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史诗二次创作的可能与准备
作者：意娜
来源：《格萨尔研究》2021—2022（合刊）
时间：2026-02-28 08: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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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格萨尔》史诗不得不面对当下各种二次创作的传播语境。对这一口头史诗作品而言，二次创作始终存在，并业已形成诸如仲唐、格萨尔藏戏在内的多种文化传统，因而面对新的二次创作形式，应有积极态度。本文呼吁学界主动参与这一进程，尊重《格萨尔》史诗自身表达的独特性，提炼基于符号、程式和默会知识（传统池）的文化素材，从史诗本身和已有文化传统两个维度助力广大创作者创作出人民满意的《格萨尔》史诗二次创作作品。
关键词：《格萨尔》 二次创作 文化素材
二次创作，有时也在网络上被简称为“二创”，指的是在现有的文艺作品基础上进行再次创作，产生新的文化衍生产品，包括了文学、影视、舞台表演、美术，以及其他授权的实物或者虚拟的文化产品。如今在中国的网络文化中，“二创”有时特指短视频平台对正式发行的电影、电视剧进行剪辑创作的短片，因而我在此文中使用未缩写的“二次创作”来与之进行区分。这一概念涵盖并超过了过去常说的“改编”，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形态更加丰富，过去常用的“改编”已经不足以概括如今传统文化资源在版权、著作权和表现形式方面的丰富性。
《格萨尔》史诗除了艺人的演唱，原本就已经有了许多二次创作，这些创作由于产生较早，又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如今也已经成为了“传统”。仲唐，即格萨尔唐卡即是一例。学界已有的共识是，仲唐的产生晚于格萨尔说唱，是说唱艺人用来辅助自己说唱的工具①。如今，视觉化的《格萨尔》人物形象和故事已经成为跨语言介绍《格萨尔》史诗的重要方式，仲唐本身也成为了“国宝”。大量明清时期的仲唐成为研究《格萨尔》史诗传承的重要物质载体。在传播领域，比如在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节目中，就是以藏于四川博物院的11幅仲唐作为该博物馆唯一展示的镇馆之宝，并作为介绍《格萨尔》史诗及其说唱传统的重要媒介。与格萨尔唐卡相似的格萨尔美术类二次创作的传统还有彩绘、石刻、雕塑等传统艺术。
另一种也已经成为了重要传统的《格萨尔》二次创作类型是《格萨尔》藏戏。现有的共识是《格萨尔》藏戏诞生在德格竹庆寺，由白玛仁真土登·曲吉多吉编创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马背格萨尔藏戏、女子格萨尔藏戏团等不同的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藏戏全面复苏，《格萨尔》藏戏以一种较为忠实于说唱唱腔和情节的形式重新传播开来，在近年来还多次到北京、上海等地交流，甚至参加了“大凉山国际戏剧节”等专门的戏剧节庆活动。
此外，专业院团、机构和民间人士也一直在试图将《格萨尔》史诗二次创作为动漫、影视剧、舞台剧、游戏等。这些尝试，已经为《格萨尔》史诗的二次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珍贵的经验，使得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语境下，对《格萨尔》史诗的二次创作进行专门思考成为可能。
以声音为主的史诗演述，用不厌其烦地比喻与描述，呈现给听众充分的艺术想象空间，这是《格萨尔》史诗独特性的第二个方面。比如在《赛马称王》中，在说唱版本里最具有艺术魅力的部分就是对骏马和特点的描述，除了情节上着重描述了对“灵烈骝”的寻获过程⑥，还在说唱中借珠姆之口逐一介绍每一位勇士和他们的坐骑。在色达耶吾布美藏戏团的《赛马称王》中，依然原样保留了这些描述。而这一切在其他辅以视觉展示的文艺样式中，很难依样实行。只需要将这样的马匹用镜头呈现出来，就完成了在说唱中一整段的描述，但是观众是否能像说唱史诗的听众一样把注意力放在对马的描述上，却很难确定。一方面，在镜头和画面的表现中很难专门强调马的形象以及不同马之间的细微区别；更重要的是，这涉及到《格萨尔》史诗独特性中的第三个方面：本土默会知识的感染力。
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也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难以言传的知识，这类知识不是不可说的神秘经验，而是很难用语言来充分表达的常识和共享的知识。本土默会知识既包括了属于本土经验的地方性知识，也包含了非知识性的区域性共识。比如对于骏马的关注和审美，以及体悟骏马与骑手之间独特的情感羁绊，往往只有有过牧区生活经验的人才会理解和共享。当《格萨尔》面对城市和农业地区的观众时，与骏马有关的描述只需要点到为止，更多的内容也无助于表达。
传统的史诗说唱具有四个主要的功能：仪式认同、大众娱乐、启蒙教育和艺术审美。一位史诗说唱艺人，承担着创作者、表演者的角色，某些艺人还在重要仪式中承担角色。情境指史诗存续的文化生态。传统史诗说唱存续的情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从前几年曾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优秀实践名录的青海果洛甘德县的德尔文村体现得尤为明显。随着生活方式从游牧转为驻牧，村民的生活和娱乐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17年，德尔文部落艺人班玛桑吾就已经提出说唱艺人的年龄断层，年轻人不愿意深入学习史诗说唱，多数人只能说唱一点的现实⑧。可以想象，在不知不觉步入的现代生活中，围聚在一起聆听悠长的史诗演述反而成为了一项奢侈的活动。在这样的变化中，史诗演述的功能和角色显然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不完全来自于具体地域情境的变化，还有另一个影响因子是受众范围的扩大。
