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超自然民间信仰习俗谈

 每一个民族，必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独特个性。从民族角度看，这是民族的个性，从文化角度看，这是文化的民族性。“民族是指人们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共同地域是客观的，随着民族的组合、迁徙等，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共同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的手段；共同文化心理是主观的，是大家认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是维系民族存在的纽带。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很大的稳定性。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为了能够生存和发展，必须结成一定的普遍联系。人的群体结合除了生存需要及相关的经济利害关系之外，还需要寻找一种精神的、感情的纽带，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和保障，也是更持久的。构成这一普遍联系基础的，正是维系成员之间关系并成为人们生活指针的文化准则和生活原则。文化准则和生活原则既是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体现，也决定了人们之间的联系方式即社会制度、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风貌等，是这一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个性所在。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从人们共同体这方面来考虑，各部落集团，或部族、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心理因素、风俗习惯、喜爱传统，他们的遗存当然会各有自己的特点”。
    “信仰”（Belief）是对某种观念或物质的真实的相信。因此，“信仰”是一个意义广泛的词，可以被划分为很多不同的形式——可以是概念化的，可以是行为化的。作为信仰的一种，超自然民间信仰和其它被文化传统给予更多肯定的信仰形式一样，其形成存在的本身并不带有非理性的、非真实、或非科学的色彩。当信仰者持有某种信仰时，他们的行为并非无据可依。相反，信仰者往往依据理性的推理过程，或从文化传统、知识、亲自经历等途径中建立这种“超自然民间信仰”。我们认为，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很难割裂，并相互依赖或融汇而存在。一件平凡的事或物，一旦罩上天地的色泽，便成为信仰与崇拜。
    藏族的民间信仰习俗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族民间的信仰习俗无疑留下了较多的延续性影响，以致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杂居既久，也就随乡入俗了。随着现代文明的一步步推进，城镇藏族居民的信仰习俗正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只有广大牧区、农村，至今仍保留着本民族的许多诸如色彩崇尚、灵石崇拜、生殖崇拜、山神崇拜、吉祥符崇拜等传统的超自然信仰习俗。
    色彩崇尚 色彩崇尚从一个方面深刻反映了藏民族的文化心态。在藏民心目中，色彩崇尚的首选是白色。白色是同美好、高尚、纯洁、光明、善良、真诚等概念紧密相连的，是吉祥如意和欢乐喜庆的标志。
