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早期欧洲天文著作的藏文翻译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欧洲的科学知识是在20世纪初随着英国的代理人来到藏地的，而且认为藏族人是直到最近几年才接触到科学知识。然而，这并不是事实。从18世纪初开始，藏族人不仅在康熙皇帝(1654-1722年)的指令下将传教士写的大量天文著作翻译成藏文，他们还根据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 1546-1601年)所描述的原理，对安多地区使用的天文历法进行了改革。本文主要探讨这些天文著作的翻译是如何完成的，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由谁来完成的。另外，在清朝皇帝支持下，耶稣会的天文历法知识在安多地区的改革和采用有一个过程，本文还将探讨这一过程。

一、引言
　　我第一次接触藏文版的耶稣会士的作品其实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年新年我的祖母都会邀请她的哥哥次真(ཚུལ་ཁྲིམས།)来我们家为来年占卜(རྩིས་བྱེད་པ།)。他带来他的书，并为每个家庭成员占卜，这是几代人都参与过的家庭仪式。他的占卜技艺让他在当地小有名气，他会做很多占卜，包括为婚礼、经商、葬礼以及农业和丰收选择吉日。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1979年，在博学的藏族学者才旦夏茸(ཚེ་ཏན་ཞབས་དྲུང་། 1910-1985年)的鼓励下，他继续从事他的占卜工作，成为当地的占星师(རྩིས་པ།)。1987年，他因为预测了日食而在镇上更加出名。在日食发生之前，他在嘛呢康(མ་ཎི་ཁང་།)[1]的门上贴了一张告示，告诉大家某一天将发生日食。日食果真在他说的那个时间发生。后来，他告诉我，预测日食的所有计算都是他自己算的，依据的是他在拉卜楞寺(བླ་བྲང་དགོན།)的喜金刚扎仓(ཀྱཻ་རྡོར་གྲྭ་ཚང་།)所学的数学课本，拉卜楞寺是甘肃地区著名的格鲁派寺院。
　　1988年，我去塔尔寺学习，塔尔寺是青海地区最大的格鲁派寺院之一。每次我从寺院回家，我的舅爷次真都会来看我，他对我在寺院的学习和生活状况很好奇。然而，直到1991年我才注意到他以及他的作品。后来我读了一本讲述世界地理的藏文书，这本书是在19世纪初编纂的，书名是《世界广说》(འཛམ་གླིང་རྒྱས་བཤད།)。读完这本书后，我知道了这本书是一位住在北京的藏族喇嘛写的，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促使我去研究清朝时期藏族喇嘛的历史以及欧洲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历史。我也不禁对《新汉历》(རྒྱ་རྩིས་གསར་མ།)的原版产生好奇。它是耶稣会改革后的历法，还是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一本汉地的历法? 我很好奇，于是就在电话里和舅爷反复讨论这些问题。但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他告诉我“这些著作虽然来自我们的祖国内地，但这些著作的原版并不是汉语写的，这些著作是非佛教徒(མུ་སྟེགས་པ།)写的。所以，即使《新汉历》里的计算方法非常准确，我们也不认为它像时轮经(དུས་འཁོར།)的计算方法那样神圣。”虽然我的舅爷对相关历史细节了解不多，但他知道《新汉历》真正的源头不是祖国内地，并且它的作者不是佛教徒。但耶稣会著作对藏地历算、天文学和地理学可能产生的影响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向舅爷畅谈了我的想法，并且开始学习《新汉历》，舅爷曾用《新汉历》来预测日食，这是一种准确的方法，但正如舅爷所指出的，它不像传统上使用的时轮经计算方法那样神圣。