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科技和文化软实力：《格萨尔》史诗魔幻叙事解读

    【摘  要】《格萨尔》史诗作为青藏高原上岭部落流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大量魔幻叙事像“活化石”一样，潜藏着丰富的人类文化信息。魔幻叙事的有些内容具有阅读生成层面的科学启蒙意义的科幻价值；有些则可能是潜藏的“黑科技”形态的科技力量；有些魔幻叙事则具备舆论控制、心理暗示或氏族部落集团力量整合过程中的伤痕弥合效应，发挥着社会治理功能，显示了氏族部落形态下特定族群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智慧。
    【关键词】《格萨尔》史诗；魔幻叙事；科幻；科技；文化软实力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土族、纳西族等多民族共同说唱的举世闻名的史诗，在长期的传唱历史中经过千锤百炼，其中蕴藏的远不止是氏族和部落的历史，而是已经演化为保存了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人类古代生活信息的百科全书，是具有窥探人类古代历史真相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尔》史诗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俗、宗教、科技、生态等各个领域，其中的魔幻叙事表明其也具备古代神话色彩。也可以说，《格萨尔》的魔幻性是其神话性的必然结果。而神话的所谓魔幻，绝不是空幻、虚幻的随意编造，其神秘、奇异背后，往往隐藏着远古的历史真实，只不过人们用今天的思维方式看来，其历史真实性被扭曲变形了。《格萨尔》的魔幻叙事特指史诗中讲述的超越现实真实或超越当时社会一般认知水平的、具有一定非凡神奇力量或空幻想象的奇异事件。这方面的内容丰富多彩，概括起来，主要有魔梯和天绳想象、寄魂物、神示、神力和神器、神变幻化和神秘取宝等。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魔幻叙事背后，其实隐藏着青藏高原特定时期人类的生存真相和氏族部落斗争历史的真相。所以，魔幻叙事作为一种叙事方式，与史诗的真实性并不矛盾，它显示了古代氏族部落文化以万物有灵思维为基础的普遍的神性品质。《格萨尔》史诗蕴藏的这种神话思维，作为一种古老的非物质文化，恰恰具备了人类古代生活“活化石”的价值。
       本文囿于篇幅，从科幻、可能潜藏的科技实力和氏族部落时代特定人群的文化软实力营造三个方面，对《格萨尔》史诗的魔幻叙事进行简要解读。

一、科幻：神奇和魔幻叙事中的科学启蒙价值

       所谓科幻，即科学幻想，指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社会生活情景设想。科幻原本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文体，后来演化为一种文化现象。古代虽有技术，也有一些关于自然规律的认识，但是，由于神学和人类所处时代的局限，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知识，因此也就不存在普遍的、世界公认的科学，自然也就没有自觉的科幻。科幻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上的一个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格萨尔》史诗的所谓科幻，其实是一种阅读认知，即当今社会的阅读者在面对史诗中的魔幻叙事时产生的一种“生成性”主体构建成果。后人用科学的眼光看待《格萨尔》的魔幻叙事，发现其中有不少神奇、魔幻的叙事，具备科学预想性，堪称科幻，因此具有科学启蒙价值。
       《格萨尔》史诗的神奇魔幻叙事不胜枚举，其中科幻价值鲜明的内容大概可以列举以下四种。
       第一，飞行器想象。人类对飞行的渴望大概是受了鸟类和一些能够飞行的昆虫的启发，这种愿望诞生很早，至少当“飞”这个词产生时，飞行观念诞生，渴望飞行的幻想也就产生。《格萨尔》史诗中出现了飞升的铁箱、铜箱、木鸟、木飞船、飞鱼船等飞行器，这显然可以算作今天飞机、宇宙飞船的古代科幻。比如，在降边嘉措和吴伟根据扎巴艺人说唱本编著的《格萨尔王全传》第二十九回，就讲述到飞木船和飞铜箱：“岭国造了一只能容纳万人的会飞木船。万名岭军将士乘着这只大船飞进了王城。正当索波军与岭军拼命厮杀之际，莽吉王带着眷属侍从坐进了索波的镇国之宝——大铜箱内。那铜箱就要腾飞而去的时候，寄魂鸟落在铜箱上，对莽吉王说：‘大王今日不宜出行。要等到初十那一天，天门启，天神迎，随心所欲四方皆可去。’……莽吉王及眷属、侍从等好不容易等到了可以飞行的日子。……莽吉王念动咒语，铜箱腾空飞去。”再比如，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北方达姆银宗》也讲述了一个能飞的铁箱：“尼贵扎赞大王在城墙上向四面八方望去，看见岭军已将城堡团团包围”，他“安慰妻女等人”后，“要去欢喜王天界求救”，在供献“九九八十一种祭品”后，“大王钻进一个铁箱中，向天空飞去，到欢喜自在天护法处借调非天神兵去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格萨尔文库》第二十三册《木古骡宗》中，叙述了“木鸟”：木古王宫的“城堡四周由残余的士兵把守，并携带一只木鸟，随时准备出发”。可见，不同的说唱艺人和各种《格萨尔》史诗版本中，都有飞行器想象。