    藏族的尚白习俗是本民族古老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原始苯教徒穿白色禅裙，头戴白色缀青边的被称为“白顶盛冠”的高帽。仁慈的女性菩萨中，第一位便是白度母。善法被称作“白法”。《格萨尔王传》及其它许多民间故事中，以白人、白马、白鹤、白云、白牦牛、白狮子等代表正义、善良、高尚的人、军队或事情，这便是藏族尚白的灵魂。它所反映的是藏族人民的欲求和智慧，是潜意识暗潮的涌动。
    时至今日，这种尚白习俗仍在广大藏区程度不同的绵延承袭。只要留意，无处不见白色崇拜的印记。过新年时，门窗和木质家具上用白面点白点或划白线。大年初一清早，用掺了牛奶的水洗脸，这种水称“白水”(安多藏语称“曲尕鲁”)。据说岁首用白水洗脸，可望一年得好运。贵客临门，主客双方互赠雪白的哈达，以表达彼此间真诚、纯净的善意。姑娘出嫁，坐骑必是白色的乘马。如遇大雪纷扬，山野披银挂素，则被认为是美满幸福的吉兆。白羊毛属吉祥之物，结婚时务必拴在酒壶和礼品上，在壶嘴、碗口贴白酥油一小片。给尊贵的客人侍奉手抓羊肉，羊尾巴处须留一绺白毛，表示对客人的敬重。祭祀“拉则”插箭时，要在箭杆上系一束白羊毛，供神煨桑时扬撒糌粑面。田地里立三块大白石，旁边放许多小白石。夯筑土墙时，墙垣上部用三块白石为一组，呈一条点状白石饰带。屋顶的四角、门头供大小不等的白石。在崎岖的山坳、隘口，常常可以看到飘荡的白经幡和丘形嘛呢堆顶端的白石，僧俗人等下马脱帽围转,祈求上苍的恩惠和神灵的佑助。在民歌中常用洁白的雪山来比喻高贵，用纯白的牛奶来表达诚挚。就连人死后也要请“宁古喇嘛”指引白色的光明大道。藏族服饰中，白色是常见的颜色之一，男女多着白色上衣、白羊皮袄、白麻布衫、白羊毛褐衫。藏族之所以崇尚白色，是因为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接触白色最多。那白云、雪峰、羊群、牛奶，使他们由衷地崇尚大自然赋予的白色之美。
    藏族亦爱与白色反差强烈的黑色和深沉而古拙的褐色、墨绿、藏青等颜色，还十分敬仰金黄色和紫红色。他们用蓝、白、黄、红、绿五种色彩装饰自己，美化生活。衣服的襟摆、袖口、领边几乎全是这五种颜色，绚烂丰美。佛寺建修更是堆红叠绿，五彩缤纷，油漆绘画用色偏爱暖色调，鲜丽浓重，显出一种粗犷、豪放的美和外向的性格。在宗教生活中这五种颜色更是随处可见，飘扬翻飞的经幡，以上列颜色递增的彩布印上经文及宗教图案，挂于道路要口，悬于山林村寨，还有一种献给活佛和迎亲时饰箭的五彩哈达。藏族在审美习惯上认为蓝色像天空，静穆、深远；白色像云絮，洁净、清纯；黄色像土地，富有生气与活力；红色像火焰，充满热情和勇性的力量；绿色像江水，意味着生命和富有。这五种异常单纯的色彩与青藏高原的纯净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是藏族人民独特审美感受观念和情趣的浓缩，充分显示了藏族人民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强烈、质朴的思想感情。
    藏族认为，黄色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含有丰收和富贵的意思。黄色还代表着佛祖的旨意和弘法恩典，至为崇高神圣。只有活佛、高僧大德才能披挂黄色袈裟，黄色哈达也只能作为朝拜佛祖的敬谒礼品，而平民百姓绝对不允许穿戴黄色衣物、领受黄色哈达。这种尊崇黄色的审美心理，无疑是宗教影响造成的。
    灵石信仰 灵石信仰是中国各民族，乃至世界诸多原始部落自然信仰的一种普遍形式，尤以巨石崇拜为广泛。一些巨大的山石既是朝圣者赎罪的场所，又被当地的村落视为神石，特别怪石耸然，也容易引起石中寓有神灵的幻想。山石不寻常的外貌及人们生活上的效用，又往往是唤起先民崇拜它的原由。石块，其实是巨石的缩小，是神山的一部分。
    在藏族聚居区，不论高山隘口、江河渡口，或村寨道旁、田园寺庙，凡与生活、劳动、行旅等紧密关联、且能寄托人的意愿，满足人们崇拜、信仰需求的地方，都可以看到由大小不等的石头集垒起来，具有灵气的塔形石堆，这就是嘛呢堆，藏语叫 “朵本”或“本尕”。每逢吉日良时，许多善男信女一边煨桑，一边往嘛呢堆上添加石子，为来世造福。