为了帮助我进一步深入研究，他给了我一本名为《藏文典籍标题·无垢白晶鬘》(བོད་ཀྱི་བསྟན་བཅོས་ཁག་ཅིག་གི་མཚན་བྱང་དྲི་མེད་ཤེལ་དཀར་ཕྲེང་བ།)的目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拉卜楞目录》(བླ་བྲང་དཀར་ཆག)。《拉卜楞目录》是由几位学者在1962年编纂的，但直到1985年才在西宁出版。这本书收录了许多耶稣会著作的藏文标题[2]。例如，两卷本的《太阳轨道卷》(ཉི་མ་མྱུལ་བའི་གླེགས་བམ།)，这一标题似乎是《日躔表》(两卷本)的藏文翻译，《日躔表》是17世纪欧洲耶稣会士用汉文撰写的。
　　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已经有很多研究。然而，据我所知，被翻译成藏文和蒙古文的耶稣会的作品似乎还没有学者研究过，安多地区的藏族人根据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 1546-1601年)设计的历法进行了改革，这一问题似乎也没有学者研究过。才旦夏茸等藏族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相关数学和理论进行了论述和研究[3]，但并没有过多地讨论这些作品的历史。1987年，黄明信[4]和陈久金两位汉族学者合著了一本汉藏对照的《藏历的原理与实践》(བོད་ཀྱི་རྩིས་རིག་གི་གོ་དོན་དང་ལག་ལེན།)。在这本书中，他们提到耶稣会的工作与《新汉历》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但对耶稣会的作用谈得很少：
　　西洋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16世纪末欧洲的天文历算。这时候欧洲已经有了望远镜等观测手段，其成就已经超过13世纪的授时历的水平。于是以徐光启为首的一批中国学者向他们学习，崇祯八年(1635年)制定出新的历法137卷，取名《崇祯历书》。已经刻版，但由于政治动乱，没有来得及颁行，明朝就亡了。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在北京建立政权，曾经参加崇祯历书编写工作的意大利传教士汤若望把这部书稍加删改压缩成103卷献给清廷，取名《西洋新法历书》。[5]
　　因此，正如黄明信和陈久金认为的那样，许多汉族人和藏族人认为这种新的汉文天文历算是汉式的天文历算。但实际上，它是由欧洲耶稣会士的著作组成的，是以第谷·布拉赫的宇宙模型为基础，经过翻译然后传入中国的[6]。
二、西藏天文学简史
　　在介绍藏文版耶稣会著作的详细历史以及这些著作对西藏历法的影响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西藏的天文和历法传统的历史，同时介绍一些相关术语。这不仅可以为受耶稣会启发的历算和历法传统的传播提供历史背景，也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受耶稣会启发的历算和历法传统对安多地区时间推算系统的影响。
　　在藏语中，རྩིས的意思是“计算”，虽然这个词有很多用法，比如历算、金融和计时，但它主要具有吉凶占算和天文历算的含义。藏族人不区分天文历算和吉凶占算，因此，རྩིས既可以表示天文历算，也可以表示吉凶占算。但是，出于一些实用的目的，天文历(སྐར་རྩིས། 藏文译音为“噶孜”)和五行历(འབྱུང་རྩིས། 藏文译音为“窘孜”)之间有一些区别。天文历侧重于研究恒星和日月食的运动，而五行历主要关注天体运动与地球事物(特别是与人相关的)的关系或者天体运动对地球事物(特别是与人相关的)的影响。虽然在西藏有不同体系的历算(རྩིས།)，但最著名的是白算(དཀར་རྩིས། 藏语译音为“噶孜”)和黑算(ནག་རྩིས། 藏语译音为“那孜”)[7]。