       史诗中的飞行器基本有两种功用，一种是逃生或运输，另一种是当战争工具。这基本设定了今天飞行器的主要功用，还有一个科学探测实验功能，史诗没有设想出来。这就是科学幻想的时代局限性。古代人类不论如何“心骛八极”，有些后世的事情还是难以想到。
       《格萨尔》史诗的飞行器想象，尽管形态多样，但并没出现阿拉伯神话中的飞毯一类的事物，这种想象力差别，其实隐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为类似木鸟、木飞船的信息在《山海经》里也有记载。这种想象力的相似也许可以说巧合，但更大的可能性是文化共同体的文明成果对心智培育的结果。据《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奇耾之国“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乘文马。有鸟焉，两头，赤黄色，在其旁”。另有关于《山海经》所谓的奇耾国传说的记载云：“奇耾国又称奇股国，那里的人有三只眼睛，却只有一条胳膊一条腿，他们非常聪明，善于制造复杂精巧的机械。据说在商汤时期，奇耾国人曾乘坐自己制造的飞车来到今日的河南；不料，商朝的汤王却下令将飞车毁掉，以免被百姓知道这种飞车的结构；过了十几年，汤王才让奇耾国人悄悄再造了一辆飞车，乘东南风飞回到他们远在西北的老家。”从《山海经》记载的奇耾国以及关于奇耾国的传说来看，西北地区很早就有人会造飞车，而岭国恰在中原王朝的西北方向。既然商时西北地区就有奇耾国人会造飞车，这种技术在格萨尔生活的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很可能还有流传。这样，《山海经》和《格萨尔》史诗就形成了互证关系，表明造飞车技术曾在古代中国的某段时期存在过，因此，人们才有共同的飞行器观念。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技术共同体影响的结果。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十分丰富。        第二，远观宝镜和显像魔盒想象。《格萨尔》史诗叙述了一种宝镜或显像魔盒，人可以通过它看见肉眼看不到的远方的景象，以及另一个世界诸如天界等的情况。比如，在降边嘉措和吴伟根据扎巴艺人说唱本编著的《格萨尔王全传》第十五回，珠牡在霍尔人来抢亲、岭国陷入危机时，曾用自己的“水晶宝镜”照见格萨尔在北魔地与另两位王妃梅萨和阿达娜姆花天酒地的情况，气得晕了过去。格萨尔也有一个类似的宝镜，似乎更神奇，“那宝镜的光芒，将大千世界照得光明透彻，……天、龙、念、四大洲、八小洲、十八地狱以及五趣六道都看得清清楚楚。大英雄嘉察协噶等死去的众勇士也出现在镜中”。格萨尔通过宝镜让活着的人们看见战死的岭国将士在天界的美好生活情形，以此来激励岭国将士的斗志，凝聚被晁通搞乱的人心。格萨尔还有一个显像魔盒，与宝镜有类似功能，能够“幻术般地将天界、地狱、四洲的情况一一在众人面前显现”。
       穿透阻隔的空间，看见远方真实情况，人类的这一幻想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的启发，一是梦境，二是水中的日月星辰、高山流云。梦境可以呈现遥远地方的情况；水中的日月星辰、高山流云倒影可以呈现遥不可及的事物。这种心力所思的现象转化到生活中的某个器物上，便落实到了镜子上，因为它最符合呈现事物情景的特点。于是，人们便幻想出一面宝镜，可以呈现目力不及的心念对象。所谓科幻，往往带有预见性，经过时间或可以成为现实。宝镜在今天就已经变成了现实，电视、手机中的视频大概就是当年人们幻想的宝镜。不过，格萨尔的宝镜能够打开灵魂世界，接通人们常说的“阴阳两隔”世界，这在目前还是很魔幻。
       第三，隐身想象。《格萨尔》史诗讲述了岭国的英雄晁通具有一种十分奇特的本领，即他能够“修持”出一种“隐身术”，将其别在耳朵上，就可以隐身；把隐身木绑在送信的大雁身上，大雁也可以隐身，不被敌方发现。在降边嘉措和吴伟根据扎巴艺人说唱本编著的《格萨尔王全传》第四十三回，讲述晁通秘密投靠来犯岭国的卡契人时，他利用隐身木到了卡契兵营；第四十七回讲述晁通为了偷来松巴国公主给小儿子完婚，“把隐身木戴在耳朵上，脚上捆了张能神速行走的鱼皮”，神不知鬼不觉到了松巴国。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格萨尔文库》第十五册《卡切玉宗》里，也讲述这位超同王“佩上名叫‘风轮’的隐身木，骑上名叫古古饶宗的罗刹马，快马加鞭，直奔卡切军营时，谁也没看见他”。这一魔幻叙事科幻价值极高，至今仍然是未能攻克的科技难关。从理论上推断，隐身即隐形，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与环境同化实现隐形，类似于变色龙，在色彩上随时与环境融为一体，不易察觉；二是移动速度超级快，人的视觉根本无法捕捉到。除了这两种思路，可能还有其他思路。《格萨尔》史诗讲述的“隐身木”可能就是一种思路，史诗没有讲述如何隐身的细节，只是说晁通能够“修持”成一种隐身木，似乎是一种很便携的工具，正如《格萨尔王全传》第四十六回讲述，格萨尔召来鸿雁，把晁通修成的隐身木“绑在鸿雁的脚上，让它们送往雪山国”，由接应的人送给被敌人俘虏关押的将领，他们戴上隐身木即可逃脱。照此叙述推断，隐身木似乎可以发射出屏蔽物体的能量，使肉眼无法再看见。