    石堆本是藏人早期灵石崇拜的遗俗，是在原始自然崇拜的影响下创造出来的信仰民俗，它不仅具有战神的特征，而且还是藏族众多保护神之一，过路人每在石堆上添加一两块白石或其它石头，以此来表示自己对神的虔诚和恭敬。相传在创世时代，人们于冰山地带垒了两个巨大的石堆，以防雪崩带来灾难。但它却被后来的苯教徒认为是“两尊人间守护神道路的界标”。又说是“战神的堡寨”、地神的路标，人们路过时需绕行一圈，口里不停地念诵赞词，乞求神灵保安。之后人们便在自己的地区和村庄内垒筑这种石堆，说这是当地强大的战神的路标，然后又在湖旁或山岩下垒筑，说是给地方战神修的路标。这乃是苯教思想在形式上的张扬。所以崇石文化是一种公益事业与信仰活动的交织体。之后，由于藏传佛教的融入，将刻凿六字真言的石块置于其上，插以经幡，遂成为过往行人巡礼的嘛呢堆。
    嘛呢石，指刻有嘛呢 (六字真言)字样或神佛形象的石块，是广泛流传在藏地民间的一种祭祀神佛的圣物。嘛呢石与嘛呢堆皆属超自然灵石崇拜的延伸，是苯教信仰与佛教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
    有些地方的藏人在屋顶、门顶、窗台以及地中央供奉白石；高大的墙体上，用白石砌出“雍仲”（卐）字形或其它吉祥图案。他们崇拜白石是雪山的精华、家庭的保护神、田间和庄稼的守卫神。那屹立的白色巨大山石乃是龙女、神女的化身。对白石的供奉，显然是尚白习俗与灵石崇拜的紧密结合。屹立在大夏河畔的“长石头”，传说是由沙沟寺主幻化而成，引得善男信女前来顶礼膜拜。石雕楼、石棺葬、嘛呢石刻、黑白石子占卜，有些牧民人家的帐房里供奉用来狩猎、放牧、战斗用的装有石子的“乌尔朵”，都是灵石崇拜的具体表现。
    石头是藏民族的象征，是先辈们的纸张，是先辈们的画布，是先辈们的灶台，是先辈们的砖瓦。它作为人类早期文明的一部分，更早蕴育在了青藏高原这块神圣的土地上。筑嘛尼堆，一是表示对神的敬畏，二是使其居有定所，不到处游动伤人，三是警示人们避让，免得冲撞神灵。嘛尼堆意蕴的建立及传播，对人们的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协同人们的心理，并作为共同的遵守，维护共同的秩序。
    人类文明发端于对石头的运用。在原始社会里，石头的功用非同一般，它既可打制从事生产劳动的工具和用来打击野兽、抵御敌人的武器，也可造屋建城，还能磨粉配药。为此，考古学家便将这一时期命名为“石器时代”。石头在人类文明史上曾写下了光华四射的一页，无怪乎古人对它崇拜得五体投地。我国大多数民族都有石头崇拜的风俗，凡是凸兀矗立于村边路旁的怪石磷岩，都会引起一种崇敬之情，如汉族除女娲炼石补天、女狄吞石生禹、涂山氏化石生启外，还有蚩尤铜头啖石，后又衍生出巫山神女峰、乞子石、望夫石。连《西游记》中的孙大圣也是从灵石中产生的。在这许多动人的神话传说背后，横亘着我国远古时代人们对于灵石崇拜的一种严肃的礼俗。
    藏人珍爱奇石，越是稀有的怪石越具有宗教意义，视为圣石。藏地佛寺里大多收藏着自然天成的图形绮丽的石块，藏人的头饰、项饰多是用珊瑚石、玛瑙石、化石、美石串缀起来，可以说玩赏文石也是藏人的一种特别嗜好。
    生殖崇拜,生殖崇拜是一切崇拜中的最根本崇拜，由此产生的崇拜文化，是所有艺术的根源与基础。甘南境内有数处原始生殖崇拜的遗迹：临潭、卓尼两县的一些僻远山寨、村头岗阜之上常见竖立着的柱形红砂岩石，下部筑一圆锥体底座，两边各置一块鹅卵石，状如一具勃起的男性生殖器。卓尼柳林镇官洛村，红砂岩雕凿成的极度夸张的男根模型，矗立村头，遥遥指向山崖裂缝、沟壑壕堑(隐指女阴)。村民们年年岁岁维修祭祀，埋置宝罐，张挂嘛呢经幡；临潭的大石山上高高耸立着柱形天然巨石，人称“石牛儿”(当地汉语对男根的昵称)，四乡群众顶礼膜拜，颇为神圣而神秘；临潭县王清洞(乡民传为“送子娘娘”送子处)，内小外大，洞内凸起一根光滑圆溜的柱石，求子心切的少妇来此触模石头，渴望如愿以偿。每年农历“三月三”，洞前演大戏酬神祭奠。
    显而易见，这种石头在当地人的信念中是圣神的。它既是庄村的保护石，又主宰村民的生育和命运。尽管这种石头的“神性”是被人们所赋予的一种假想功能，但它在村民们的心理和生活上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这是一种十分典型的自然崇拜。当地群众口碑传说认为：该地自然环境险恶，人口稀少且抗病能力极差，生命易殒，尤其青壮年男子往往过早殁亡，影响人口繁盛。为了使地方人丁兴旺、子孙绵延，遂于村头造起一具男根模型，相信它会起镇妖避邪、抑阴壮阳的作用。对男子性器官的崇拜，渊源于古代生殖崇拜之一种，是人类社会进入父权制时代以后的事。原始社会进入父权制，男子在生育中的作用也逐渐被人类所认识，阳具就被当作生命创造者的父亲的权威和力量的象征，还几乎被当作造物主本身的象征。甘南出土的石雕、玉刻阳具和玛曲柯庆岩画中人体阳物，便是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包括神灵崇拜的反映。
