘注释：《隆福寺格斯尔传》。龙梅校勘注释：《乌斯图召格斯尔传》。乌云巴图校勘注释：《咱雅格斯尔传》。斯钦孟和主编的《格斯尔全书·第一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收入了北京木刻版《格斯尔》和《隆福寺格斯尔》，拉丁字母转写并做详细注释，而且影印出版了这两种《格斯尔》。在蒙古国出版了《诺木齐哈屯格斯尔》和《雄狮大王传》（CAMLING SENGCINU NAMTAR ORUSIBA）。1960年呈·达木丁苏伦院士整理出版了《札雅格斯尔》。今年正逢北京版《格斯尔》刊行三百周年，内蒙古自治区《格斯尔》办公室组织专家学者整理校勘影印出版了包括北京木刻版《格斯尔》在内的重要蒙古文《格斯尔》文献。
　　土族格萨尔是除藏族、蒙古族格萨尔外，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文本。根据王兴先先生的调查，土族格萨尔源自藏族《格萨尔》，是藏族格萨尔在土族地区的一种流传形式。尽管土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未能系统地记录成文字，编辑成手抄本，但其口头流传相当广泛，形成了土族的《格萨尔纳木塔尔》。土族“《格萨尔纳木塔尔》虽和藏族格萨尔藏戏关系密切，但也有它的渊源、发展和形成过程，其本民族特色非常浓厚。就目前所知，其中有的章节在藏族《格萨尔王传》中是没有的”。土族《格萨尔纳木塔尔》的主要内容有：《阿布郎创世史》《晁同毁业史》《格萨尔诞生史》《堆岭诞生史》《霍岭大战史》《姜岭大战史》《嘉岭大战史》《安定三界史》等八个部分。从其文本内容看，土族格萨尔史一种在藏族格萨尔故事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兼收了土族的创世神话故事，另外融汇了部分民族的传奇故事形成的一种文本。正处在形成宏大叙事过程之中。土族格萨尔说唱散韵结合，往往先唱后说，韵文部分以藏语演述，散文部分有用土语演述。
　　在裕固族地区，操东部裕固族的裕固族艺人说唱《格萨尔》，就其内容而言，是沿袭1958年前藏族《格萨尔》手抄本，如《英雄诞生》《赛马称王》《世界公桑》《降伏妖魔》《霍岭大战》缩写本《姜岭》《门岭》《大岭》《卡岭》《松岭》《朱岭》《地狱救妻》《分大食牛》《安定三界》《阿古查根史》《阿古乔冬史》等分部本的内容的总脉络，按照裕固族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口头改编（裕固族无文字）。据说其中的《霍岭大战》缩写本（仅有藏文原著的四分之一）则是懂藏文的裕固族知识分子按照裕固族艺人自己的说唱内容和形式而用藏文编写而成的。就其形式而言，是韵散结合，即叙述是散文，吟唱是韵文，叙述时用东部裕固语，吟唱时用藏语，叙述与吟唱虽然分别使用了两个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但在操东部裕固语的裕固族艺人口中却是那么和谐统一，形成了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就从听众的欣赏情态来看，也是井然有序，富有表情的，并不因为艺人用藏语吟唱感到陌生。在这里，艺人与听众，吟唱与欣赏，都表现出一种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最佳效果。说唱中用东部裕固语解释藏语吟唱的韵文部分，这种叙述性的解释，从史诗脉络的总体看，它虽然不是唱词的继续和发展，而是唱的重复，但从解释的具体层次看，它将隐寓于诗行中的画意诗情进而明朗化、情节化了，起到了连缀故事，衔接两个叙述部分（即原有的裕固语叙述部分和用裕固语解释藏语吟唱韵文的叙述部分），使其成为一种完整的散文式史诗故事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个解释性的叙述中，操东部裕固语说唱《格萨尔》的裕固族艺人充分发挥和显示了他们改编、移植藏族《格萨尔》的聪慧才智，也就是说他们在其进行消化吸收，并在不断融进本民族文化特质的过程中，将藏族《格萨尔》史诗裕固化，使其成为了裕固族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裕固族地区调查到的格萨尔艺人有20多位。多数会说藏语，有的懂藏文，他们说唱的格萨尔史用藏语吟唱韵文，然后有用东部裕固族语来作解释。有学者认为，无论是土族还是裕固族，他们对格萨尔格萨尔说唱是一种被动行为，在他们说唱的格萨尔故事中“蕴含着一种英雄祖先的心性”，是小族群对“我者中的他者”的一种暧昧、扭曲或矛盾的记忆。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宾川县一带流传的代表性的格萨尔文本即是《夏宗格萨尔》。夏宗，藏语，金鸡之意，转世为格萨尔，他是降妖除魔、给人们带来吉祥和幸福的活佛。该文本由云南大理鹤庆县集成办公室的章天柱于1989年3月2日在鹤庆县城收集记录而来，讲述人是居住在鹤庆县的藏族老人粘堆。这是少有的收录在南方其他民族故事集中的由藏族演述人演述的格萨尔文本，文本将藏族和白族两个民族连接起来，让格萨尔成为跨地域、跨民族的英雄和神灵。普米族地区流传的格萨尔文本是翻译整理本，包括《冲格萨》《统格萨·甲布》《支萨·甲布》等三部异文。《冲格萨》20世纪80年代由王震亚搜集整理，前后记录了约6万字的资料，今天能够查阅的约有3万字字符的故事。《支萨·甲布》文本的讲述者和收集者都是普米族人，随后再被翻译整理为汉文。《统格萨·甲布》文本的收集者为普米族，但是并未给出演述人信息以及其他信息。另外，在摩梭人、怒族、独龙族地区也流传着类似于民间故事性质的《格萨尔》。
