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堆 | 藏族《格萨尔》史诗的生态美学思想
作者：扎堆
来源：西藏艺术研究
时间：2025-02-25 09: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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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格萨尔》史诗的生态美学思想
扎堆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对《格萨尔》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格萨尔》史诗已经成为了一门“显学”，成为了藏学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格萨尔》史诗以其宏大的包容性和黏合性，具有了藏民族百科全书的功效。不仅是独具藏民族审美艺术特色的史诗，也具备了藏民族的宇宙观、自然观和生态观的重要研究价值。纵观《格萨尔》史诗，以大量篇幅，描绘西藏区域的自然环境状貌和“天、地、神、人”共生的关系理念，体现出了藏族人民朴素的生态观和生态价值。众所周知，《格萨尔》史诗是以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以活的文学载体在青藏高原传播千年的民间文学艺术。这样的存在方式，就决定着它以民间为土壤，以灵动鲜活的状态被不断地创造和消费，体现出了藏民族 的共同审美心理和价值取向。这也使得《格萨尔》史诗的生态观，体现出取自于民众的普遍审美心理，同时造就了藏民族总体生态观的价值取向。扎堆
关键词：藏族；《格萨尔》；生态美学
《格萨尔》作为史诗，正如黑格尔所说“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 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①是永垂不朽的、凝结着藏族文学艺术结晶的经典作品，蕴含着藏族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取向等本土化最根本的文化因子。
在世界文学范畴中，单从出场人物方面来看：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其 400 多人的出场，备受文学界的言说，然《格萨尔》史诗仅在十余部里，就涉及了 3000 多名出场人物。更何况把皇皇之作的 200 余部算进去，其出场人物就数不胜数了。仅此一点，《格萨尔》史诗被誉为“东方荷马史诗”也不为过。这是人们对于《格萨尔》史诗文学价值的公认，也是对其文化意义的肯定。
而生态美学和生态价值，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格萨尔》史诗中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生态审美，作为藏民族普遍的审美价值取向深深地扎根藏民族的心里，也造就了藏民族朴素的生态观。这也取决于藏民族所处的特殊的自然地理气候，习近平总书记称西藏是我国的生态屏障和中国水塔，便是对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在全国的精确定位，更体现了西藏的生态地位和生态价值。
随着《格萨尔》史诗的现代性转型，这部具备着各种人文、科学等价值的活的载体，拨开了原始的混沌状态，逐渐清晰。其生态价值，也随着研究的深入，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而西藏的生态地位和价值，也正是西藏在新时代建设和发展关键点之一，对于《格萨尔》史诗的生态审美和生态价值的研究，有利于探寻藏民族对于生态的认知和态度，以及对于生态的保护方式和方法等，用于建构全民生态观，实现 西藏生态保护，建设美丽西藏等方面都赋予了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格萨尔》史诗的“万物有灵”所体现的生态美学精神意蕴