    在古代的人们看来，之所以能够生育子女，是由于图腾童胎入居妇女体内的结果。是故，对于女性也理所当然地加以崇拜。特别是在格外信仰因果轮回、转世投胎等观念的雪域高原，女性崇拜成了无比庄严神圣的宗教意识。藏族多女神崇拜：如甘南郎木寺之“郎木”为仙女之意；冶海藏语为“阿玛周措”，意为仙女湖；加茂贡乡之“加茂”谓为“胜利天女”；科才乡的“玛应木”，是“佛母”的意思等，还有甘南出土的高乳丰臀、腹部鼓起的石雕和人头罐形器，无不表现出“母亲”造人、生殖崇拜的主题。
    文明培育了人类的羞耻心。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直接崇拜生殖器官的做法在其它地方慢慢隐没了，遗存下来的则是性合崇拜的变态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风俗习惯。人类聪明地给它披上了保护色，赋予吉祥的解释。民间的夫妻合葬和双龙、双喜、双凤、龙凤、莲生子图案；工艺品中的接吻小瓷塑；还有性崇拜意识的象征形式(戴戒指)、符号(三角形、万字形)、隐语(民间称追逐婚外性生活为“打野鸡”)、游戏(翻花线、套环)等，这些双体动物和人物构图显示出阴阳相合意识的坦率而直观的理解认同。在意识深层内与藏民族的宗教观念中男女合体的欢喜双尊像形式却是不谋而合的，它只是属于更为原始思维意识的产物。
    藏族视金箭为人祖的生命之箭，婚烟的权威象征，永恒吉祥的标志。时至今日，卓尼藏族在新郎娶亲时，女家阿爷赐给一支金箭（竹箭被涂为金色），新郎无比虔敬地把它供奉在自家神龛里，披上哈达。婚礼祝词中也说：“男子的生命依赖于箭，女子的生命依赖于纺缍，我们把他们托付给众神，让箭和纺缍永不分开”。这里所包含的性合崇拜观念，与其它民族大体一致。旧时，在甘南许多地方，在庙会、花儿会期间多发生“野合”行为，即使是封建礼教森严的家族，也很难阻止本族少男少女去赶会。届时，青年男女利用这样的机会，或私订终身，或以唱和情歌、“花儿”的手段步入荒郊丛林。对于这种“不成体统”的“玩”，家长们往往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表现出人们对部落、村寨人丁兴旺的神圣热情。
    当然，今天我们探讨性崇拜遗存，绝不能搞“文化返祖”，目的只是为了认清人类生命与文化的发展轨迹，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可借鉴的实地材料而已。
    山神崇拜 农历六、七月间，季节的脚步伴着姗姗来迟的春风踏进甘南大地，随即夏天飘然而至：草原牧场牛肥羊壮，奶甜茶香；山乡郊野水碧草青，叶繁花艳。这时，各寨村的青壮年男子盛装华服，携带帐篷及酒肉食品，举着经幡，骑马挎箭，浩浩荡荡地前往供奉各自的“拉则”(神山)或“伊卜德合”(地方神)，参加一年一度的祭祀山神的仪礼。当地汉人称这种盛会为“插箭”或“造山神”。石块垒就的圆柱体石垛称“拿”，插起来的箭丛叫“拉则”，表明此处是山神的居所。人们一踏进土门关甘南境界，便会看到高山岗峦之巅的“拉则”，云蒸霞蔚，苍茫迷蒙，给人几许神秘与庄严。
    祭祀开始，人们怀着虔诚的心情煨桑祈祷，敬献箭牌(牌为木制，绘有五色彩云，约六七尺长，上系红绿两色尺余见方之绫绢)，抛撒“龙达”（中心印有驮宝双翅马的纸片，直译为“风马”），整个会场桑烟缭绕，旗幡猎猎，龙达飘飞，吼声四起。所有的人都向“拉则”行礼膜拜，并顺时针转圈行走，迎请山神降临，收取刀箭旗帜和战马，享用祭品，以期山神保佑该地人畜平安，风调雨顺。卓尼藏人“造山神”乃是本村落的集体聚会。届时由本村落德高望重的长者总结一年内自己村落发生的事件，请苯教师诵经祈祷，驱祸禳灾，为释怨而盟誓，还杀一头牛，取心淋血焚于火上，再将肉分割给全村成员，表现出村落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