　　就白族、普米族、怒族、纳西族等南方诸民族中传播的《格萨尔》而言，其文本的语言形式完全是散文，或以散文为主，兼有少量的韵文，从文本分类层面可以认为是整理本、口述记录本，其篇幅也不算很长，多则3万字，少则几千字。另外，史诗中的人物名称、人物形象、居住环境、坐骑、武器、英雄最后的归宿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史诗最重要的叙事母题，即人间苦难、英雄诞生、娶妻报仇、救母或救妻、英雄返回等没有多少变化。毫无疑问，《格萨尔》这一跨民族、跨国界、跨文化传播的宏伟格局，也是它区别于世界其他史诗，称为“震撼人心”的一个重要特点。
环喜马拉雅周围的国家和地区的格萨尔在整个格萨尔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山东烟台鲁东大学的王景迁教授和于静教授对于这一带的格萨尔文化的流传情况做了大量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本文中关于这方面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他们的著述。在环喜马拉雅地区，对格萨尔文化影响最大的当属拉达克地区。一百多年前，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了拉达克地区传教，在当地建立了教会学校，一些村民就到教会学校读书。有位小姑娘，家住在拉达克首府列城，也在教会学校学习，她的家人对格萨尔史诗情有独钟，经常说唱一些史诗片段，小姑娘从小耳闻目染学会了一点。小姑娘在课余就说唱一些当地的故事或传奇打发光，老师们对此却很好奇，就把小姑娘口中的故事录制了下来因为小姑娘的家是列城谢村，因此这个本子也可称为“谢村本”。从总体来看，谢村本是韵文体，多数内容都是韵文写成。本共分为两章，由于当时的教士并不了解这个传奇故事的来龙脉，更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正故乡在中国藏区，因此就把采集的这两章故事起了个颇具当地文化特色的的名字—《格萨尔传奇的春天神话》与《格萨尔传奇的冬天神话》。在这个故事里，出现的神灵基本都是一些本教神灵，这也说明这个故事几乎没有受到佛教影响，传播到拉达克地区的时间应该较早。在拉达克地区还有一个本子，比较知名，也就是“哈拉舍”版本。一位叫弗兰克的传教士在从列城前往下拉达克采风的过程中，在哈拉舍地方偶然间发现了一位叫登木拉什·雅索帕的村民，他说唱《格萨尔传奇》极为精到。后来，弗兰克把这位艺人请到了一所教会学校，在这里雅索帕连续讲唱了几个星期，学校的校长叶什瑞靳边听边记。弗兰克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获得了哈拉舍版本。拉达克格萨尔对于周围国家和地区流传的格萨尔产生了很大影响。周围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格萨尔都在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环喜马拉雅地区，还有一些学者发现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格萨尔传奇》，有口头传播的本子，也有手抄稿，还有正式印刷的本子。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奇也曾经在喜马拉雅山脚下一个叫斯皮蒂的美丽谷地的寺院里发现了一本《格萨尔》史诗，这个本子雕版印刷成了佛教书籍的式样。最早将《格萨尔》史诗介绍给世界的还应当是著名的藏学家乔玛，他毕生致力于藏语研究，在喜马拉雅地区收集语言学资料的时候偶然间也发现了史诗，但是目前并没有明确资料显示乔玛已经获得了史诗手稿。据摩拉维亚传教士弗兰克说，首次获得藏系《格萨尔》史诗手稿的是雅士克，他在列城附近的巴帕地区发现了一个流传于当地的本子。雅士克将这个本子的复制本送给了圣彼得堡的图书馆，至今还在。