接受也是一种范式。在前辈的影响下，后世的人也会不自觉地遵从前辈的接受方式。除此以外，还要考虑在史诗接受过程中演唱环境的变化。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nagy）在论证莎孚的接受问题时，就指出莎孚在雅典被接受是在一个狂欢的演唱场合（sympoticcontext），而非最初的神圣场合（choralcontext）⑨。口头的接受，原初形态的交流，有言语，没文字，是讲演者和听众的直接交流。讲述者最初是部落的祭司，负责记录和讲述本部落从古到今的所有历史、故事、神话等内容。生产力的发展使游吟诗人诞生了，这是一个专业讲故事的群体。文字统治地位的建立、成熟与广泛运用，现代化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将口头传统文化转为作者与文本、文本与读者两部分，文字为主的文本具有了独立的准主体的地位。随着录音技术的发展，可保存、可重接受的声音也成为重要的文本和人类重要的交流方式，因此有了讲演交流以及听觉文化的兴盛，口头交流在今天于是有了新的更新。口头传统文化进一步拓展为讲者与演讲本、演讲文本与听者之间的关系，口头传统因此更加“完整”地向未来一切历史开放。当代后现代语境中听觉和视觉文化的转向，为历史上口头文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场域和新的情景。
这样，关于《格萨尔》史诗的二次创作就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
第一，基于说唱史诗的二次创作。从史诗中提取相关的“文化基因”，如人物、故事、相关传说、曲调等，进行改编和再次创作。
第二，基于《格萨尔》史诗二次创作的再创作。将已经以唐卡、绘画、戏剧等形态二次创作过的作品中的视觉元素、情节、音乐等进行再次提炼，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新的改编和再次创作。
“文化素材”并不是新词，原意是实际生活中未经总结提炼的形象，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在文艺创作领域，“素材”一直是一个基础概念。在上世纪末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兴起以来，这一概念被延伸赋予了新的使用范畴，即数字化的图片、照片、矢量图、视频和音乐等材料，供新的设计和创作使用。随着相关技术和市场和逐渐成熟发展，“文化素材”理应被重新定义，上述定义和用法属于“文化素材”的“前数字时代”定义。进入“数字时代”，在如今兴起的数字文化科技中，“文化素材”进一步获得了严格的数字人文内涵：被界定为被解构为更小单元的，承载特定文化意义的基本信息模块，这种模块可以是文字、图像、声音等不同形式，新的创意与创造就是这些信息模块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自我复制和应用。简言之，数字时代的文化素材是携带文化意义的基本信息单元。与此前的数字形式“素材”不同之处在于，文化素材重新恢复了相关基本单元的文化含义。文化素材从刚刚进入数字和网络时代仅仅局限于形式的要素单元，丰富为可以综合服务于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的基本结构模块。
从这个思路出发，《格萨尔》史诗以及传统二次创作的作品都可以通过专业研究者拆分为相应的文化素材。文化素材从数据、信息与默会知识三个维度拆解了抽象的文化资源理念，这与过去的“文化资源整理”不同。过去的“文化资源整理”，是将各种原始资源汇总在一起，进行分类和呈现。其优势是能够对当地文化资源情况进行全面掌握，劣势是非专业人士没有能力直接处理原始材料，利用资源进行再次创作和转化时，容易脱离语境生编硬造，或者拘泥于原有形式，无法真正创作顺应时代和媒介特征的新作品。
参考文献
① 降边嘉措、周爱明，《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唐卡》，中国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② 央金，《格萨尔藏戏文献综述》，《新纪实》，2021年第34期。
③ 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诗学》，陈岗龙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36页。
④ 王兴先，《再论当代艺人说唱的藏语口传本〈格萨尔〉语言研究的科学价值》，《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⑤ 扎西达杰，《〈格萨尔〉的音乐体系》，《西藏艺术研究》2018年第2期。
⑥ 李连荣：《论〈格萨尔·赛马称王〉中“寻马”情节与骏马类别的特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第4期。
⑦ 此处与“功能-情境-角色”理论略有出入。这一理论参见桑子文、金元浦，《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传承理论创新——以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⑧ 花木嵯，《班玛桑吾：寻常中的不寻常》，《青海湖》，2017年第11期。
⑨ Gregory Nagy.The“New Sappho”Reconsidered in the Light of the Athenian Reception of Sappho.In E.Greene，M.Skinner，eds.The New Sappho on Old Age：Textual and Philosophical Issues. Washington DC and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177.