　　似乎很难确定历算和天文学方面最早的藏文著作是哪一部，但西藏在观察、研究天体运动和制作历书上却有着悠久的传统。大量的天文历算和吉凶占算作品是这一传统最好的诠释。最早的历史记载表明，西藏人从八九世纪开始就从事天文历算工作了。那时候，随着西藏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与其他文明的互动增加了。西藏人学习其他文明的历算和天文作品，并将这些作品翻译成藏文[8]。例如，在赤松德赞(ཁྲི་སྲོང་ལྡེ་བཙན། 756-797年或804年)时期，内地天文学家哈热那布(ཧ་ར་ནག་པོ། 年代不明)和他的学生琼那夏达(ཁྱུང་ནག་ཤག་དར། 年代不明)在西藏写了很多天文历算方面的著作[9]。然而，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似乎都集中在占卜上，而不是天文历算上。
　　11世纪，时轮经从印度传入西藏，这是西藏天文历算方面的一个里程碑。从那时起，藏族学者不仅将研究时轮经典籍作为主要的历算工作，而且还创立了计时体系。时轮经不仅仅是一本带有宇宙地图的描述性文本，它还包括计算行星之间的距离、恒星的运动和日食的数学方法[10]。
　　虽然许多藏族学者已经设计并编写了历法系统，但最著名的是普尔派(ཕུག་ལུགས།)和楚尔派(ཚུར་ལུགས།)[11]。然而，到了17世纪早期，这两种历法似乎也过时了，它们的计算出现较大的误差，这就要求对原有的历法进行改革。在五世达赖喇嘛的摄政第司·桑杰嘉措(སྡེ་སྲིད་སངས་རྒྱས་རྒྱ་མཚོ། 1653-1705年)掌政期间，天文学的学习和研究取得巨大的飞跃。第司·桑杰嘉措是一位博学的俗家子弟。在他的一生中，他对医学、天文学和历史具有浓厚的兴趣。1696年，他在拉萨药王山(ལྕགས་པོ་རི།)的山顶上建立一所医学院[12]。他写了很多不同主题的文章，其中包括颇具影响力的天文作品《白琉璃》(བཻ་དཀར)和《除垢》(གཡའ་སེལ)。这些作品不仅仅是为天文历算而写的，还可以作为艺术作品画出来[13]。
　　一般认为西藏的汉历(རྒྱ་རྩིས། 藏语译音为“贾孜”)有两种。如上所述，第一个汉历是七八世纪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的卜筮占星堪舆之术。这就是著名的旧汉历(རྒྱ་རྩིས་རྙིང་མ། 藏语译音为“贾孜宁玛”)。它不包括天文历算，主要集中在吉凶占算上。另一个汉历即《新汉历》。《新汉历》的起源既不是印度也不是内地，它的编成与16世纪和17世纪来到中国的欧洲耶稣会士有关。1958年以前，许多格鲁派寺院，如今天甘肃省的拉卜楞寺、青海省的隆务寺(རོང་བོ་དགོན།)和塔尔寺(སྐུ་འབུམ་དགོན།)，都研究了这部《新汉历》，并根据里面的历算体系制定了他们每年的历法。
三、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
　　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为东西方知识、科学和文化的交流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学者李约瑟写道：“在文明交流的历史上，似乎没有什么能与17世纪一群受宗教热情鼓舞的欧洲人来到中国相提并论。”[14]这方面的历史很好地记录下来了，并且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5]。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的带领下，这些欧洲神父们采取了这样一种传教策略，即通过介绍欧洲的科学技术来改变朝廷官员及文人们的信仰。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南方活跃的时候，那时中国的天文学已经落伍了，并且亟需改革，因为当时承担观察天象、颁布历法重任的钦天监已经不能准确地预测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耶稣会传教士得到了改革历法的机会。利玛窦与明朝大臣徐光启(1562-1633年)合作，将几部数学和几何著作翻译成了汉文 16。受利玛窦著作和知识体系的影响，徐光启请求朝廷改革历法。朝廷同意了，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两名德国传教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年)和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年)。