海德格尔站在现代科技批判的角度上提出了“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其目的是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束缚的生态美学理论。“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是即“天、地、神、人”于一体四重整体的世界观，四体合一的四方域，这一理论是为了拯救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割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设想。这一理论，在中国传统认知中，早就体现在藏民族文化的“万物有灵”中，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中。
《格萨尔》史诗里“万物有灵”的思想，体现在对大自然的神秘性赋予神灵性，其神性是让人产生敬畏和向往的精神性象征，通过原始宗教的仪轨，在精神上与神达到一致。与此同时将神人格化，以具备人性的神，作为人间的代表和统治者，这种“人神”共生的设定，也体现出了海德格尔“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的自然与人共存、共生的生态美学思想。
具体表现：第一，从主要人物的建构来看，格萨尔王降临人间，是由人界、地界、天界的身份降世，以此具备了“半人半天”“半人半地”的天地神灵的共同体格萨尔，成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连接点与合成体，这种构建体现了藏民族“人与自然”的血亲关系。第二，从《格萨尔》史诗各个英雄人物的寄魂物来看，他们的寄魂物涵盖了自然的万物，有飞禽走兽，也有花草树木等。诗中写道：“格萨尔的寄魂处是玛沁邦热山，而这座山又是岭部落共同的寄魂地。另外，珠牡的寄魂物是扎陵湖；长、中、幼三支的寄魂物分别是大鹏、青龙和雄狮；嘉洛、鄂洛、卓洛三大部落的寄魂物分别是嘉洛湖、鄂洛湖、卓洛湖。格萨尔降伏的对象也有寄魂物，有的敌手甚至有多个寄魂物，如《格萨尔王传·降魔》中的魔王鲁赞，他就有三个寄魂处，即神湖、大树和一头野牛；其姐卓玛的寄魂物是一只玉蜂；其妹阿达拉毛的寄魂物是一个蛙头玉蛇；在《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中，霍尔白帐王、黄帐王和黑帐王的寄魂物，分别是白、黄、黑三头野牛；其臣辛巴梅 乳孜的寄魂物是红野牛；突厥兵器国玉杰托桂国王的寄魂物是大黑熊、罗刹九头猫头鹰、恐怖野人、九尾灾鱼和独脚饿鬼树”②从这两点来看，一方面格萨尔王是神的化身，人们赋予他的天生神性，在对于神灵充满敬仰和崇拜的共同心理的支配下，增强了人们对于这一审美形象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另一方面，神化的人物的灵魂又与大地山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对于神的敬仰和尊重的同时，也把这种情感用在了万物身上。格萨尔王的寄魂物是至高无上的玛沁雪山，为此玛沁雪山就具备了格萨尔王的神性，自然玛沁雪山也就成为了人们精神信仰的依托和归宿。在这样的建构和设计体系之下，自然对象也就成为藏族人 崇拜的理想人物，自然不仅具备了神性，也具备了人性，人们对于半人半神或神人合一的审美对象的设定和认同，不仅提升了藏民族的审美文化内涵，同时也成为藏民族敬畏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一种心理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格萨尔》史诗所体现的艺术建构以及审美精神，早就呈现在藏民族的认知领域中。自古以来就有赋予动植物人性或神性的思维方式，对于支配自然变化的神秘力量的神化等，体现在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中。“图腾崇拜”把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等作为图腾，受到人们的崇拜。同样，这种“天地人神”同构同建，也体现在藏传佛教的思维和认知之中，“佛教教义中‘万物皆有佛性’的观点，认为一切生物包括动物皆有成佛的可能，也就认定了某些生物的神圣性。特别是佛教所推崇的一些吉祥动物，如大象、猴子、鸡、白兔，为四大吉祥。此外，狮子、老虎、羊、牦牛、以及大鹏、喜鹊、孔雀、白鹤等鸟类亦受崇拜。”③
再就是，这种“天、地、人、神”的关系也体现在神灵参与到人的生产生活之中。格萨尔王降妖伏魔时处处得到天地神灵的辅助。诗中指出：通过歌唱召唤天神、战神、护法神参与并协助格萨尔王作战，同时他们的神力体现在它们对 于战争的预言以及对于敌人的惩罚。