作者简介
意娜，女，藏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哈佛大学燕京访问学者，U40青年学术工作营发起人。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文化研究。曾出版专著《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与中国》《文艺美学探赜》《直观造化之相——文化研究语境下的藏族唐卡艺术》等10余部，译著3部，主编10余部。在《文学遗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人民日报》等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持翻译联合国《创意经济报告》《重塑文化政策》等系列报告。
关键词：《格萨尔》 二次创作 文化素材
二次创作，有时也在网络上被简称为“二创”，指的是在现有的文艺作品基础上进行再次创作，产生新的文化衍生产品，包括了文学、影视、舞台表演、美术，以及其他授权的实物或者虚拟的文化产品。如今在中国的网络文化中，“二创”有时特指短视频平台对正式发行的电影、电视剧进行剪辑创作的短片，因而我在此文中使用未缩写的“二次创作”来与之进行区分。这一概念涵盖并超过了过去常说的“改编”，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形态更加丰富，过去常用的“改编”已经不足以概括如今传统文化资源在版权、著作权和表现形式方面的丰富性。
《格萨尔》史诗除了艺人的演唱，原本就已经有了许多二次创作，这些创作由于产生较早，又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如今也已经成为了“传统”。仲唐，即格萨尔唐卡即是一例。学界已有的共识是，仲唐的产生晚于格萨尔说唱，是说唱艺人用来辅助自己说唱的工具①。如今，视觉化的《格萨尔》人物形象和故事已经成为跨语言介绍《格萨尔》史诗的重要方式，仲唐本身也成为了“国宝”。大量明清时期的仲唐成为研究《格萨尔》史诗传承的重要物质载体。在传播领域，比如在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节目中，就是以藏于四川博物院的11幅仲唐作为该博物馆唯一展示的镇馆之宝，并作为介绍《格萨尔》史诗及其说唱传统的重要媒介。与格萨尔唐卡相似的格萨尔美术类二次创作的传统还有彩绘、石刻、雕塑等传统艺术。
另一种也已经成为了重要传统的《格萨尔》二次创作类型是《格萨尔》藏戏。现有的共识是《格萨尔》藏戏诞生在德格竹庆寺，由白玛仁真土登·曲吉多吉编创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马背格萨尔藏戏、女子格萨尔藏戏团等不同的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藏戏全面复苏，《格萨尔》藏戏以一种较为忠实于说唱唱腔和情节的形式重新传播开来，在近年来还多次到北京、上海等地交流，甚至参加了“大凉山国际戏剧节”等专门的戏剧节庆活动。
此外，专业院团、机构和民间人士也一直在试图将《格萨尔》史诗二次创作为动漫、影视剧、舞台剧、游戏等。这些尝试，已经为《格萨尔》史诗的二次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珍贵的经验，使得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语境下，对《格萨尔》史诗的二次创作进行专门思考成为可能。
《格萨尔》史诗表达的独特性
作为主要用说唱方式讲述的诗体故事，《格萨尔》史诗在表达上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这是不同的二次创作都需要利用或者回避、转化的特征。这种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不同民族语言的英雄史诗大略都共享一些通行的美学法则，如神圣性、原始性和范式性③。在具体的文学表现上，受民族语言的影响，《格萨尔》史诗说唱带有地域方言特征的语音、词汇和韵脚，其中的旨趣不仅难以通过翻译传达，甚至在专业人士进行记录整理时，可能就已经丢失了不少只有口头吟唱能传达的意境④。曲调也是同样如此，《格萨尔》的音乐“不是简单的、原始的音乐，而是形成了一定见解、理论和雄厚实力的较高级、较完整、较复杂的音乐”，说唱曲调也细分为“人物通用调”“人物专用调”“人物专用套曲”等⑤，这些都是在说唱之外的其他形式难以复现的独特艺术内容。以声音为主的史诗演述，用不厌其烦地比喻与描述，呈现给听众充分的艺术想象空间，这是《格萨尔》史诗独特性的第二个方面。比如在《赛马称王》中，在说唱版本里最具有艺术魅力的部分就是对骏马和特点的描述，除了情节上着重描述了对“灵烈骝”的寻获过程⑥，还在说唱中借珠姆之口逐一介绍每一位勇士和他们的坐骑。在色达耶吾布美藏戏团的《赛马称王》中，依然原样保留了这些描述。而这一切在其他辅以视觉展示的文艺样式中，很难依样实行。只需要将这样的马匹用镜头呈现出来，就完成了在说唱中一整段的描述，但是观众是否能像说唱史诗的听众一样把注意力放在对马的描述上，却很难确定。一方面，在镜头和画面的表现中很难专门强调马的形象以及不同马之间的细微区别；更重要的是，这涉及到《格萨尔》史诗独特性中的第三个方面：本土默会知识的感染力。