    山之所以成为神山，苯教徒认为山是“年神”的附着之地。“年”（繳繸繼）是山神的古老称谓，山神就是年神。年神最早有可能是古羌人的羊图腾，《新唐书》说羌人“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为大神”，羝为羱羊（绵羊的原种）的公羊，“大神”者表明其崇高的地位。《说文》解释“羌”字从羊，证明古羌人（或其一部）有过对大角羱羊的图腾崇拜。随着远古时代藏族社会由畜牧业向农业的过渡，对年神由图腾崇拜逐渐转向自然崇拜，遂认定年神为山神，人们对它充满了敬畏之情。年神在古代种类很多，最主要的是黑白两类，居于天空的称“白年”，有太阳年、月年、星年、曜年、云年、虹年、风年等等；居于地上的称为“黑年”，它无处不在，有地年、水年、木年、石年、雪年、海年、崖年、山年等等。它神通广大，能使人畜遭受瘟疫[3]，有时还能呼风唤雨，降下雪、雹、暴雨等灾害，具有无穷的威力。只有进行有效的祭祀，方可平息它给大自然与人类降下灾祸。公元七世纪以后，莲花生大师应邀入藏，先后征服了无数年神。在原有的原始部落神灵崇拜的基础上，注入了佛教文化的内容，将原本隶属苯教神灵族系的山神，改造成佛教的护法神。如，阿尼玛卿山神是拉卜楞寺的主要护法神之一，该寺大经堂正门外墙绘有壁画，院内设有祭坛，长年煨桑供养。藏地多山多水，近山崇山，近水崇水，凡有山处都有神灵驻憩。神山一般是以具雄伟高拔、神秘莫测的品格而得到境内全民族的敬仰崇信，如藏地冈底斯神山、雅拉夏姆神山、诺吉康桑神山、念青唐古拉神山、阿尼玛卿神山等。神山在藏族天梯神话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冈底斯山被认为是一架连接天界的梯子，叫“白雪神山”。而各地崇奉的无数山神，通常则被邻近的部落、村落视作各自的祖先神兼保护神，有部落山神、氏族山神、区域性首领个人的山神等等（这些不同职责的山神在史诗《格萨尔》中比比皆是），如青海果洛上中下三大部落敬奉今久治县境内的“年波叶什哉”山的山神为自己的祖先神；四川甘孜州阿喜色达部落自称是色达草原上最大的神山“珠日”山神的后裔。
    山神的标志——“拉则”，一方面是藏族人部落意识在山神信仰观念中的一种物化反映，另一方面是藏族社会发展轨迹的一种反映物：是藏人先祖于混蒙、野蛮时代，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条件下，对自然下意识的崇拜物，是希冀征服自然灾害的精神寄托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又转变为游牧民族逐水草放牧的地理标记，传递信息的“灯塔”。随着原始公社的解体和私有制的产生，它由地理标记进而演化为私人占有草场、领地的地域界线。同时，“拉则”又被演化为地方性保护神的标志。
    吉祥符卐、卍信仰 吉祥符信仰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特定的心理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信仰观念。原始初民不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将某些自然物视作吉祥，并相信其具有躲避灾祸邪祟而获得吉庆祥瑞的功能，给短暂的人生以永恒。于是，也就成了人们一代又一代向往和追求的对象。在众多繁杂的吉祥符号里，“卐”、“卍”居于永恒独尊的地位。
    “卐”、“卍”在藏语中皆读“雍仲”。“卐”为藏传佛教的吉祥符，“卍”为藏族本土古老宗教苯教的吉祥符。二者的区分是极为严肃严格的：前者的十字形横竖线四端呈轮形向右旋转，后者则恰好相反。无论绘制形符、转佛巡礼都必须按教属认真进行，不容混淆。我们如去某寺院，必先弄清它属哪个教派，胡乱左右旋转其经轮或绕寺巡礼，必遭白眼。
    苯教创立之时，使用的文字被称为“雍仲神文”，所处的地方叫作“九级雍仲山”、“雍仲沙丘”，教名曰“雍仲苯”。教祖辛饶米沃手持嵌有“卍”纹样的禅杖，是启迪文明的黎明使者。苯教寺院的修建选址大多与天然自生的雍仲有关，以增强苯教的神秘性而倍受人们的崇信。在苯教的认识论哲学中，善魂是永生、永恒的存在，“卍”在苯教观念中作为“永生”、“永恒”、“长存”的标志。“卍”字符号是原始宗教对“火”崇拜的发展，“卍”是熊熊燃烧之火焰形象的抽象化，火即意味着温暖、光明和生命之源，又是看不见抓不住的灵魂的象征，是神灵的气息。就是这个神秘的符号犹如永不熄灭的圣火，在后来的藏传佛教密宗文化中依然随处可见，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十万白龙经》中说，苯教祖师登巴辛饶降世时，天空先出现“卍”般的光明，照亮万里长空，尔后才出现太阳和月亮等天象，所以一直影响到后期佛教对雍仲和日、月的崇拜，佛教建筑亦有雍仲标记。西藏阿里古岩画中就有该图像。