　　在巴尔蒂斯坦地区，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史诗版本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集到的。1980年夏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人类学家雷纳特．索赫南博士来到巴尔蒂斯坦搜集《盖瑟尔》史诗文本。她与本地学者S.M．阿巴斯·贾兹尔合作录制了一部由当地著名史诗说唱家阿卜杜勒·拉合曼·米斯德里巴说唱的完整《盖瑟尔》史诗，在克什米尔北部地区流传的诸多版本中，这个本子最接近于拉达克版本。这部史诗共录制了十盘磁带，分为十二章。此外，她还录制了另外一位艺人演唱的两章史诗。说唱家阿卜杜勒·拉合曼·米斯德里巴是一位欣族人，但他的巴尔蒂语讲得却很好。他不光会讲流利的巴尔蒂语，还有一副天生的好嗓音，这可是他成长为一名知名的《盖瑟尔》说唱艺人的必备条件。在米斯德里巴小的时候，一位《盖瑟尔》知名的老说唱艺人来到了镇上，他走入百姓家以说唱史诗来赚取一点生活费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米斯德里巴有机会接触到了这个有趣的故事。米斯德里巴就是以这样一种“师徒”传授的方式学会了《盖瑟尔》史诗说唱艺术。由于他师承知名老艺人，因而继承了师傅的声誉，再加上自己的天资与努力，最终在当地成了一位知名的史诗说唱艺人，他是巴尔蒂斯坦最后一位对《盖瑟尔》记得最多、也最准确的演唱家。米斯德里巴天生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好苗子，他不仅会说唱史诗，而且对其他一些艺术形式也颇有造诣，民歌与吹唢呐也是他的强项，在当地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人物。1983年米斯德里巴去世。米斯德里巴讲述的《盖瑟尔》故事篇幅最长，分为十二章。
　　20世纪80年代早期，德国波恩大学东方研究系主任、藏学家克劳斯·萨加斯特尔也来到巴尔蒂斯坦搜集《盖瑟尔》的各种版本。克劳斯·萨加斯特尔重点关注巴尔蒂斯坦中东部地区的《格萨尔》史诗传播情况，他先后访问了17位史诗艺人。这些艺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师承艺人”。其中一位老年女艺人尚能够说唱六部史诗。还有一位九十六岁高龄的老艺人哈姆察用两天半时间给克劳斯·萨加斯特尔完整演唱了《盖瑟尔》十二章。
　　伊思泰尔·德里兰于2003年在巴尔蒂斯坦的桑德谷地从一位史诗老艺人古兰姆·侯赛因那里独自录制了一部《盖瑟尔》故事。从内容上来看，这个版本与米斯德里巴的版本基本内容是一致的，但是前者是十章，后者是十二章，两个版本故事互有穿插，故事情节顺序有变；不同的是前者缺少了有关布如姑姆再生和盖瑟尔再次完婚的情节。
　　吉尔吉特地区的格萨尔文化传播情况较为简单。英国人洛里莫上校于1920年9月开始担任吉尔吉特的政治代表，一直待到1924年9月。期间，他热衷于本地的祝夏语语言研究，也涉及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工作。在罕萨地区，精通《格萨尔》故事的人十分稀少。幸运的是，洛里莫了解到在罕萨地区的米尔官厅里有一位叫阿里·马达德（Ali Madad）的老人，他在当地算是一位讲述《格萨尔》史诗比较知名的人士。因此，洛里莫就从这位老人这里记录下了罕萨版本，取名为《凯斯尔的冒危》，并收入他所著的《祝夏语言》第二卷中。
　　不丹人对于格萨尔史诗较为重视。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不丹王国加大了对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保护工作，搜集出版了不少《格萨尔》手抄本，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30余部。在锡金地区流传的格萨尔故事中，一个叫做包沃尔·斯考克的西方人于1927年发布了一部叫的《岭格索怎样降服世间一切恶魔》。至于这个本子的来龙去脉如何却鲜有资料论及。该文本的大体概况王景迁教授曾做过介绍，在此不另赘述。
　　综上所述，尽管格萨尔史诗的叙事主题和文本内涵大体相同，但不同民族的格萨尔史诗，在其叙事文体、演述风格，以及一些具体的故事情节上出现了地方性的变异，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在其传播方式、传承人途径上也都各有不同，大相径庭。在叙事文体方面，藏族地区的《格萨尔》以散韵结合的史诗文体流传，而其他民族中既有史诗文体，也有民间故事、传说等纯散文形式；在演述风格层面，藏族地区用藏语进行说唱和演述，而在土族、蒙古族史诗演述中藏语和地方语言兼用，南方诸民族中间用汉语进行讲述。《格萨尔》的多语言、多文体、多演述风格的传播，是我国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表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从格萨尔的境外传播来看，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往往具有跨越国家和种族的无穷力量，成为人类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和借鉴的重要载体，为民心相通，文明互鉴架起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