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也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难以言传的知识，这类知识不是不可说的神秘经验，而是很难用语言来充分表达的常识和共享的知识。本土默会知识既包括了属于本土经验的地方性知识，也包含了非知识性的区域性共识。比如对于骏马的关注和审美，以及体悟骏马与骑手之间独特的情感羁绊，往往只有有过牧区生活经验的人才会理解和共享。当《格萨尔》面对城市和农业地区的观众时，与骏马有关的描述只需要点到为止，更多的内容也无助于表达。
基于功能、角色和情境变化的《格萨尔》史诗二次创作
功能、角色与情境是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传承理论中生发出的一些概念⑦，他们围绕着文化生态保护，多维度建构了史诗演述文化情境的面貌。传统的史诗说唱具有四个主要的功能：仪式认同、大众娱乐、启蒙教育和艺术审美。一位史诗说唱艺人，承担着创作者、表演者的角色，某些艺人还在重要仪式中承担角色。情境指史诗存续的文化生态。传统史诗说唱存续的情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从前几年曾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优秀实践名录的青海果洛甘德县的德尔文村体现得尤为明显。随着生活方式从游牧转为驻牧，村民的生活和娱乐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17年，德尔文部落艺人班玛桑吾就已经提出说唱艺人的年龄断层，年轻人不愿意深入学习史诗说唱，多数人只能说唱一点的现实⑧。可以想象，在不知不觉步入的现代生活中，围聚在一起聆听悠长的史诗演述反而成为了一项奢侈的活动。在这样的变化中，史诗演述的功能和角色显然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不完全来自于具体地域情境的变化，还有另一个影响因子是受众范围的扩大。
接受也是一种范式。在前辈的影响下，后世的人也会不自觉地遵从前辈的接受方式。除此以外，还要考虑在史诗接受过程中演唱环境的变化。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nagy）在论证莎孚的接受问题时，就指出莎孚在雅典被接受是在一个狂欢的演唱场合（sympoticcontext），而非最初的神圣场合（choralcontext）⑨。口头的接受，原初形态的交流，有言语，没文字，是讲演者和听众的直接交流。讲述者最初是部落的祭司，负责记录和讲述本部落从古到今的所有历史、故事、神话等内容。生产力的发展使游吟诗人诞生了，这是一个专业讲故事的群体。文字统治地位的建立、成熟与广泛运用，现代化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将口头传统文化转为作者与文本、文本与读者两部分，文字为主的文本具有了独立的准主体的地位。随着录音技术的发展，可保存、可重接受的声音也成为重要的文本和人类重要的交流方式，因此有了讲演交流以及听觉文化的兴盛，口头交流在今天于是有了新的更新。口头传统文化进一步拓展为讲者与演讲本、演讲文本与听者之间的关系，口头传统因此更加“完整”地向未来一切历史开放。当代后现代语境中听觉和视觉文化的转向，为历史上口头文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场域和新的情景。
这样，关于《格萨尔》史诗的二次创作就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
第一，基于说唱史诗的二次创作。从史诗中提取相关的“文化基因”，如人物、故事、相关传说、曲调等，进行改编和再次创作。
第二，基于《格萨尔》史诗二次创作的再创作。将已经以唐卡、绘画、戏剧等形态二次创作过的作品中的视觉元素、情节、音乐等进行再次提炼，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新的改编和再次创作。
文化素材分析是二次创作的前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两创”，既包括以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素材，直接进行多种形式的文艺精品创作，也包括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基础上进行创意开发，生成各种文创商品、节庆活动、旅游线路、展览展示等。而如何将文化资源梳理明晰、描述准确、易于获得，成为实现“两创”的关键一环。“文化素材”并不是新词，原意是实际生活中未经总结提炼的形象，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在文艺创作领域，“素材”一直是一个基础概念。在上世纪末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兴起以来，这一概念被延伸赋予了新的使用范畴，即数字化的图片、照片、矢量图、视频和音乐等材料，供新的设计和创作使用。