       第四，随意念行止的“手杖”。《格萨尔王全传》第四回在叙述格萨尔幼年与其叔叔晁通的矛盾时，讲述他征服了给他下毒的叔叔晁通，并消灭了其叔叔晁通派来陷害他的黑教术士，获取了晁通家珍藏的“一根天上的魔鬼献给象雄黑教贤人的手杖”。这根手杖非同一般，人骑上它后，它可以随着人的意念带着人行止，想飞奔就会飞奔，想停下来就会停下来，想左转即左转，想右转即右转……总之，就是达到了“人与手杖合一”的境界。这种想象其实也十分科幻。据说，电脑屏幕已经可以根据人的眼睛注意情况分析判断人的意念，从而实现无鼠标操作。可见，计算机已经可以联通人的意念，假如把“手杖”转化为运动工具，比如摩托车、汽车、飞行器等，把这些工具装上联通人的意念的计算机，“黑教贤人的手杖”似乎就可以生产出来了。尽管《格萨尔》史诗中的一些魔幻想象，当初可能只是人的愿望，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在梦想成真的时代，有些愿望正在变成现实。
       总之，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格萨尔》史诗中的科学幻想有些已经变成现实，令人佩服古人的预见性；而有些却依然闪耀着超前的智慧光芒，具有科学启蒙价值和令人神往的魅力。

二、科技：神奇和魔幻叙事中可能隐藏的“黑科技”

       《格萨尔》史诗的有些魔幻叙事可能是当年的“黑科技”。所谓“黑科技”，特指极少部分人掌握的、超越了当时社会一般知识范围的认知能力或技术力量，以及一些秘密传承的独特神秘技能。今天看来，史诗的大量神奇魔幻叙事中，有些带有明显的科学技术发展依据，或是比较容易解释的专有知识技能，它们不像科幻事件那样，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完全不可能成为现实，只能是一种智慧形态的想象。而所谓“黑科技”，是超越了当时社会一般知识范畴的极端先进的技术或认识能力，即它不是虚幻的，是真实存在或从科学技术发展史角度看可能存在，只是处于秘密状态，只被极少数人掌握。下面不妨列举几例《格萨尔》史诗中的“黑科技”，稍加讨论。
       第一，《格萨尔》史诗的某些神奇魔幻的叙事背后，最有可能是利用了火药。《格萨尔》史诗最初的产生年代虽然目前理论界尚无定论，但史诗的大量叙事细节表明，英雄人物格萨尔极有可能生活在汉代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火药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应该是至少在先秦时期就被一些道术家在炼丹中发明出来，曾长期作为一种“黑科技”处于神秘状态。《格萨尔》史诗的一些魔幻、巫术叙事，显示的正是火药的威力，表明火药很早被极少数人用于军事。试看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百热山羊宗》所述，“四母超同王和嘎德二人，不分昼夜地修持”成功反击敌人的“垛玛”后，经过一番巫术做法，“将那垛玛如射箭一般抛向敌方，只见这垛玛发出巨大的火焰，落在了阿琼喇嘛禅修的禅洞上方，顷刻间就将三百名苯布巫师及以米萨为主的百余名红缨军骨肉焚灭，没有留下一点痕迹，阿琼和热扎西达亚美二人也被巨大的震荡震得昏厥过去”。从这段叙事来看，“垛玛”是岭国大将、巫术本领非凡的超同会同嘎德修持成的一种能量巨大的巫术神力，从其使用的效果看，超同所谓“修持”巫术法物“垛玛”，其实是在炼火药。因为只有火药能够发生这种爆炸威力，“发出巨大的火焰”，将数百人“焚灭”不留痕迹，把敌方将领“震得昏厥过去”。类似的魔幻叙事在《格萨尔》其他版本中也能看到。比如，在降边嘉措、吴伟根据扎巴艺人说唱本改写的《格萨尔王全传》第四十九回讲述道：“米努国的上师聂布带着五百弟子在一座红色城堡中修炼施食，准备向岭国抛出去。这天晚上，只听一声炸雷似的响声，随着一道红光，红色城堡就没有了踪影。”巫术中的所谓“施食”，原本是供奉鬼神的祭品，由巫师调制和施了法术后可以产生意想的法力。《格萨尔》史诗的魔幻叙述中有大量巫术，透过其魔幻性，往往可以找到科技的利用本质。众所周知，火药是从道士炼丹这个神秘道术中派生出来的副产品，而道教是中华古代原发性的比较古老的文化之一；巫道术士掌握了火药技术后，长期利用其神奇的威力神化自己，获得社会地位。联系炼丹道术与火药这个背景，看《格萨尔》史诗中讲述的“一声炸雷似的响声，随着一道红光，红色城堡就没有了踪影”这个“修炼施食”过程中发生意外的巫术现象，再联系米努国与岭国大战在即的背景，基本可以推断出所谓的“修炼施食”巫术，其实就是炼制战争物资火药。火药在春秋战国时已经被发明出来，一些巫道人士很早将其用在军事上十分可能。格萨尔很可能就是一位掌握了火药技术的人。在降边嘉措、吴伟的《格萨尔王全传》第四十八回讲述格萨尔征战松巴国，松巴国大将琼纳巴瓦武艺非凡，岭国大将丹玛也敌不过他。当冷兵器不行的时候，热能量就派上了用场。格萨尔向琼纳巴瓦射出一箭，“那箭带着一团火舌，发出一声轰响，自动飞向魔臣琼纳巴瓦，把他射成齑粉，又一丝不剩地飘向空中”。格萨尔射出的看似是神箭，很魔幻，其实就是带着炸药的箭。