    雍仲在梵文中作Srivatsalaksana(读为“室利靺蹉洛刹曩”，我国古时译为“吉祥海云相”)，意为“胸部的吉祥标志”。佛祖释迦牟尼胸前即佩戴雍仲符号，佛门弟子解释此为“万德吉祥”之“瑞相”。佛教创立，雍仲即为梵天家之吉祥，凡画佛尊，必画雍仲图形。《佛学大辞典》称，佛经以此作三十二大人相之一，其第二十八相，“胸表万字”即指此，视为功德圆满吉祥云海之义。当今佛教文化研究中，对雍仲符号的解释众说纷纭，有说其表“坚硬金刚”之义，也有释为“智慧的结晶”之义。还有一种说法，有婆罗门教所记载，为其大神毗湿奴的胸毛，后用于佛典，后进一步演变形成释尊专有的“八十种随行好”之一（又有一说：佛足趾端有“卐”字纹，五趾相次，各有如眼）。佛经说“佛眉间白毫右旋婉转”，所以佛教以右旋为吉祥，僧徒礼佛，必“右绕三匝”，是故，凡绕佛塔、转经轮等，莫不如此。
    雍仲符号并不是藏族或别一个民族所专有的吉祥符号，它是遍布于世界的远古人类共同使用的具有神秘性、权威性的图形，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由谁来首先使用，今已无从考证。但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古印度、古波斯，甚至古希腊都曾有过一个时期将雍仲作为一种咒符、护身符和宗教的标志。印度河谷出土的公元前二千年的印章上即有右旋和左旋的雍仲符号；两河流域亦曾出土史前的有右旋雍仲图案的实物。在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等宗教典籍中都有将其作为“瑞符”的记载，都曾用它作“护符”标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纳粹德国的党徽也是这种左旋符号。
    雍仲在我国唐代武则天当政时，把它的读音定为“万”。唐慧苑《华严音义》记载了此事：雍仲符号本非汉字，“周长寿二年，权制此义，音之为万，为吉祥万德之所集也。”从此，“卐”字象征吉祥、幸福、光明、神圣等，一直受到汉族人的普遍喜爱，君主用它象征自己的天下万代兴盛，官宦用它象征仕途顺利、子孙承祚，百姓用它来企盼子孙绵延、福寿安康。
    雍仲符号在我国民间，多以图案的面目出现，如藏、汉族人喜穿的“卐字锦”衣料，纹样为“万字流水”，是将“卐”字四端伸出，连续反复而绘成各种连锁花纹，意为绵长不断。还有长脚“卐”字、团“卐”字等，意为“富贵不断头”。“卐”字还与变体“寿”字融合而成“如意团万寿”等各种图案，多用作衣料、建筑、绘画、帐篷绣花的装饰底纹，寺院建筑、雕花木器、钟鼎香炉以及民居家具、门窗上的木格子也用万字形装饰。藏地人们将雍仲画在新屋的房基上，以示坚固耐用，画在门上可以驱邪避凶。
    这里，有必要指出，藏族民间信仰文化的上述现象可能起源久远，但作为青藏高原上的人们共同体所共同认同而贯穿于他们日常活动的各个方面的信仰文化体系，则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才形成的。藏族超自然信仰文化体系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所在，一个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是最容易消失的，也是在不停地变化的，社会政治制度是较长久的，而宗教信仰、价值体系、文化传统等精神文化成果是最长久的。对这些观念、价值、传统的认同是决定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的根本所在……一个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文化就被该民族所继承、发展，延绵不断，民族文化没有了，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