1631-1635年间，他们以《崇祯历书》为题，编写了一系列汉文天文学著作，并计划将这些著作提交给当时的明朝朝廷[17]。《崇祯历书》已经刻版，但没来得及颁行，1644年，满人推翻了明朝。清军入主北京后，汤若望立即从明朝转到清朝，并为清王朝服务。顺治二年(1645年)，汤若望将《崇祯历法》稍加删改献给清廷，取名《西洋新法历书》。同年，清朝决定改革历法。这个任务又交给了汤若望，而且，他还被任命为钦天监的钦天监正。
　　在明代，藏传佛教徒和耶稣会传教士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互动。1644年，清入主北京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藏族喇嘛和耶稣会士都在朝廷服务于帝王。虽然没有记载表明耶稣会士与藏族喇嘛在清初相遇，但很可能耶稣会士意识到藏传佛教在新统治阶级中的影响，所以他们决定削弱藏族喇嘛的影响。
　　在五世达赖喇嘛于1653年进京朝觐之前，清朝官员就如何在朝廷接待五世达赖喇嘛进行了辩论[18]。汤若望提醒朝廷注意五世达赖喇嘛来访的各种负面的迹象，这些迹象是从天文迹象中预测出来的[19]。作为钦天监的负责人，汤若望的预言很可能对朝廷如何接见五世达赖喇嘛的决定产生重大影响，这也直接让皇帝决定不越过长城迎接五世达赖喇嘛。
　　五世达赖喇嘛似乎并不知道朝廷发生了什么。但从下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确实认识一个叫汤若望的人，而且知道他擅长天文学和预测天气。在前往北京途中，五世达赖喇嘛写道：
　　当我们过了清河的一座桥时，皇帝派了辅政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皇帝的叔叔，1599-1655年)来迎接我……次日，亲王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宴请我。那天下了一场暴风雪。我还听到亲王谈起一个让他惊奇不已、赞叹不已的预言，亲王说道：“这个预言是印度外道星术士(heretical India forecaster)汤若望预测的”。[20]
　　五世达赖喇嘛作为一个研究了大量藏地天文历算的学者，他在清朝宫廷里对汉地的天文历算非常感兴趣。所以，在北京的时候，他询问了汉地使用的历法，想知道钦天监的大臣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制作历书的。他写道：
　　我在北京拜见康熙皇帝期间，在紫禁城内看到了钦天监的历书。增加或减少的天数以及闰年都与时轮历普尔派的算法一致。[21]
　　他谈道，当他在北京时，他看到了两章汉文的历算规则，这些算法几乎与当时流行的西藏时轮历中的普尔派算法一样。当然这不是真的；如前所述，虽然时轮历普尔派的算法起源于印度，然后在西藏地区经过修订，并受到内地的一些影响，但当时内地使用的是在耶稣会传教士启发下编写的历书。这里五世达赖喇嘛为什么弄错了呢？又是谁告诉他内地的历法和时轮历普尔派的算法相似？似乎是有人故意在帝王历法的问题上误导五世达赖喇嘛。藏族学者阿嘉·罗桑丹贝坚赞(ཨ་ཀྱཱ་བློ་བཟང་བསྟན་པའི་རྒྱལ་མཚན། 1708-1768年)撰写了关于耶稣会著作中的天文历算方面的论文，他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他写道：“当五世达赖喇嘛在内地的时候，一个傻瓜从宫殿里拿了一本历书，告诉达赖喇嘛这和时轮历普尔派的算法是一样的”。[22]不管这是故意的抑或只是一个简单的错误，总之，五世达赖喇嘛对内地历法的认识是错误的。正如阿嘉·罗桑丹贝坚赞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内地历法和时轮历普尔派的算法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无论如何，耶稣会士和藏传佛教徒最初的相遇并不愉快。