       从神秘的施食巫术和格萨尔的“火箭”可以看出，青藏高原上很早就有一些擅于所谓巫术的人，其实是掌握了很独特的技术，开始运用火药。火药这种威力无比的神器在青藏高原上很早被使用，这一点足以说明，高原上的氏族或部落中的个别能人或神人，很可能就是中原地区人们传说的擅于巫道炼丹之术的人。这些最早掌握了火药技术的所谓巫术大师，凭借独特的非凡技术本领被一些氏族部落举为王，或以巫师身份掌控一些邦国，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由于地理位置紧密一体的关系，一些先进技术和本领会在青藏高原和中原地区之间传播，这是毫无疑问的。火药作为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其利用自然会在百科全书式的《格萨尔》史诗中有所表现，其表现为巫术和魔幻形态，恰恰证明《格萨尔》史诗产生在火药技术虽已诞生，但仍处于运用不普遍的“黑科技”状态时代。这个时代肯定不会晚至宋代，因为宋时火药的运用已经比较普及，民间出现放鞭炮的习俗。从《格萨尔》史诗把火药技术叙述成一种巫术神力来看，剥掉其魔幻面纱，其中显然隐藏着中华古代科技文明，其从技术共同体角度显示了史诗具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火药的魔幻叙事虽然不是在所有的《格萨尔》史诗版本中出现，但毕竟在多个版本中出现过。鉴于史诗说唱艺人存在神授等神秘传承现象，目前尚不能彻底揭开其记忆之谜，而火药又是确凿无疑的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因此基本可以判定，史诗对火药的记忆是真实的历史。尽管这种高科技在当时的运用十分神秘，被叙述成魔幻状态，但这只是当时人们对尖端科技的一种认知。
       第二，史诗中关于人具备神奇力量的叙述内容很丰富，有些是对先进技术的隐晦表达，有些表现为独特技能或专有知识和生存经验。比如，关于捕获千里宝驹的叙述，格萨尔纵使是天神下凡也在捕马方面无能为力，需要他的未婚妻和母亲帮助。珠牡通过唱赞马词辨识出宝驹，这基本上是一种独特的识马技能和经验。识得宝马后，再由格萨尔的母亲协助捕获和驯服宝马，这显然也是一种很专业的技能。像这种对人的神奇力量的叙事，史诗中有很多例子，基本上可以看作某人掌握了一些独特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不为一般人所知，因此显得很神奇，似乎是神力，因而有些魔幻。
       晁通就是一位掌握了较多神奇技能的人，有些是巫术，有些也未必是巫术。比如，晁通为了给自己的小儿子成婚，远赴松巴国偷公主，他偷公主的技能是会用笛子吹神曲引诱人。他的笛声一响，公主便受到召唤，等到黄昏公主出来煨桑时，他躲在神山上再用笛音把她迷惑吸引过来，然后捆绑起来背着逃回自己的城堡。这种用音乐迷惑人的叙事，中外神话和历史故事中都有。汉语的“四面楚歌”这个成语，讲的就是利用音乐瓦解军心，本质上就是让独特的声音发挥预想的作用。古希腊神话中也有用音乐解决问题的叙事。相传，“大地母亲盖娅和塔尔塔洛斯结合，生下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强大的一个孩子——提丰（Typhon）。他一会儿是神，一会儿又是妖怪，有一百个蛇头，每个蛇眼都喷着火焰”。他和宙斯决战时，打败了宙斯，抽掉了宙斯的筋。奥林匹斯山的诸神见硬拼胜不了这个具有洪荒之力的神怪，就决定智取。“他们让心灵手巧的卡德摩斯用笛声催眠了提丰，提丰被美妙的笛声打动，要卡德摩斯做他的御用歌者，卡德摩斯就索要宙斯的筋腱，说这是做琴弦最好的材料。”提丰在音乐的迷惑下，送出了宙斯的筋腱，而且在音乐中沉沉入睡，等他醒来，已经被重新装上筋腱的宙斯用雷电笼罩了。可见，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是用音乐这种独特的文化巩固了他们统治世界的秩序。音乐能够让人或神怪着迷到忘我境地，或不自觉被操控的状态。这似乎很神奇，其实，从文化的魅力角度去解释，基本可以说通。像“四面楚歌”，就是利用乡音唤醒人们的思乡之情绪，以伦理之柔情化解铁石心肠的杀伐力量。晁通吹奏的所谓神曲，可能就是松巴国公主或松巴人普遍喜爱的“乡音”，这背后隐藏的就是晁通掌握了松巴音乐文化并能够用笛声表现，从而巧妙地利用公主年少的好奇心，吸引来公主并将其偷走。人类很早就懂得利用笛子发出声音诱捕猎物。在红山文化遗址和河姆渡文化遗址就有骨笛、骨哨、竹笛发现，它们基本上是打猎时用来吹奏出模仿某种动物的声音，以吸引来动物的工具。这种技能最初应该是许多人会，后来逐渐只有少部分人会，于是就成了独特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所以，一定意义上说，所谓巫师，就是会某种独特技能的人。用笛音迷惑人，从巫术的角度也能解释通。比如，有关于印第安人的文献说：“在苏人族那里，主要把驼鹿看成是最具催欲力量的动物。这种鹿的潜在力量集中在它的角上，那里也蕴藏着所需的药物。为了能够利用鹿角中的催欲物质，巫医就必须用鹿角雕刻出一支笛子来，这种笛子外表很像是一个张着嘴的鸟头，可以很大。姑娘听到巫医的笛声，就会从家里出来跑向笛声，它是无法抗拒的，因为这种药物的威力十分强大。……这种催欲魔法形式传播得很广。除了笛子，奇佩瓦人也使用鼓声。”据此判断，晁通作为岭国法术高超的巫师，应该也会这种“催欲笛音”巫术。
       晁通不仅会吹魔笛吸引松巴国的公主，他还会一些魔术、法术等，比如口喷火焰，这个今天很好解释。他还会“修隐身木”，能“修炼”出一段小木头，别在耳朵上，别人就不能看见他，他就把自己隐身了。这个就很科幻，十分神奇。人类至今还没有发明出这样高端的科技产品。晁通还会“修避火法”，在大火中也毫发无损。这个似乎今天在科技上已颇有成果，像一些耐火、阻火、耐高温材料、保温材料等。晁通还有一个“黑科技”，就是用一块鱼皮，将其绑在腿上，能够奔走如飞，一天走十几天的路程。这基本上是一种迁移想象，就是看到奔腾的江河，鱼顺水而下，行走如飞，从而联想“鱼皮”能助人快速飞奔。在快速飞行方面，今天人类已经达到进入宇宙太空的状态，“鱼皮”之力已是小巫见大巫。