从对人物和居住命名和描述来看：雄狮大王 （sing chen rkyal po）是格萨尔王的尊称也是岭部落的图腾 ；宫殿被称之为森周大泽（sing vbruk stak rtse）指的是狮、龙、虎荟萃人的灵魂依附在动物上，且可以变为乌鸦、乞丐、猴等。同时一些动物，如孔雀、鸽子、鹦鹉、乌鸦、仙鹤等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为人的信使，体现了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
《格萨尔》史诗里“自然和人”是天地神人合为一体而心灵相通的存在：马是在格萨尔王紧 急情况时出主意并挽救他的战神之一；在作战时先想方设法摧毁敌手的寄魂物体后才去灭掉身体。同时，战争的正当理由之一，便是对危害生 态部落或者妖魔的讨伐。“藏族《格萨尔王传》中也对格萨尔降服四大妖魔的任务进行了详细说明，由于‘四大妖魔’出现的消费异化行为，破坏了周围的生态环境，所以，格萨尔王为了真正降服妖魔发动了战争，具有抑制消费异化、保护生态等多个方面的现实意义。④
总之，格萨尔王依托龙神、天神的力量降服剥夺自然大地的妖魔鬼怪，并因他有过神授的训言而灵性非凡。这种神灵人格化的格萨尔王能够震慑天下，也寄托了人们对于大自然的崇敬和虔诚。这种共同的心理，逐渐把大自然神圣化， 最终大自然成为了藏民族信仰的主要对象，间接地推动了人民对生态整体性的保护，这也体现了生态美学中的“家园意识”。
《格萨尔》史诗中有很多伟大的人物，他们具备了大山和大海的力量与稳固，这表明在藏民族的生态审美意识里生态美学的美是关系中的美的特性，没有单独存在的美，也是瓦解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主客二元对立的观点，这种人与自然合一的共生共存审美境界对个体的动植物生命大有作为。
显而易见，《格萨尔》史诗里对自然生态的和谐审美成为一种精神图腾，并且受到了佛教里一切动植物轮回转世观念，在藏民族中形成了“我们所见到的猪狗等一切动物都有可能是前世我们的家人或亲戚的转世”的生态一体化的认知，正如曾繁仁所说“我们不是简单地将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看作是‘自然’，而是将其看作既包括自然万物，同时也包括人的整个‘生态系统’“⑤可见《格萨尔》史诗生态美学思想具备了生态整体理念的生命力。
二、《格萨尔》史诗的“诗意地栖居”审美观
“诗意地栖居”的生态美学观最早由海氏提出，是指人类不可控制、征服、利用、耗尽大自然的不当行为，主张回归大自然，顺从大自然的本有的规律，持一种人生存意义上的动态写诗画景的美好精神家园生态审美观。守护与拯救大自然在《格萨尔》史诗里就如珍惜人的生命；万物平等，回归大自然是《格萨尔》史诗的“家园意识”的重要表现，讴歌人与自然共存之情存在于《格萨尔》史诗的大量篇章中，“在上部高原地方，有刺入云霄的雪山，似长寿五天女的宫殿。有绵延无际的石山，岩羊成群出没。有曼茶罗般的草山，鲜花镶嵌其上；野牛野马群游，花鹿黄羊并跑；是医 病药草宝库，到处弥漫着芬芳香气。这里有牧民十二万户，夏日上山游牧，冬季盆地定居；搭起大小帐房，处处牡牦抵角；处处牡牦啼鸣，处处小犊戏乐；处处羊群放牧，处处马群奔腾；处处牧笛鸣奏，处处犬守畜群，使人看了真是心旷神怡。⑥如此美丽的生态景观是人类的“诗意地栖居”理想，自然的建筑风格如是人间仙地，西藏地区的山川河流、飞禽走兽成为了《格萨尔》史诗肥沃的精神土壤，也是生态美学的主要关注点。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是人对地理区域构成的关系认知，因西藏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让藏族先民认识到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在无意识中，通过赋予自然万物有灵，实现了全民的自然崇拜，进而演变成为了人们不可或缺的一种信仰，从某种程度而言，是对藏族生态环保起到了积极作用。《格萨尔》史诗认为处于自然生态中的动植物处处都有神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自然万物神圣不可触犯，是创造美好精神 家园的基础，自然主题性赋予人精神上的满足在《格萨尔》史诗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样的普遍接受心理，人们在欣赏《格萨尔》史诗的时候，就能够真正融入大自然中，奠定了藏族传统文化在对自然的敬畏中，体现出“诗意地栖居”的审美取向。