汤若望运用他的天象观测，阻止了满人在迎接五世达赖喇嘛时本应该表现出的礼貌和尊严。重要的是，来自钦天监的明显的错误信息可能阻止了五世达赖喇嘛学习欧洲的数学和历法，这也就使得他没有机会了解欧洲和基督教。正如五世达赖喇嘛在他的著作中指出的那样，汉历确实引起了他的兴趣，因为他认为汉历与西藏传统的历算方法是相似的。虽然汤若望成功阻止了五世达赖喇嘛了解耶稣会的历法，但后来耶稣会的消亡和藏传佛教在宫廷的繁荣表明，汤若望的努力和嫉妒并没有走得太远。即便如此，藏传佛教徒还是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接触到欧洲的宇宙学和数学著作。
四、《汉历大全》的蒙古文、藏文翻译
　　《汉历大全》(རྒྱ་རྩིས་ཆེན་མོ།)被翻译成蒙古文和藏文，是由于皇帝对改革朝廷历法的重视，以及他在西方科学本土化上所作的努力。17世纪末，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年)派遣法国耶稣会士到北京后，康熙皇帝对耶稣会士以及他们的作品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康熙皇帝同时请了法国和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做他的老师，并向他们学习天文历算。早在17世纪60年代，康熙帝就意识到朝廷对天文历算的需求，并向公众开放学习，而不是像明朝那样禁止公众研究天文历算和吉凶占算[23]。康熙帝想要结束汉人、穆斯林以及耶稣会士在天文历算上的垄断。1712年，他设立了算学馆，并任命三皇子胤祉(1677-1732年)为负责人。这个算学馆的作用是“为大清王朝的文人们传授数学知识”[24]。
　　算学馆还负责编写汉文数学著作，并将大量数学著作翻译成蒙古文。依托算学馆的平台，胤祉奉康熙之命率领庶吉士、何国宗等人编纂律吕、历法、算法各书，其成书被康熙帝题名为《律历渊源》。《律历渊源》在1723年康熙帝驾崩后的几个月刻版。乾隆年间(1711-1799年)，所有这些著作都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25]。在这些修书项目中，康熙皇帝实施的最雄心勃勃的项目则是将大量耶稣会士的著作翻译成蒙古文和藏文。就参与人数和项目规模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
　　目前我找不到任何历史资料表明耶稣会士著作的蒙古文译本是在算学馆的主持下完成的；但翻译的时间以及康熙帝参与耶稣会的工作表明，耶稣会士著作的蒙古文译本可能是在算学馆的监督下完成的。这些著作的译本在西藏被称为《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文译本》(འཇམ་དབྱངས་བདེ་ལྡན་རྒྱལ་པོས་མཛད་པའི་རྒྱ་རྩིས་བོད་འགྱུར་མ།)，简称《汉历大全》。根据这本书的后记，大约在1714年，康熙帝让几位蒙古族学者和汉族学者将大量耶稣会士的著作翻译成蒙古文：
　　文殊诞生后二千四百九十二年康熙帝诞生，铁牛年(1661年)即帝位……集一切历象典籍之大成，以汉文撰写成书，于汉地广为传播。复命驾前之凯雅扎西主持，与汉蒙大译师共同译成蒙古文。[26]
　　根据这本书的后记可知，一个由蒙古人和汉人组成的团队将这些作品翻译成蒙古文。虽然后记中没有明确说是算学馆负责蒙古文翻译，但由于这是在北京完成的，也就很可能是算学馆负责的。无论如何，在康熙皇帝主导的历法改革和西学本土化中，蒙古文译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记还详细介绍了藏文版翻译的情况，藏文版则很明确不是在算学馆的监督下完成的。根据后记的描述，皇帝对蒙古文译本的翻译很满意，并于1715年要求相关人员将蒙古文译本译成藏文：
　　又命文殊大皇帝之亲弟子，精习此道之格隆·阿旺罗卜藏(དགེ་སློང་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格隆·丹巴加木参(དགེ་སློང་བསྟན་པ་རྒྱལ་མཚན།)二人为钦使，携此蒙古文译本送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རྗེ་བཙུན་དམ་པ་ཧོ་ཐོག་ཐུ།)，请其译为藏文。于是以大师为首，与呼毕拉干·兰占巴衮班智达(ཧུ་བིལ་ལ་གན་རབ་འབྱམས་པ་གུན་པཎྚི་ཏ།)和额尔德尼·毕力克图(ཨེར་ཏི་ནི་བྷི་ལིག་ཐུ།)等共同译成后，进献于帝。[27]