       第三，《格萨尔》史诗中不少人具备一些非凡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也有一些神秘本领，显得很神奇。比如，珠牡和梅萨都会用健忘酒，分别多次用这种酒把格萨尔滞留在自己身边。所谓“健忘酒”，应该是利用了一种神奇的草药或其他药物加入酒中。梅萨也曾将其拌入饭里，给格萨尔吃，让他忘了从北魔返回岭国。从中药很早就比较发达和史诗中女性善用“健忘酒”的叙事来看，它似乎是一种只在女性中传播的古老秘方，可能与母系社会女性控制男性有关。有资料显示，“1676年英国军队为征服野蛮的红种人，开往维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时，他们曾被警告要警惕新大陆植物的威力。军队的厨师接受了熟悉当地植物的印第安人的建议，制作了一道沙拉，用的是长有带刺果实和漏斗形花朵灌木的叶子”，即曼陀罗花，结果出现了很怪异的事件。“有些人吃得很多，于是出现了奇怪的后果。好多天他们的行为就像是真正的弱智。有人把羽毛吹向空中，也有人把草秆扔来扔去，第三个则全身赤裸像猴子一样坐在角落里傻笑，试图拔掉什么，第四个温柔地亲吻和抚摸同伴并做出怪相。如果不是把他们抓住绑起来，他们完全有可能在这个疯狂的状态下自毁；……他们还表演了一系列幼稚的傻事，十一天后才恢复正常，却根本记不起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这段资料来看，健忘药是的确存在的。至于格萨尔的王妃珠牡和梅萨是否也是用曼陀罗花制作了健忘药，有待研究。从美洲印第安人是中国商朝时的殷人移民这一说法看，制作健忘药的秘方可能在商朝时已被一些中国人掌握。
       史诗中叙述的人的非凡本领五花八门。像白帐王对鸟的役使，能够操纵乌鸦、鸽子、孔雀、鹦鹉，并可以与乌鸦对话；珠牡能够与动物、飞禽进行言语交流，利用鹤、狐狸、喜鹊给格萨尔送信；格萨尔可以进行神变幻化，类似于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还多次利用小蜜蜂通风报信；晁通曾经被敌方巫术变成一头小象；依靠梦示感应传递信息等。类似这些通鸟语和蜜蜂语、役使动物、人与动物互变的想象，在民间传说、古代神话中较为普遍，是万物有灵、动物崇拜等神话思维的自然表现。其中，通鸟语或役使某些动物，就是独特的神秘本领。关于梦示感应，一直是心理学、脑科学等研究的话题，信息科学说的量子纠缠也许是一个解释思路。这显然又有些科幻。可见，《格萨尔》史诗的魔幻叙事，并不都可以清晰地划分为科幻、隐秘科技或神秘独特本领，有些内容是混杂的。比如，通鸟语、识宝马、役使某些动物、用健忘药、使用魔笛等，这些基本上是独特神秘的本领，其中的健忘药就具备了一定的隐秘科技成分。隐身木、避火法术和疾行鱼皮，在历史语境中是巫术，从现实语境看又具备科幻价值，像避火法术在今天已经是材料科学可以做到的科技能力，疾行鱼皮本质上追求的快速行走也变成了现实。

三、文化软实力：舆论控制、心理暗示以及集团力量整合中的伤痕弥合术

       《格萨尔》史诗的神秘魔幻叙事中，梦示和神示占了大量内容。这些梦示和神示看似十分荒诞，在整个史诗的叙事中，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附加的“非现实”元素，除了推动情节发展，给史诗带来神话品质外，似乎再难发掘出新的“用途”。然而，恰恰是这种“非现实”元素，当我们将其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发现它们应该原本不是我们今天认为的神秘魔幻的东西，而是实利的、功用的，堪称文化软实力，能够发挥舆论控制、心理暗示功效。史诗中的巫术叙事也是一种神秘魔幻因素，其中的消灭寄魂物叙事，明显带有舆论引导、心理暗示作用。另外，《格萨尔》史诗中还有一种十分荒诞、魔幻的叙事。比如，姜岭大战中，姜国萨当王的离奇死亡，它以神示形态出现并最终成为现实，其魔幻叙事十分另类，基本上可以看作是“遮丑布”，即对集团力量整合中血淋淋的政治斗争的一种掩盖。作为一种对历史的叙述，在遮掩真相的同时，发挥了部落联盟伤痕弥合社会治理功效。下面结合史诗的具体叙事事例简要分析。
       第一，大量的梦示和神示是氏族部落权威化决策的手段。《格萨尔》史诗有大量神示或梦示叙述，几乎每一次降妖除魔的重大决策和征伐战斗中的具体谋略，包括格萨尔赛马称王这样的部落内部斗争策略，都不是人为的成果，而是神示或梦示指引的结果。神示或梦示作为一种反复、大量出现的叙事现象，透露了早期人类群体生活中决策的权威化创造秘密。正如巫术的神秘性一样，早期人类为了统一行动，或为了选择行动方向和行动方式，往往借助外在的神秘力量来提供决策依据，占卜的盛行是这种历史情况的最好解释。所谓占卜，其实就是一种决策选择，早期人类长期将其神秘化，本质上是为了使决策权威化。《格萨尔》史诗也有大量占卜叙述，但更多的是神示或梦示；特别是神示，主要用于岭部落和格萨尔王。可见，史诗中的神示或梦示可能是岭部落的一种政治智慧，原本是氏族部落调动内部力量并将决策权威化的一种手段。