西藏地区特殊的地理风貌和人文情态造就了《格萨尔》史诗，从其山赞、水赞、马赞、牛赞、人赞中所体现的生态审美思想也极其丰富，交战前会以说唱的方式对河流、山川、名胜古迹加以讴歌，赞美生态景致成为了史诗的一种范例。“在人世间南赡部洲中心东部，雪山邦所属朵喀木地方的富庶区域，人们都称作岭尕尔。岭尕尔又分上岭、中岭、下岭三部。上岭叫岭尕朵，也就是岭国的西部，地方宽阔，风景美丽，绿油油的草原，万花如绣，五彩斑斓。下岭叫岭尕昧，也就是岭国的东部，地方平坦，像无边无沿的大湖， 凝结着坚冰，在太阳照耀下，反射出灿烂夺目的银光。岭国的中部叫岭雄，这里的草原无边无际，远远望去，一层薄雾笼罩着，好像一位仙女披着碧绿的头纱。岭尕的前边，山形像箭杆一样笔挺，岭尕的后边，群峰像弓腰一样的弯曲。各部落所搭的帐房和土房，好像群星落地，密密麻麻岭尕这个地方，真是个辽阔广大、景色如画的好地 方！”⑦这种不厌其烦、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的部落生态景观描述，亦以问答形式道明山川河流形成的历史和地貌特色，通过这种极致地描绘的方式，呈现出藏族人生态理想的审美境地。这种生态审美观念奠定了《格萨尔》史诗的生态美学思想，也培育了具备浓厚山水情怀的藏民族，进而孕育了藏族“诗意地栖居”的人间仙地生态审美观。
三、《格萨尔》说唱艺人与自然的张力
《格萨尔》是一部世上最长、说唱艺人最多的史诗，是由藏民族集体创作的。从创作主体来看，《格萨尔》的产生与传播主要是才华出众的说唱艺人。在一代又一代说唱艺人的再创造与传播过程中，造就了这部被誉为“东方荷马史诗”的藏族史诗。众所周知，《格萨尔》说唱艺人非常神奇，据说他们大部分在山上的时候，突然昏睡过去，而且一睡就好几天。昏睡中他们梦到了格萨尔王以及他降魔的故事。醒来后，便自然而然会说唱《格萨尔》史诗。正如《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才让旺堆所说：他以母亲的遗嘱朝拜冈底斯，然后去转念青唐古拉山。在他疲惫不堪的时候，想着坐下来准备歇一会，没想到却很快昏睡过去了。梦中，他见到格萨尔王，以及格萨尔王领着千军万马战斗的场景。醒来后，他便能够说唱《格萨尔》。据说他一个人能唱出 120 多部格萨尔王故事。以这种神秘方式出现的《格萨尔》史诗的说唱艺人，他们被称为“神授艺人”（babs sgrung），顾名思义是以某种神授的方式传承和接受了格萨尔王的故事。这其中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大部分神授艺人并未接受过系统化或者专业化的语言学习，大部分都是文盲，但是一唱《格 萨尔》史诗，其语言的流利顺畅，语句和修辞的一气呵成令人惊叹，他们一旦进入说唱状态就连绵不断地说唱一两天，演唱过程中他们始终保持着聚精会神、英姿飒爽、歌声悠扬，实乃神也。
从某种角度来看，《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的主要生活方式是游牧，他们与大自然有着很亲密的联系。他们不仅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具备了与大自然血脉相亲的联系，而且他们在朝拜西藏地区的各大神山圣湖时，更会被激起神授 的《格萨尔》史诗的记忆与创作灵感，并得到了神圣大自然的精神启迪，瞬间的妙悟能够发挥最高审美境界，“圣山圣湖的祭祀活动，使《格萨尔》说唱艺人既得到了一种精神的超越和情感的慰藉，又陶冶了他们的高尚情操，同时启迪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从此，艺人们对《格萨尔》的说唱一发不可收拾，有的说唱数十部，更有多达百余部者。这就实现了他们对宇宙精神的体悟和自我存在的价值。艺人们在史诗创作过程中，不是‘触物生情’‘情以景生’‘触景生情’以及‘借景抒情’，而最大的特点是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深深地融入了宗教神学的思想，他们心目中塑造了万能之神格萨尔，将自身对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尽情地诉诸于其中，这些情感积郁、酝酿、膨胀、激荡于心中 , 缝时就发 , 势不可遏，唱出了流传千古的英雄史诗《格萨尔》。”⑧由此可见，《格萨尔》说唱艺人离不开西藏地区的自然天地，据说 更有甚者会因环境污染而导致说唱的失灵。因此，在朝拜圣山圣湖寻找灵感，也是一种对神秘大自然的崇高与敬畏的表现。