　　根据后记可知，在蒙古文译本完成后，皇帝派了两位僧人带着它去见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罗桑丹贝坚赞(རྗེ་བཙུན་དམ་པ་ཧོ་ཐོག་ཐུ་བློ་བཟང་བསྟན་པའི་རྒྱལ་མཚན། 1635-1723年)，请他将蒙古文译本翻译成藏文。与蒙古文译本相比，藏文译本至少走了两个弯路。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领导下，呼毕拉干·兰占巴衮班智达和额尔德尼·毕力克图（身份不明）等学者将这些著作翻译成藏文。呼毕拉干·兰占巴衮班智达也被称为索南却杰呼毕拉干(བསོད་ནམས་ཆོས་རྗེ་ཧུ་བིལ་ལ་གན།)，似乎是卫拉特人(Oirat Mongol)。在阿嘉·罗桑丹贝坚赞的文集中，有一张表名为《卫拉特时间表》(ཨོའི་རོད་ཀྱི་ཡུལ་དུ་འོས་པའི་དུས་སྦྱོར་གྱི་རེའུ་མིག)，据说这是呼毕拉干·兰占巴衮班智达写的[28]。呼毕拉干·兰占巴衮班智达似乎是《汉历大全》初稿的主要译者。智巴(གྲགས་པ། 身份不详)编辑了这部作品，然后将手稿献给了皇帝。然而，最初的翻译似乎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康熙皇帝要求他们重新翻译这部作品，这次是由北京最高的佛学机构来主持的。后记继续写道：
　　时予承乏驻京掌教，奉旨校阅刊版，参与其事者有总管京师阿旺巴拉珠尔呼图克图(ངག་དབང་དཔལ་འབྱོར་ཧོ་ཐོག་ཐུ།)、扎萨克满然巴更桑(ཛ་སག་གི་སྨན་རམས་པ་ཀུན་བཟང་།)、扎萨克旦巴格隆(ཛ་སག་གི་བསྟན་པ་དགེ་སློང་།)、扎萨克旦增格隆(ཛ་སག་གི་བསྟན་འཛིན་དགེ་སློང་།)、大喇嘛然嘉巴·错尔秦藏布(ཏཱ་བླ་མ་རབ་འབྱམས་པ་ཚུལ་ཁྲིམས་བཟང་པོ།)、大喇嘛然嘉巴·扎巴洛桑(ཏཱ་བླ་མ་རབ་འབྱམས་པ་གྲགས་པ་བློ་བཟང་།)、阿巴索朗格隆(བྷས་བསོད་ནམས་དགེ་སློང་།)、索南却杰呼毕拉干(བསོད་ནམས་ཆོས་རྗེ་ཧུ་བིལ་ལ་གན།)竭尽绵薄、细勘蒙藏两文，遇难解处则对堪汉文；浑天仪等图绘制者系汉人算术博士刘玉思。大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刊版。[29]
　　其时，很多人参与了这个项目，包括西藏的几位资深喇嘛和学者，显示出对这项工作的重视。该项目由阿旺巴拉珠尔呼图克图主持，他也是京师喇嘛的总管和所有扎萨克[30]的头领。这表明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监督这个项目。
　　后记列出了一些参与翻译的重要学者。在列出阿旺巴拉珠尔呼图克图之后，名单上列出了扎萨克满然巴更桑和扎萨克旦巴格隆。在这些扎萨克喇嘛们之后，阿巴索朗格隆和索南却杰呼毕拉干这两位学者的名字也出现在后记中。据黄明信[31]推测，大喇嘛错尔秦藏布·兰占巴[32]可能是测绘西藏地图的两喇嘛之一[33]。从他们的官衔和学术头衔来看，他们不仅是朝廷官员，而且在格鲁派寺院拥有更高的学位。“大喇嘛”(ཏཱ་བླ་མ།)是清朝廷对藏传佛教高级喇嘛的尊称，然嘉巴(རམ་འབྱམས་པ།)是拉萨格鲁派寺院和安多塔尔寺的一个学位。没有耶稣会士的名字列在《汉历大全》的后记中，这表明朝廷可能故意将耶稣会士排除在这些项目之外。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表明康熙对完成他的本土化计划充满信心。