随着相关技术和市场和逐渐成熟发展，“文化素材”理应被重新定义，上述定义和用法属于“文化素材”的“前数字时代”定义。进入“数字时代”，在如今兴起的数字文化科技中，“文化素材”进一步获得了严格的数字人文内涵：被界定为被解构为更小单元的，承载特定文化意义的基本信息模块，这种模块可以是文字、图像、声音等不同形式，新的创意与创造就是这些信息模块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自我复制和应用。简言之，数字时代的文化素材是携带文化意义的基本信息单元。与此前的数字形式“素材”不同之处在于，文化素材重新恢复了相关基本单元的文化含义。文化素材从刚刚进入数字和网络时代仅仅局限于形式的要素单元，丰富为可以综合服务于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的基本结构模块。
从这个思路出发，《格萨尔》史诗以及传统二次创作的作品都可以通过专业研究者拆分为相应的文化素材。文化素材从数据、信息与默会知识三个维度拆解了抽象的文化资源理念，这与过去的“文化资源整理”不同。过去的“文化资源整理”，是将各种原始资源汇总在一起，进行分类和呈现。其优势是能够对当地文化资源情况进行全面掌握，劣势是非专业人士没有能力直接处理原始材料，利用资源进行再次创作和转化时，容易脱离语境生编硬造，或者拘泥于原有形式，无法真正创作顺应时代和媒介特征的新作品。
结论
《格萨尔》史诗传承至今，适应了每一个时代的传播规律。进入当代，随着媒介范式的升级和转化，面临着新的传承语境。如今二次创作已经成为传承的应有之义，《格萨尔》史诗的二次创作也应推陈出新。为了积极应对这一变化，学界应对《格萨尔》史诗的文化素材展开研究与分析，整理出兼顾了数据、信息与默会知识的文化素材，为关心《格萨尔》史诗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的人提供最能尊重《格萨尔》史诗本意的二次创作资源。参考文献
① 降边嘉措、周爱明，《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唐卡》，中国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② 央金，《格萨尔藏戏文献综述》，《新纪实》，2021年第34期。
③ 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诗学》，陈岗龙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36页。
④ 王兴先，《再论当代艺人说唱的藏语口传本〈格萨尔〉语言研究的科学价值》，《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⑤ 扎西达杰，《〈格萨尔〉的音乐体系》，《西藏艺术研究》2018年第2期。
⑥ 李连荣：《论〈格萨尔·赛马称王〉中“寻马”情节与骏马类别的特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第4期。
⑦ 此处与“功能-情境-角色”理论略有出入。这一理论参见桑子文、金元浦，《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传承理论创新——以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⑧ 花木嵯，《班玛桑吾：寻常中的不寻常》，《青海湖》，2017年第11期。
⑨ Gregory Nagy.The“New Sappho”Reconsidered in the Light of the Athenian Reception of Sappho.In E.Greene，M.Skinner，eds.The New Sappho on Old Age：Textual and Philosophical Issues. Washington DC and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177.
作者简介
意娜，女，藏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哈佛大学燕京访问学者，U40青年学术工作营发起人。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文化研究。曾出版专著《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与中国》《文艺美学探赜》《直观造化之相——文化研究语境下的藏族唐卡艺术》等10余部，译著3部，主编10余部。在《文学遗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人民日报》等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持翻译联合国《创意经济报告》《重塑文化政策》等系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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