如今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藏民族的生活方式正处于农牧方式向工业方式的转型，现代性带来物质上的丰富的同时，也给传统文化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信息化时代，各种媒体上充斥着刺激而满足快感的“娱乐至死”的视频或游戏，因此，传统文化渐渐被取代或遗忘。一方面，是因为《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逐渐稀少，使史诗的创作主体明显减缩，降低了它的传播范围，进而丧失了大部分的受众。尽管国家正在抢救这些传统文化，但是缺乏创作主体和传播环节的《格萨尔》史诗，已不复往日的体验激情，这是现代性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以及科学技术对审美体验的瓦解与挑战。在这种大的环境下，《格萨尔》史诗逐渐消失传统艺术的“光晕”（aura）神秘感，《格萨尔》史诗因说唱艺人的传播与接受媒介的形式而历史悠久，他们是《格萨尔》史诗传承和发展的“活化石”，一旦这些老艺人离去，《格萨尔》史诗将会面临危机。现代性冲斥着这个时代的各个角落，科技的突飞猛进抢走了精神与事物的普遍联系，自然的、神圣的艺术纷纷退出历史舞台。《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与自然界之间有一种神秘的、相得益彰的张力，与自然相携的张力的丧失，必然导致其失去《格萨尔》史诗说唱的创作灵感与审美境界，这便是解读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生态美学 思想。
结语
如今科技与人和自然的关系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科技就像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物质的丰富与精神上的满足，也解决了人类诸多的困境与未知，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又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了全球化的生 态危机，严重影响了人类健康的生活。科学技术深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角落，工具理性的价值追求越来越突出，曾经最神圣的精神上的东西“世界被祛魅”而逐渐消失，且以“人类中主义”的趋势构造着社会的结构。
《格萨尔》史诗中的苍穹和大地、诸神与凡人即天、地、神、人的四位一体与人类应回归大自然的“诗意地栖居”的生态美学思想克服了人与世界的对立局面，一旦这些传统文化在崇拜的怀旧气息中逐渐烟消云散，藏族民间对生态环保意识的减弱，必然对西藏地区生态的整体建设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发掘《格萨尔》史诗中的生态美学思想，唤醒藏民族的生态审美心理，这对全球化环境危机具有时代性价值。
注释
①[ 德 ] 黑格尔 . 美学 [M]. 朱光潜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96:108.
② 杨亭 .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生态意识 [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3(1):34.
③ 南文渊 . 藏族生态伦理 [M]. 北京 : 民族出版社 ,2007:69.
④ 李黛岚 , 白林 . 生态美学下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研究 [J]. 贵州民族研究，2014(11):156.
⑤ 曾繁仁 . 生态美学导论 [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0:292.
⑥ 王沂暖 , 贺文宣译 . 格萨尔王传·辛丹相争之部 [M]. 甘肃 : 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1.
⑦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编 . 霍岭大战（上册）[M]. 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1.
⑧ 丹曲 .《格萨尔》所体现的古代藏族山水为喻的审美特征 [J]. 西藏研究，200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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