　　据后记介绍，参与该项目的人员进行了彻底的编写，不仅仔细比较了藏文译本和蒙古文译本，还将藏文译本、蒙古文译本与汉文原本进行了比较。参与该项目的汉人算术博士刘玉思绘制了浑天仪等图。从他的头衔和名字来看，他一定是上三旗之一[34]。在重新翻译、与汉文对勘、绘制图表后，由阿旺切琼(ངག་དབང་ཆོས་འབྱུང་། 一个受戒的僧人)等人进行编写。到1715年，这部作品不仅完成了文本翻译，而且还在这一年雕刻出用于印刷的木版。如果我们假设这个项目始于1714年，那么从翻译、编辑、刻版到最后印刷，只花了一年的时间，这是一段非常短的时间。
　　然而，据我所知，耶稣会士对这些翻译只字未提；否则，欧洲人是不太可能不知道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当蒙藏学者忙于翻译时，耶稣会士仍活跃在北京，他们还深入参与了康熙皇帝的数学教学以及清朝朝廷下发的调查任务。从利玛窦时代开始，他们通过写作来提升自己在中国特别是在朝廷的地位和重要性，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在传达宗教信息。现在，通过翻译，他们的作品可以接触到比他们预期还多的潜在读者。他们怎么会不知道这些计划呢？如果他们参与其中，这些翻译将被认为是耶稣会士的成就之一，因为他们利用科学作品作为宣传宗教的工具。
五、《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文译本》的文本情况
　　首先，这不是一部单篇作品。它由[37]卷组成，包含了耶稣会士科学工作的所有部分；从三角学、计算表和数学表到星图。目前涉藏地区至少有《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文译本》的三个抄本，其中两份抄本保存在安多的拉卜楞寺，另一份是复印本，保存在拉萨的布达拉宫；目前，它们都还没有公开发布。我有一本不完整的布达拉宫版，而且是页码都打乱了的活页(ལྡེབ་འཁྲུག)，由900张对开页组成。每一对开页的左角为藏文数字字符，右面为汉文数字字符；每个标题都有梵文字母的藏文音译。例如，前两个标题是《太阳轨道卷》，每一面都有藏文字母，它们是梵文的音译：ཀ，ག，然后是གྷ和ང。但是，ཚ，ཛ，ཛྙ和ཉ这四个作品却没有。除了ཏ的最后四页，其他的都没有。在本文的最后，我以表格形式列出了这些作品的藏文标题、它们可能的汉文原始来源、英文翻译以及对开本编号。
　　虽然我成功地找到了《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文译本》的一些原始来源，但许多仍然不为人知。在我能认出的地方，我标注出它们的汉文名字和它们在《四库全书》中的卷次及页码，我使用的《四库全书》版本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5]。如果我们懂汉文，可以很容易识别作者和编者，因为许多学者已经研究过这些文本。例如，《太阳轨道卷》的两个标题翻译自《日躔表》，它们是意大利耶稣会士罗雅各(1593-1638年)[36]为计算太阳运动而写的，这些标题可以在《四库全书》第788卷(第392-429页)中找到。
　　在我无法确定汉文原始来源的作品中，有卷三十五的《七耀详细笔记》(གཟའ་བདུན་ཕྲ་མོའི་ཟིན་བྲིས།)。黄明信、陈久金在他们1987年的研究中将此作品鉴定为《七耀细记》[37]。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汉文文献中，我还没有找到类似的汉文标题；所以这可能是藏文标题的直接翻译，而不是一本真正的书。正因为如此，后来陈久金认定这部作品为《新七政细草》[38]。他认为这可能是中国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年)的著作，梅文鼎著有《七政细草补》。然而，我的初步研究表明，《七耀详细笔记》并不是《七政细草补》，所以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同样，我也无法确定卷三十二《天空测量描述》(གནམ་དོན་གྱི་ཚད་བཤད་པ།)的原始来源，而且也不确定它是否是耶稣会的作品。紧随其后的《恒星比例尺绘图描述》(སྙོམས་ཚད་སྐར་མ་ཐམས་ཅད་ཀྱི་རི་མོའི་བཤད་པ།)是附在已确认的星图上，这篇文章肯定是耶稣会的作品，因为它描述地球与星星的关系是椭圆形的圆圈，而且这肯定是一部欧洲作品，因为它特别提到了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年)1673年的星图[39]。