       众所周知，游牧氏族部落并不是一个权威化的社会治理集团。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所述匈奴人的情况：“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有，不知礼义。”“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虏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趋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司马迁对匈奴人习性和生活方式的概括，基本上道出了游牧民族的普遍状态。从《格萨尔》史诗的叙述看，岭部落的各个氏族集团基本是一个比较宽松的联盟集团，其社会结构也非中原王朝那种王权绝对权威化模式。也就是说，格萨尔王作为首领，并不拥有绝对权威可以支配各个氏族部落，这可以从他与达戎王晁通的关系看得很清楚，岭部落内部时不时发生内讧也能说明其联盟的松散性。在这种松散的联盟中，首领如何发挥有效的领导力，使自己的决策变成整个部落联盟的意志？在神灵信仰背景下，恐怕神秘的神授旨意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所以说，史诗中大量的神示和梦示叙事，暴露了当年岭国的部落政治模式，神示或梦示是格萨尔王发挥领导作用、统一部落行动的方式和手段。进一步明确地说，它是格萨尔王深思熟虑后编造的一个借口，假借天神的言说，或言天神如何托梦，为自己的决策涂抹上神性的权威化色彩，也就是利用人们对神的迷信，来统一人们的行动。这其实就是一种舆论控制和心理暗示，是开发和利用文化软实力治理社会的早期实践。像总管王在格萨尔出生前给岭部落人们讲述的梦，既可以看成是天人感应，即英雄诞生的一种吉兆；也可以理解为舆论引导和心理暗示，即所谓的日月同辉一类的梦，可能是岭部落中的智者出于氏族部落生存发展需要，精心编造的故事，目的就是为氏族部落英雄制造舆论，用心理暗示引导人们认同王者。所谓的梦示和解梦大会，其实是治理社会的一种文化行为，梦的传播发挥了文化软实力效应。
        《格萨尔》史诗作为一个叙事有机体，神话元素已经有机融入故事中，神示和神的各种参与人间事务的活动与氏族部落的生活完全融合在了一起，从而形成所谓神话史诗。这种人与神共处的混沌状态，表明神示或梦示与解梦可能就是当初岭部落人们的真实生存状态，部落首领都被认定为是能够与神沟通的人。正如雅隆部落在天墀七王时代，人们相信王能够通过天绳回到天上。由于原本就有这样的人神混合共生状态，艺人们在传唱时再不断加以完善，使神示或梦示更加完美无缺地附加到故事情节中，形成了天衣无缝的魔幻故事。神示或梦示尽管在史诗中反复出现，几乎成为推动情节的一个主导元素，但由于它不只是简单地预设故事发展方向，还包含着谋略、智慧。因此，从阅读接受角度看，它已经超越了原初的神化决策、统一人们行动意志的巫术意义或领导艺术价值，更具备了赞美谋略、美化决策的作用。也就是说，原初的神示或梦示是借神之力权威化人，这应是历史生活原貌。后来经艺人们艺术化的神示或梦示，不再需要权威化决策人，而是将决策神化，通过把大量的决策神化，进而实现推崇决策智慧、膜拜英雄的目的。这样一来，史诗中的格萨尔似乎成了一个被神操控的人，他本人或其作为一尊与人亲近的小神，并没有什么韬略，只是因为天神下凡，与神相通，处处能得到各路神的帮助而已。这应该是史诗神化后对历史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背离。可见，神示和梦示在叙事上其实有两面性。一方面能够神化和权威化决策，另一方面又由于神直接参与俗世生活，使俗世中的王者成了神的傀儡，其原本的英雄光芒、智慧才干大打折扣。
       第二，史诗中消灭寄魂物的巫术叙事带有明显舆论引导、心理暗示作用。《格萨尔》史诗有大量战争或所谓降妖除魔叙事，在战争或除魔过程中，格萨尔和岭国将士往往会遇到一些劲敌，战胜对手的办法基本是先从消灭对方的寄魂物着手，这无疑是一种巫术行为。寄魂物存在的基础是相信万物有灵，灵与肉可以分离。“弗雷泽认为，在原始人的观念中，灵魂还有一个特性，即它可以移居到另外一个躯体内，也可以暂时寄附在其他动物、植物乃至无生物身上。灵魂寄附不仅是可能的，有时甚至是必需的，这样才能够使它免遭不测。”万物有灵观念是古代人类普遍的信仰，灵魂寄附习俗也曾在许多民族中普遍存在，至今在藏族、普米族生活的一些村落，仍然有寄魂山供奉习俗。巫术信仰与灵魂寄存习俗虽然至今仍有存在，但已经不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回顾人类走过的历史，从文化的角度也许可以概括为神话时代、巫术时代、王权时代、民主时代四个时期。第一个时代是神话时代。作为人类的起始阶段，正如人们今天所知的世界各民族的神话故事，都是些口传文化，人神同在，或基本上是神魔传说。神话时代人类基本上物我不分，只有懵懂的一点存在意识，大概还没有从动物世界和自然界分离出来。所以，古希腊神话虽然有了性别区分和家庭群体，但秩序混乱，诸神性情残暴，各为私利，夫妻相残，父子为害，偶有兄弟姐妹或母子相助。第二个时代是巫术时代。人与神分离，开始产生王，但王不能独立统治世界，需要借助巫的力量，因而存在巫师，巫师负责召唤神归来指引人、安抚人，当然也包括协助王。早期的王基本与巫师合为一体，后来巫师成为王的助手或辅佐人，专门负责有关神的事情。巫术时代在口传文化基础上，开始出现占卜、结绳记事、刻木记事、图画记事以及文字和符号等物质记事手段，王因为能与天或神沟通，具备超凡品质，因而常常被神化为英雄。第三个时代是王权时代。文明比较发达，王权逐渐居于世界中心地位，但同时产生了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宗教，给人类带来精神向往。第四个时代是民主时代，基本上与工业化、城市化时代相对应。对照《格萨尔》史诗的内容和这四个时代的特点，格萨尔应该是生活在巫术时代。
       《格萨尔》史诗叙述的是青藏高原上人类处于氏族、部落时代的社会生活，从史诗叙事反映的邦国林立、氏族部落之间或结成联盟或相互征伐以及苯教巫术盛行等情况，对照吐蕃王朝的赞普历史传说，基本可以判定《格萨尔》反映的历史时代至少应在雅隆部落强大之前。因为，随着雅隆部落的崛起，青藏高原的历史逐步聚焦于吐蕃王朝，已经不可能再有格萨尔开创英雄业绩的空间。正如盛唐之前有秦汉一样，吐蕃之前有格萨尔大王在青藏高原上创造了伟大业绩，短暂整合过许多邦国，这种可能性基本符合历史演进规律。根据《红史》对藏族早期历史时代所做的记载：一是猕猴时代；二是玛桑九兄弟时代，九兄弟具体包括：夜叉、魔、怪、龙、赞、天神、木神、鬼、妖；三是12小邦，25小邦，40小邦等。由此进入赞普统治时期。据此推断，《格萨尔》史诗反映的现实生活应该是由众邦国时代进入赞普时期的过渡时代。这段历史时期究竟能对应到中原王朝的哪段历史时代，还需深入研究。从汉代巫蛊之术盛行的情况，综合其他历史因素，联系《格萨尔》史诗大量的巫术信奉和魔幻叙事，格萨尔应生活在紧邻汉代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另外，根据《格萨尔》史诗起源于“仲”（口述故事）和“仲”是吐蕃王朝早期治理国政的手段这一说法，讲述史诗可能是早期人类在氏族部落时代用来识别身份的一种方式，它是氏族或部落的一种集体记忆，即史诗早期是部落的“族群记忆、母语文化、传统知识、民间习俗、宗教信仰和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因此，史诗既具有“史”的因素（族群记忆），也具有“诗”的因素（魔幻性，由早期人类的万物有灵思维方式决定），这是《格萨尔》史诗魔幻性叙事的成因，也是其神话背后能够揭秘历史真相的原因。
       按照弗雷泽在《金枝》中对巫术的研究，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可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前者可称之为‘相似律’，后者可称作‘接触律’或‘触染律’。巫师根据第一原则即‘相似律’引申出一种假定，即他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从第二个原则出发，他断定，他能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身体之一部分。”基于相似律的法术被称为“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基于接触律或触染律的法术叫做“接触巫术”。在《格萨尔》史诗中，消灭寄魂物的法术完全符合“相似律”或“接触律”，是典型的顺势巫术、模拟巫术，或接触巫术。比如，在远征霍尔营救珠牡的过程中，格萨尔在霍尔卦师吉尊益西的指引下，先在雪山找到了霍尔三王的寄魂牛，变成一只大鹏金翅鸟，闪电般落在黄野牛身上，砍掉了它的一只角，接着又砍掉了白野牛和黑野牛的一只角。白账王、黄账王、黑账王三兄弟，自从寄魂牛被砍去一只角后，都得了重病。这种魔幻叙事隐含着“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因为寄魂物承载着人的灵魂，某个人的寄魂物与其存在相似性，属于“同类相生”，伤害其寄魂物等同于模拟伤害其本人。这个魔幻叙事也符合接触律。当格萨尔无法接触到白账王时，可以先通过接触其灵魂寄居的“白牛”，通过伤害“牛”实现对人的伤害。就故事而言，巫术行为是一种情节铺垫和气氛渲染，暗示了最终要发生的结果，增加了神秘性。在巫术盛行的时代，巫术活动应该是一种舆论控制和心理暗示行为，能够为想要的结果提供自信心一类的心理能量和外在的肯定心理支持。由于相信巫术的力量，每当格萨尔实施了巫术后，他便增强了战胜敌人的自信心，同时，对岭国将士也是一种心理暗示和舆论引导，他们深信巫术已经发挥了作用，敌人已经是必然可以战胜的对象。
       根据降边嘉措的《格萨尔王全传》，另有第十四回降魔救梅萨王妃、第二十二回征服门国、第四十一回消灭魔头祝古王宇杰托桂、第五十回征服女王达鲁珍、第五十四回拯救阿里消灭魔臣、第五十八回远征伽域，都叙述了先找到寄魂物并消灭或破坏之，为降妖除魔创造条件。尽管如此众多的消灭或破坏寄魂物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在性质上都属于巫术活动，即都按照“相似律”或“接触律”，发挥了施术者想要的效果，产生了巫术所希望的心理暗示和舆论引导与控制作用，进而产生自信的心理暗示或制造出舆论支持效应。比如，第二十二回征服门国的过程中，格萨尔原本是满怀忧虑，有一定的惧敌情绪。天母适时出现指点迷津，格萨尔大王获得降魔秘密后，深入敌后的南方玉山山麓，找到辛赤王和门国英雄古拉妥杰的寄魂物“毒蝎和乍瓦”，并射死了它们。“门域的国土上立即出现了各种灾象……辛赤王因为寄魂的毒蝎被射死，已经失去往日的精神”，门国英雄古拉妥杰则“由于射死了寄魂的乍瓦……失去了灵性和魔性”；而岭国将士从此勇猛无比，所向披靡。这种叙事显然具有神秘性，离开巫术思维，很难找到合理性。而巫术的结果是产生了鼓动人心、激励斗志作用，即发挥了舆论引导、心理暗示社会治理效果。