　　这部作品中最有趣的部分是卷十三至卷二十一这九卷的标题，都为《交食表》(བསྣོལ་བར་འཛིན་པའི་ངོས་འཛིན།)。其中还包括两个作品，一是对数学图表的说明，一是对如何使用这些作品的说明。除了这些数学图表及对这些表的两个说明外，还有另外两个标题：卷二十三的《增交食表图》(བསྟན་པའི་ངོས་འཛིན་གྱི་འབྱུང་ཁུངས་ཀྱི་རི་མོའི་བརྗོད་པ།)和卷三十六的《交食细录》(བསྣོལ་བར་འཛིན་པའི་ཟིན་བྲིས་ཞིབ་མ་ལ།)。很遗憾的是我也无法识别这些表格的汉文来源。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作品都是基于耶稣会士的作品；浑天仪的图纸和描述是欧洲的。例如，地球是球形的描述是基于欧洲风格的浑天仪，并把角度计算为360°。所以这些添加表和描述性注释最初是欧洲人的作品。
　　同样，我也无法确定《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文译本》最后一卷的来源，最后一卷的标题为《三角法表识别》(རྣམ་པའི་བཀོད་པའི་མཛད་པའི་ངོས་འཛིན།)，是一个数学表[40]。
六、这些作品的意义
　　这些作品在涉藏地区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意义。首先，它提出了关于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历史及其影响的问题。耶稣会的活动似乎符合一种直截了当的双向交流模式；耶稣会传教士接受了欧洲新兴的科学知识，然后把一些科学知识带到中国，同时把中国介绍给欧洲。但是，耶稣会作品的藏文翻译表明，这种双向模式应该重新被审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著作表明耶稣会士的使命可能对藏族和蒙古族的思想史产生怎样的影响。但这些耶稣会作品的藏文翻译表明，耶稣会传教的影响之大，这为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历史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第二，几个世纪以来，西藏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最神秘、最禁止进入的地方。在20世纪初英国入侵西藏和20世纪中期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学者们认为欧洲的科学知识从未到达喜马拉雅山脉。而这些藏文作品的存在表明了这种观点并没有反映出藏族地区思想文化的真实情况。因此，这段历史为西藏思想史及其与欧洲科学史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历史和知识层面的问题。
　　第三，这些作品对藏传佛教界，特别是安多地区佛教界产生了一系列巨大的思想影响。这些作品在18世纪初被翻译后，1744年，北京雍和宫一位博学的藏族学者写了一本手册，名为《汉历中以大都北京地区为主的日食测算》(རྒྱ་རྩིས་ལས། རྒྱལ་ཁབ་ཆེན་པོ་པེ་ཅིང་དུ་གནས་པའི་ཡུལ་གྲུ་གཙོ་བོར་བྱས་ཏེ་ཉི་ཟླ་གཟའ་འཛིན་བརྟགས་ཚལ།)。这本受耶稣会启发的关于日食和月食的手册成为藏族学者学习的对象。从1744年开始，受耶稣会启发的时宪历成为安多地区的官方日历。不可避免的是，所有这些影响都会为耶稣会的中国传教史以及藏族思想史带来一些新的历史和知识维度。然而，详细讨论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超出了这篇介绍性文章的范围，但仍是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