       第三，有些魔幻叙事对真相的掩盖及其文化构建意义的社会伤痕具有弥合效应。《格萨尔》史诗的大多数神示具有预设情节发展功能，神示本身虽然魔幻，但是，神交代的事情本身并不都是魔幻的，有些只是办事或出征的用人安排，由神来说出，大概就是为了使决策权威化。史诗中也有一些神示，其内容十分魔幻，可能隐藏着不便言说的真相。比如，姜岭大战中，姜国萨当王被消灭的具体办法，就是由格萨尔在天界的姑母贡曼杰姆“神示”的。从史诗的叙述看，这个神示比较奇特，十分魔幻，甚至可以说令人费解。按照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格萨尔文库》（第九册）的叙述，天神的“神示”唱词大意说：姜国的萨当王本领高强，“没人能跟他匹敌”，岭国将领“即使当面敢厮杀，要想取胜也不易”。所以，天神贡曼杰姆预示了很魔幻的方法：“可把赤兔大骏马/变作一颗檀香树/四叶放光白头盔/三界降敌牛角弓/寒凉避雷大铠甲/三百枝箭在其中/变作树上枝和叶/这树让生三沟外/一条大谷沟口上/树上众多神鸟落/啼叫各种悦耳声/之后继续往前走/大王不可现真身/要让大地长满草/上面成群飞蜜蜂/这事你要记心中/姜国萨当大王他/必先来到湖边上/在那圣洁神湖里/天女作伴来沐浴/雄狮大王路过时/天女洗浴仍继续/趁他喝水两三口/变成一条白腹鱼/看看有没有机会/钻到萨当指缝里/若不能钻指缝间/再变一条侧身虫/融入其身五光中/在那一束光线处/摇身变成千辐轮/左转右转转三遍/将心搅成血肉浆/所有命脉都搅断/搅碎五脏与六腑/让他灵魂离肉体”格萨尔按照这段神示，如法炮制，“来到姜国毒海右角、铜山红路左侧的十八条鹿面大道上，把赤兔马变成一颗檀香树，把盔甲和武器变为树上茂密的枝叶，令人无法想象。……圣主制敌大宝王把自己变作一只身段细长的青色蜜蜂，直向姜国方向飞去。此刻，姜国萨当王坐骑阴暗风翼魔马，带领三十万姜兵，分三路赶来。到了姜国玉镜湖边，湖中原先有三位龙女，每每侍奉姜王洗浴身子。这一天，萨当王因为害怕格萨尔大王会变成三位龙女，所以没敢下湖沐浴。他想在湖边喝上三口湖水也就可以了。格萨尔大王变作一条白腹鱼，正想钻进萨当王的指缝里去，却未成功。于是又变作一条侧身虫子，混入姜王老贼的第三口湖水中被吞下肚去。在其心脉间，格萨尔又变成千辐铁轮，左转右转，转了三次，把萨当王的命脉，犹如镰刀割草一般搅碎。萨当王忽而起立，忽而栽倒，这样连续三次后，……眼巴巴望着岭国方向，用手一指，未能说出一句话来，便像老树栽倒一般气绝身亡了”。
       正如史诗中讲述的，天神的预言十分灵验，格萨尔只需依据神的安排行事，便万无一失、不出所料地完成了神的使命。这种魔幻、玄虚的故事自然可以娱乐逗笑，但是，笑过之后，人们不禁有疑问，《格萨尔》既然是史诗，魔幻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揭去史诗诗性的面纱，回到氏族部落斗争的血腥历史，这段所谓的魔幻叙事，显然是遮掩真相的烟幕。深挖魔幻叙事的实质，萨丹王属于非正常死亡，从受内伤而亡的情形来推断，大概是被投毒害死的。而一位邦国的王被投毒害死，肯定不是格萨尔变成一只小蜜蜂完成的；基本上可以判断，投毒者来自内部。《姜岭大战》的故事是史诗的核心内容，各个版本讲述的内容情节相似。情节上大概是先有姜国王发兵抢岭国的盐海，姜国王子作为先锋被岭将辛巴梅乳泽俘获，并被格萨尔招降，后有姜王被魔幻般消灭；姜王离奇死亡后，姜国王妃达萨曲珍不待臣下汇报便知晓了结果，且编造了一个传奇故事说：“我的经历不一般/一生分为三阶段/来生血肉之躯前/我往天国事平安/此生投入娘胎时/我就发愿跟岭王/一是僧姜珠牡女/二是达萨曲珍我/三是噶瓦曲珍女/四是超肖梅萨女/格萨尔十八王妃中/数我四人最美丽/另外十四名妃子/都是空行母化身”姜国王妃不仅制造了这样的舆论，还直接劝说姜国将领跟她一起投降格萨尔。最后，岭国征服了姜国后，姜国王子被封为“岭属姜地的大王”，姜国的王妃达萨曲珍和另两位小王子安然无恙地投靠了格萨尔。把这些叙事综合起来看，这里显然隐藏着氏族部落政权更替的一种模式，即姜国的王子被俘后无奈投靠了格萨尔，其母为了儿子们和自身的安全，出卖了丈夫，将其毒死。这里肯定有岭国的要挟，也有谈判，但最终能达成协议，权力顺利转移，姜国王妃肯定是关键人物。这样的历史真相实在是过于血腥和残酷，也过于违背家庭伦理，于是，人们便扯出一块“遮羞布”，编造了一个魔幻的故事，将其装扮成天神的预言，把血淋淋的历史真相遮掩得云山雾罩，神乎其神。这种遮丑手法在历史叙述中比较常见，比如，宋朝野史传说的“烛影斧声”，便被“金匮遗书”掩盖了；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中关于止贡赞普的神话，应该也是遮掩王族内部血腥权力斗争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弥合王族的裂痕，掩盖政治斗争的残酷。因为真相说出来实在是太难看了，只好编造神话将其涂改得面目全非，让人们到宿命和神的意愿中接受结果，过程就不必太追究了。
        《格萨尔》史诗中类似的掩盖真相的魔幻叙事比比皆是。比如，关于格萨尔来历的神话，各种版本大都说他是天神下凡，这显然是统治者的自我神化。史诗的大量叙事迹象表明，格萨尔出身低贱，是战俘女子奴婢所生，他的母亲根本就不是什么莲花生大师精心挑选、费尽心机从龙宫带出来的龙女，而是岭部落打仗时从郭部落俘获的“战利品”；按照惯例，女性俘虏一般会被收为奴婢；格萨尔年幼时母子曾被氏族部落驱逐就是他们身份低贱的证明。再比如，老总管关于英雄诞生的所谓“日月同辉”梦境，显然也是一种造神之举；史诗中精心编造的梦示吉兆与英雄诞生相呼应，其实就是一种舆论引导策略。中国历史上传说的所谓祥瑞故事五花八门，大都是为了粉饰太平或隐喻圣贤在世，往往具有舆论引导和公众心理暗示倾向。《格萨尔》史诗的这类叙事元素和叙事思维说明，其具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

       （原文刊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